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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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蕉嘤辏终艿停鲜┎誓唬炔豢醋堂曳眩停貉彩∷且兀狼宄咀阋印８枚礁溻两＃�38）又闻前次南巡时，浙省办差，至有当商捐费者，著再行晓谕，严加禁止。谕曰：朕清跸所经，观民问俗，关政治之大端。即动用数十万正帑，亦何不可，而必取给予捐项乎？岂朕巡行本意？（39）
未久，阿睦尔撒纳叛乱，遂以“江南水灾亟宜赈恤”，降旨停止明春南巡。俟明岁西成有秋，该督抚等再行请旨。（40）
至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以江浙等省督抚联衔奏请，降旨明春再举南巡之典。尹继善另折又称栖霞胜景颇多，已经酌量增修，恳求陛见，将各处工程绘图呈览，准其来京。（41）山东巡抚爱必达亦奏陈修建长清县地方灵岩寺行宫，据称其地“泉石佳秀，树木苍古，明春南巡似可稍供清览”。奉朱批：“成事不说，然何必如此？非朕所喜也。”（42）
又谕：
明年南巡。……莫又令其修饰外观。以致有卢鲁生之流。（43）
对往年之事，仍耿耿于怀。也许对南巡的奢华，还是存在许多潜在的批评吧。
二次南巡与头次行程大同小异。只是到天妃闸阅木龙，念起原任大学士高斌的好处，如于毛城铺设立水志，至七尺方开，后人不用其法，因有孙家集夺溜之事；至三滚坝泄洪湖盛涨，坚持堵闭，是以数年之间，下游州县，屡获丰收；而仅因一点过失，就给了他严重处分，因谕：高斌功在生民，自不可泯，要其瑕瑜自不相掩，在本朝河臣中，即不能如靳辅，而较齐苏勒、嵇曾筠，朕以为有过之无不及也；可与靳辅、齐苏勒、嵇曾筠一并祠祀，以昭国家念旧酬功之典。乾隆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将高斌列五督臣中。
二月，发生了随从兵役武备院披甲人拉住殴船户卢四身死一案，按律应拟绞监候。著改为立绞，令随从兵役人等，知所炯戒。武备院官员，交部察议。（44）
四月，南巡途中，又发生于荣焕倚恃内监僧人，因在街市出言戏侮巡检，复于公堂咆哮，被发往黑龙江安插的事件。（45）
近年以来，皇上对大臣是越来越威严了。不但动辄得罪，而且几乎一点好脸色也不给。一旦“获罪”，不是撤职，就是拏解审讯，家产抄没，毫不“姑容”。即使准部阿睦尔撒纳“负恩背叛”一事，恐怕也未始不是皇上过于严厉，“驾驭不当”的结果呢。（46）
似乎皇上这时的目标，已不在这里，而集中在那些地方大吏身上了。可谓是威也使足，强也争足。
9．南巡风波，彭家屏案
乾隆二十二年初春，经历了头年特大水灾的河南、山东、江苏三省毗邻地区一片凄凉景象。然而地方官却无暇顾及赈恤灾民，原因是皇上南巡的车驾即将过境，诸多的迎驾准备工作已经把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了。
豫西一带民情汹汹，有些侠肠义胆的人开始暗中串联，准备当皇上过境之际遮道叩阍。不少乡绅也对州县官吏颇有怨言，希望皇上能了解实情。一月下旬，河南在籍布政使、夏邑县人彭家屏前往山东接驾。恰逢皇上垂询地方情形，彭就原原本本讲了豫西夏邑、商丘、虞城、永城四县去秋大雨成灾，而以夏邑独重；其间巡抚图勒炳阿讳灾不报，实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情况。
听了彭家屏的陈奏，皇上心中不快。也许他对臣下揭露太平盛世的缺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特别是彭家屏，身为本地缙绅，有心邀誉乡里，更难免言之过甚。可畏的是，皇上对他本来就没好印象。认为他乃李卫门下一走狗，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因此深薄其人。
乾隆十六年头次南巡途中，河南巡抚鄂容安奏，绅衿中有倚势抗粮恶习，彭家屏、李肖筠两姓即欠至七千余两之多。二人系藩臬大员，乃妄行逋赋累累，著交部严加议处，所欠积年正供之数，加罚十倍，勒限严追。（47）乾隆二十年，皇帝曾召彭家屏来京面询政事，遗缺江苏布政使派别人顶补，彭“心怀觖望。托病旷官”，返回故乡夏邑养老去了。
这一次彭家屏告发巡抚匿灾，就不免有地方缙绅干预公事之嫌。过了两天，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赴行在朝见，矢口否认夏邑等县去秋成灾。皇上让其带同彭家屏前往豫西实地查勘，表示要公正处理。恰好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奏报去年水灾，特别指出“惟夏邑被灾独重”。这有些出乎皇上意料，但考虑到张师载品行朴实，与彭家屏又素无瓜葛，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而图勒炳阿却奏报说，去年雨水诚然过多，但高粱仍有九分收成，谷豆小有减产，不过二、三、四分不等。建议眼下开仓平粜即可，不必赈济。皇上令其查明地亩，给赈一月。
四月初，皇上结束南巡后，为巡视河工，又顺道深入视察苏北徐、淮两府属下桃源、宿迁、郑州、睢宁等县。所到之处，只见成群结队的灾民鸠形鹄面、衣不蔽体，令人不忍卒睹。这一来他总算对去年水灾有了一点直接的感受。联想到与徐、淮犬牙交错的豫西各县，那里的百姓自不免沟壑流离之苦。为证实这一点，即命随行的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
就在皇帝一行从徐州府向山东境内进发之时，四月七日，忽见有人跪在御道之旁，高举呈状。经讯问是河南夏邑民人张钦、艾鹤年，告发本县县令孙默办赈不实。皇帝颇感不快，既然已命图勒炳阿加赈一月，刁民为什么还敢作无厌之求？于是下令将张钦、艾鹤年解交图勒炳阿审办。两天后，乾隆帝行至山东邹县途次，又有夏邑县人刘元德告御状，诉称很多实在极贫户口并未得到赈恤，请求撤换县令孙默。一起接一起的遮道呈控，而且都是夏邑人所为，使皇帝疑心背后有人操纵指使。审问的结果，暗中主使、商同具词、给予盘费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彭家屏，而是本县生员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皇上特命侍卫成林押解刘元德，交图勒炳阿深究主谋，严审具奏。与此同时，又降下一道谕旨，让夏邑等县百姓静候赈恤，即便地方官奉行不善，也要待该官上司查明参奏，不得借端妄诉。他还打了一个比喻：“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朕岂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而抗其父。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但是，“祖父”一旦通过自己的耳目发现了事情真相又当如何呢？
四月十八日，在德州行宫，观音保风尘仆仆返回奏报此行密访的所见所闻：夏邑等四县系连年受灾，去秋大水，有如雪上加霜，穷黎惨状真令人不堪入目。观音保办事很精细，他在夏邑买了两个小孩，统共用钱不足五百文！还拿出两张卖身契恭呈御览，作为此次微服访察的有力佐证。
面对确凿事实，皇帝于当天降旨将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效力赎罪；夏邑、永城二知县亦革职拿问，以为讳灾者戒！同时通谕夏邑等四县百姓：巡抚、知县的罢斥，并不因有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遮道呈诉。彭家屏令就近还家，不得以乡绅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从严交山东巡抚鹤年审办。
两天以后，情势急剧逆转。四月二十日，侍卫成林回奏，抵夏邑县后传讯段昌绪，段拒不到官，知县孙默亲赴段家查拿，在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清檄文抄本。只见段在一段话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彼夷君无道，好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要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深感夏邑闹赈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于是立即采取了下面几项措施：一、图勒炳阿不必革职，仍留河南巡抚之任，理由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二、夏邑县知县孙默“能查出此事，尚属能办事之员”，与永城知县一并不必革职拿问，各仍留原任；三、命直隶总督方观承驰驿前往，会同图勒炳阿追查段昌绪“伪檄”抄自何处，穷究审办；并前往彭家屏家查抄，是否亦有“伪檄”。
四月二十六日皇上回銮至圆明园，第二天召见九卿科道，彭家屏也以戴罪之身奉谕参加。在皇上的严厉质问之下，彭家屏交代，家藏的明末野史及抄本小字书若干种。六月六日，经军机大臣、九卿、科道会审，彭家屏拟斩。上谕：“彭家屏本应斩决，但所藏之书，既经烧毁，罪疑惟轻，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彭家屏所供的几种明末野史并非彭家秘藏的海内孤本，法司定罪时，完全可以找出这些书籍，检查其中是否有“诋毁悖逆”之词。如《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等书或记明末事，或记南明弘光朝事，对清人绝无诋毁悖逆之词。至于《豫变记略》，写的是所谓“闯贼之祸”，更与清人无干。皇上却说彭家屏极有可能作了“批阅评点”，岂非“逆亿”？
本年七月，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为置彭家屏于死地，奏称他曾刊刻了名为《大彭统记》的族谱，内容“甚属狂悖”，这就为杀彭提供了借口：以《大彭统记》命名，这与累朝国号有什么区别？而该族谱凡遇庙讳及御名皆不缺笔，这最后一点，皇上特加说明：“朕自即位以来，从来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屏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者可比，其心实不可问！”因其“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从宽赐令自尽。
彭家屏的家乡却收到了某些意料不到的实惠：夏邑等四县历年旧欠钱粮银谷一并豁免；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亦概予蠲免；派员通盘筹划根治归德府属各县历年受灾之源；彭案了结后，立即调图勒炳阿还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一职；夏邑、永城两个不知体恤百姓的知县仍革职按问。
但皇上处死了彭家屏之后却未感到宽释，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据彭所供，其明末野史诸书俱得自昆山徐乾学家。徐乾学是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外甥，康熙朝曾充《明史》总裁官，家富藏书。也许，皇上从彭家屏案开始，已在认真探索一种将所有诋斥悖逆书籍统统销毁的一劳永逸之计了。（48）
10．其他案件
如果说，彭家屏案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以下几个案件则是有预谋的，也很难说是“文字狱”，还是“朋党案”，或者怀有其他什么目的了。
乾隆二十年旨在扫荡“朋党恶习”的文字狱——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就是这样一个蓄谋已久的案件。
先是，几年以前，皇上已将查办胡中藻诗集一事，特交蒋溥密办，并亲自检查胡中藻诗集《坚磨生诗钞》。本年初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察出速奏；并密令刘统勋亲往甘肃巡抚鄂昌署中，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检，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亦一并搜查封固，驰驿送京。（49）同时，拿审曾为《坚磨生诗钞》作序、刊刻之侍郎张泰开，并派遣侍卫哈清阿等，赴江西拿解胡中藻；复降旨召甘肃巡抚鄂昌来京。
三月，皇上召见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宣谕原内阁学士、学政胡中藻诸罪款，曰：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欺诳，大逆不道，蒙皇考严加惩创，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警惕，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其所刻诗集内如“一把心肠论浊清”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如“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佛灯之难觏耶？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为当今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来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辞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
又训饬在廷诸臣及言官曰，数年来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今惩治胡中藻，实为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寻令将胡中藻斩决，家属免缘坐。原任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