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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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卧儿帝国还带来了新的思想、趣味和风尚。曾长期被蒙古人和帖木儿崇尚的细密画，如今受到了新统治者的青睐，他们从远方各地聘请艺术大师前来创办美术学校。观看赛鸽和柔术表演——两项在中亚地区颇受欢迎的消遣活动——成为一种潮流。
建筑风格和花园设计的革新更为显著，来自撒马尔罕完美的建筑和园林艺术风靡了整个新帝国。这些建筑成就在今天仍然可以得见。胡马雍位于德里的华丽墓地不仅延续了帖木儿时代的风格（由布哈拉的一位建筑师设计），更标志着印度历史崭新时代的到来。同时引进的还有园林风格：将建筑与环境巧妙融合，显然是受到了中亚的影响。在繁华的拉合尔，到处都是新建成的纪念碑和精心设计的广场。凭借本身拥有的巨大资源以及有利的全球局势，莫卧儿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帝国，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帝国的新首都法地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建于16世纪下半叶，其豪华程度充分展现了帝国的无限资源和皇家理想。精巧设计、由红砂岩建构的庭院楼阁融合了波斯、中亚和印度的建筑风格。来访者若在这里受到接待，便不可能再对当地统治者的权力有半点质疑。
一座最为著名的纪念性建筑可以成为欧洲财富大量流入亚洲的佐证，那就是沙？贾汗（Shah Jahān）在17世纪初为他的妃子阿姬曼？芭奴（Mumtāz）所建的陵墓。在妃子去世的那天，沙？贾汗向穷人施舍了大量的金钱和食物。在选定一个最佳葬礼方案后，沙？贾汗拿出相当于今天几百万美元的资金修建了一座圆顶建筑，随后又花了几百万美元，用最好的镀金工艺和数不尽的黄金来装饰墙壁和圆顶。陵墓两侧建有“顶着华丽天篷”的亭子，亭子周围又有花园环绕。附近市场的税收则被拨出，用以陵园日后的维护和修缮。
对许多人来说，泰姬陵（Taj Mahal）是世上最具浪漫色彩的建筑，充分展现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深的爱，但它同时也反映出其他内容：环球贸易给莫卧儿统治者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使他有财力向自己可爱的妻子表达深刻的思念之情。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世界轴心的重大转移，此时欧洲和印度的财富都是以南北美洲的付出为代价的。
沙？贾汗对妻子去世的哀思，与不久之前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件形成了完美的对应。玛雅帝国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同样非常繁荣。“那时的人们都十分健康，从不会有骨痛的毛病，也不会发烧，不会得水痘，没有胸痛，没有肺病。那个时代，人们的发展井井有条。后来欧洲人来了，他们改变了这一切。他们带来了很多可怕的东西。”一位作家在此之后不久写道。在美洲发现的黄金和白银被运到了亚洲，就是这种财富的再分配促成了泰姬陵的诞生。这不得不说相当讽刺，印度（India）的富强竟然是以地球另一端的“印第安人”（Indian）的苦难为代价的。
靠着白银的流通，几块主要大陆已经紧密相连。白银吸引着许多人到新世界去寻找财富。在16世纪末，一个游历至波斯湾霍尔木兹（Hormuz）的英国人记述说，该城到处都是“法国人、佛兰德人、日耳曼人（Almain）、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拿撒勒人，土耳其人和莫尔人（Moor），犹太人和非犹太人（Gentile），波斯人和莫斯科人”。在极具诱惑力的东方，吸引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前往的不仅是商业利益，还有挣钱更多的工作机遇。在波斯、印度、马来半岛甚至是日本，炮手、向导、领航员和船长都不难找到工作机会。那些想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人——逃兵、罪犯和不良分子——都有新生的机会，这些人的技艺和经历会得到当地统治者的重用。干得出色的人真有可能成为自由王子，比如那位在孟加拉湾和马鲁古海（Molucca）的幸运的荷兰人，“愿意和多少女人跳舞都可以”，“几乎整天”都在“全裸”地欢歌舞蹈、酩酊大醉。
1571年，西班牙人建造了马尼拉城（Manila），由此改变了环球贸易的格局。此番殖民活动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损害要比第一次跨越大西洋的殖民小得多。西班牙人的初衷只想建立一个获取香料的基地，但它很快发展成了一座大城市，一个亚洲与美洲之间的联络点。现在，货物无须先经过欧洲，而是直接跨越太平洋运达，用来支付的白银也同样不需要绕道。马尼拉成了可以买到各种商品的贸易中心。据1600年左右该城的一位高级官员称，这里能得到不同种类的丝绸、丝绒、缎子、织锦和其他各类纺织品。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床上饰品、卧室挂布、被单和挂毯”，桌布、坐垫、地毯、金属盆、铜壶和铁锅一有尽有。锡、铅、硝石和来自中国的火药同样能够买到。还有其他罕见的东西，比如“用柑橘、桃子、鸭梨、豆蔻和生姜制成的防腐剂”，栗子、胡桃、马匹、类似于天鹅的亚洲家鹅、八哥以及其他许多稀有物品。官员接着说，如果我要把市场上能买到的东西全都罗列出来，那将“永远也写不完，纸都不够用”。用当代评论家的话说，马尼拉应该算是“世界上首座全球性城市”。
这自然会影响到其他的商业通道。可以想见，在马尼拉通道建成之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开始出现长期的衰退。这其中有来自国内的经济压力，抵抗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和波斯帝国需要巨大的军事开销，但跨越数千英里的新贸易通道的出现，必定是奥斯曼帝国财政收入下滑的原因之一。从美洲流经菲律宾至亚洲各地的白银数量令人震惊，至少比16世纪末17世纪初此条通道上流往欧洲的数量大得多。新世界流往欧洲的财富开始减少，引起了西班牙某些高层人士的警觉。
白银之路像一根丝带一般环绕世界。贵金属最后都流向了一个地方：中国。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辽阔的疆域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使它成为一个奢侈品生产国，包括陶瓷。由于陶瓷在欧洲大受欢迎，中国甚至出现了超大型的仿制品市场。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造访南京时写道，中国人“素有仿制古董的天赋，能工巧匠辈出”，因工艺精良赚得了很多利润。在中国，有专门的著作告诉你如何鉴别赝品，比如刘侗的作品就能教你如何鉴定宣德铜炉或永乐瓷器。
中国有能力满足巨大的出口市场需求，而且还能相应地提高产量。比如福建的德化县，就成为专门烧制满足欧洲人需求产品的瓷器之都。丝绸业同样得到大笔投资，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商业行动，有利于明帝国资本的迅速积累。有些学者确信，明朝在1600年到1643年间的收入应当是多了四倍以上。
大笔资金流向中国的第二个原因是贵重金属之间的汇率失衡。在中国，白银和黄金的价格比例一直在6：1左右浮动，远低于印度、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白银价格几乎是16世纪初期欧洲的两倍。这便意味着欧洲的白银能在中国市场上购买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的货物，这让他们越来越愿意从中国进口。这种利用不同市场货币差价的做法被当代银行家称作套汇。远东的新来者自然立即抓住了这一机遇，特别是那些意识到中国和日本黄金价格失衡的人，能够轻松地从中谋取利润。贸易商争先恐后地买卖贵金属，澳门的商人们把精心挑选的货物运往日本，只是意在换取白银——据某当事人所说。面对这一发财良机，有些人难掩内心的欢喜。白银对黄金的价格比例如此之高，这让后者的相对价格变得很低，佩德罗？拜萨（Pedro Baeza）写道，如果你在东方用白银购买黄金，然后再带到美洲的西班牙辖区或是西班牙本土，“你就可从中赚到70％到75％的利润”！
白银的大量涌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十分复杂，很难全面评价。不过，随着16世纪和17世纪来自美洲的贵金属流入中国，中国的文化、艺术及学术开始蓬勃发展。画家沈周和“明四家”（明朝著名的四位同时代画家）中的其他三位均凭借自己的作品得到了资助和金钱回报。陆治等艺术家的才能也广受赏识，因为不断涌现而出的中产阶级都乐于提升他们的趣味和品位。
这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时代。性爱小说《金瓶梅》（因书中主人公的名字也被称作《金色的莲花》）不仅是对文学形式的挑战，更是对性爱这一话题本身的挑战。富裕的社会使宋应星这样的学者能够潜心研究，由他执笔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涉及潜水技术和水利灌溉，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人们对儒学的关注也在增长，例如对大儒王阳明的尊崇就反映了身处变革时代的人们对于寻求人生真理的普遍渴望。
近来在牛津大学波德林（Bodleian）图书馆发现的塞尔登（Selden）中国地图，展现出当时中国人对海外贸易和旅行的兴趣，地图还详细描绘了位于东南亚的航道。不过这或许只是个例外，因为和从前一样，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地图仍是以闭塞的眼光看待世界，通常都是北至长城、东到大海。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并不情愿放眼看世界。当然这也跟欧洲在东亚的海上力量有关，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舰队相互对峙，并经常截获中国的海船和货物。中国不愿意参与这些强敌之间的争斗，更不愿意在此过程中遭受损失。因此，面对这一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内收敛，同时继续与他们保持贸易并从中赢取收益。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商业逻辑。
流向中国的大多数白银被用于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完善经济货币化、鼓励自由劳工市场的繁荣以及刺激对外贸易等项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白银的偏爱和重视最后竟成为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此大量的白银经马尼拉流往中国，不可避免地导致白银价格的下降，时间一长自然就会引起物价上涨。最终，白银的价格，尤其是白银与黄金的价格比例，被迫降到与其他地区和大陆同等水平。向世界开放为印度人带来了一座奇迹，却将给中国造成一场17世纪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五个世纪前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比今天来的少。
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著名的《国富论》中所说的那样，“美洲的发现和经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在哥伦布首次探险和达？伽马从印度成功回国之后，世界真的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亚当？斯密在1776年没有写到的是，英格兰如何面对这一世界局势。如果说15世纪90年代的发现及之后的一个世纪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好处都落在了东方帝国身上），那么之后的200年将属于欧洲西北部国家。世界的中心将再次出人意料地发生转移，这一次的机会将属于不列颠——它很快就将荣升为“大”不列颠。
第十三章
西欧之路
世界因15世纪90年代的新发现而发生了变化。欧洲再不是环球事务的边缘地带，而是世界发展的驱动引擎。马德里和里斯本做出的决策能影响到几千英里以外的世界，如同当年从阿拔斯的巴格达、中国唐朝的洛阳、蒙古首都哈喇和林或中亚撒马尔罕发出的号令一样。如今是条条大路通欧洲。
这种局面让有些人深感不快，其中最倒霉的莫过于英格兰人。他们对手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多了数倍；更糟的是，黄金和白银像下雨一样落到西班牙的头上，人们还说这是上帝的意愿。此外，英格兰和罗马教廷的决裂也让人备感绝望。一位16世纪的耶稣会会士写道，“上帝将最高权力交到了西班牙国王的手里”，西班牙的财富“是上帝的决定，主在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各王国的存亡”。
言下之意，新教的统治者因背弃真正的信仰而理应遭到惩罚。宗教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暴力和迫害行动波及整个欧洲。谣言说英格兰即将受到军事打击，特别是玛丽一世（Mary I）去世之后——在她的治下，英格兰可能与罗马教廷重归于好，并服从教皇的权威。玛丽的异母妹妹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年继位，她必须在两方之间像走钢丝一样行动：一方是相互竞争的宗教游说人士，另一方是对愤懑、失意、迫害忍无可忍的叛乱分子。作为一个处在欧洲边远地区的孤立小国，英格兰很难八面玲珑地讨好所有人。1570年，教皇皮乌斯五世（Pius V）在通谕《在至高处统治》（Regnans in Excelsis）中将伊丽莎白称为“徒有虚名的英格兰女王，罪恶的仆人”，并威胁任何服从她或遵守她法律的人都将被开除教籍，于是人们不得不考虑到如何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