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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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各种商品外，还有动物的毛皮贸易。毛皮价格高昂，它不仅可以保暖，而且彰显着穿着者的身份。公元8世纪的一位哈里发甚至做过试验，将各种不同的毛皮进行冷冻，看看哪种毛皮的御寒性能最好。他将若干个容器灌满了水，放在户外的冰冻天气下过夜。“到了清晨，他让人把容器拿进来。所有的容器都已结冰，只有一个包裹着黑狐皮的容器例外。于是他知道了哪种皮毛是最干燥、最保暖的。”一位阿拉伯作家写道。
穆斯林商人能区分不同的动物毛皮，由此确定其各自的价格。10世纪的一位作家提到过从草原进口的紫貂、灰松鼠、白鼬、水貂、狐狸、貂鼠、海狸和斑兔等各种动物的毛皮，以及有眼光的商家如何通过加价赚取不菲的利润。事实上，在某些草原部落，毛皮甚至被当作货币使用，有着固定的交换价格：18张旧松鼠皮值一枚银币，而用单张皮可以换到“一条大面包，足够一个成年男子食用”。这对一位外国旅者来说简直难以置信：“在任何其他国度，一千套毛皮也未必能买到一根豆角。”然而这种货币体制的存在自有其内在逻辑：对一个交易频繁却缺乏能够大规模铸造钱币的中央财政机构的社会来说，拥有一种兑换手段非常重要，而毛皮、兽皮和皮革都很适用于货币尚未畅行的社会。
据一位历史学家说，每年从草原出口的兽皮至少有50万张。不断扩张的伊斯兰帝国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向北通往干草原及森林地带的“毛皮之路”，是7世纪和8世纪大规模征服行动之后几百年间财富增长的直接产物。
因此毫无疑问，接近贸易中心比什么都重要，这样便能够轻松地将动物、毛皮和其他货物运抵交易市场。最富裕的游牧部落必然是那些占据地域优势并能积极可靠地和定居民族长久交易的族群。同样，靠近草原部落的城镇也尽享贸易财富。梅尔夫受益最多，一位当时的作家称，它已发展成了“世界之母”。梅尔夫坐落在草原南端，既能与游牧部落频繁往来，又成为欧亚大陆东西方贸易的节点。用一位作家的话说，这是一座“快乐、精致、高雅、智慧、开放和舒适的城市”。坐落在西部的赖伊（Rayy）以“商业之门”著称，是“地球新郎”和“天造之城”。还有巴尔克，即便在伊斯兰世界也是无与伦比的，它可以吹嘘自己宽广的大道、辉煌的大厦和纯净的流水，外加廉价的消费品——这要多亏繁盛的贸易交流和城内的商业竞争。
像石头扔进水里会荡起波纹一样，最接近这些市场的人感受到的震荡也最大、能获得的受益也最大。草原上率先致富的人，最先感到来自其他部落群体的压力。原本对于最佳牧场和水源的竞争，因为最接近城市和贸易市场的地方的出现而变得更加激烈。这必然导致两种可能的结局：要么冲突升级，走向暴力和分裂；要么完成部落之间的整合。可选择的只有是战争或者合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均衡局面逐渐形成，并为整个草原西部带来了稳定和繁荣。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突厥部落对黑海和里海北部地区的统治。他们被称作可萨人（Khazar），占领着黑海北部的大草原。在穆罕默德死后的几十年内，他们靠着大规模的征服行动逐渐增强了军事实力并不断崛起。他们对穆斯林敌人的有效抵抗赢得了其他众多部落的支持，这些人都愿意团结在他们麾下。这同样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罗马皇帝的注意，他知道与草原上最强大的势力合作共同打击对手，一定会让双方获利。可萨这个同盟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在8世纪初，可萨汗国和拜占庭帝国（对这一时期罗马剩余领土的通称）达成了政治联姻。
在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看来，皇族与外国人通婚非常罕见，尤其对方还是草原游牧族，更是前所未有。因此这场联姻清楚地表明了可萨在当时拜占庭外交和军事考量中是何等重要，以及当时帝国面临的来自东部小亚细亚穆斯林的压力是多么巨大。另一方面，可萨人的首领可汗收获了大量的贡品和荣耀，这在可萨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强化了最高统帅的地位，并为部落内部的等级划分铺平了道路——因为财富和地位都赐给了那些被选中的部落精英。更重要的是，这促使了其他部落逐渐成为可萨人的附庸，并以朝贡的形式换取保护和赏赐。据伊本？法德兰说，可汗有25个妻子，每个妻子都来自不同的部落，每个人都是当地部落首领的女儿。9世纪一份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文献同样谈到臣服于可萨的各部落，只是作者不确定到底是25个还是28个。像波利阿纳（Poliane）、拉的米奇（Radmichi）和塞维利安纳（Severliane）都承认可萨的统治，他们的支持强化了后者的地位，使可萨汗国由此成为西部草原（即今日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上的霸主。
贸易的持续繁荣和长期的和平稳定给可萨社会带来了重大的转型。部落统治者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变化：可汗从日常事务中脱离出来，渐渐向神圣君主的身份靠拢。人们的生活也开始改变：周边地区对农产品（主要由可萨和其附庸部落生产）的需求大幅上涨，水果的长途贸易也同样在增加，原来的小聚集地开始逐渐发展成城镇。
到公元10世纪初，位于伏尔加河下游河口的阿铁尔（Atil）被定为都城，即可汗的永久居住地。阿铁尔拥有众多人口，城市规模非常复杂，仅为解决各种民间纠纷就要设立不同的法庭，由法官来裁决穆斯林之间的争端、基督徒之间的争端，甚至是其他宗教教徒之间的争端。为此还形成了一套机制，专门解决法官无法裁决的案子。
拥有毡帐、集市和皇宫的阿铁尔只是游牧民族改变居住方式的例子之一。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可萨汗国的领土上建立起越来越多的定居城镇。萨曼达尔（Samandar）就是其中之一，城中木质房屋上的圆顶可能就是在模仿传统帐篷。至9世纪初，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来到可萨，他们被任命为主教甚至是大主教来管理当地教徒。在萨曼达尔和阿铁尔等地还拥有大批穆斯林信众，来自阿拉伯的文献清楚地表明，该地区曾修建了大批的清真寺。
可萨人本身也接受了新的宗教信仰，却并不是伊斯兰教。在9世纪中叶，他们决定成为犹太教徒。可萨的使团大约于公元860年抵达君士坦丁堡，邀请教士过来解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自古以来我们只知道一个上帝（即腾格里），他掌管着一切……”他们说，“现在，犹太人让我们接受他们的宗教和习俗，而阿拉伯人又让我们追随他们的信仰，并承诺给我们和平和礼物。”
于是一支旨在劝说可萨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团被派往可萨。使团由康斯坦丁（Constantine）挂帅。此人以斯拉夫名字西里尔（Cyril）行世，因为他为斯拉夫人创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斯拉夫—西里尔字母（Slavs…Cyrillic）。同他的兄弟美多德（Methodius）一样，康斯坦丁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在去往东方的路途中停留了一整个冬天，专门学习希伯来语并熟悉《托拉》，以备届时和同样被邀前往可汗宫廷的犹太学者论战。抵达可萨汗国的首都后，特使们参加了一系列辩论，对手是应邀前来宣传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学者。康斯坦丁的博学多才——这从他平时的生活记录中也可以得见——使他大获全胜。尽管康斯坦丁拥有过人的才智，他那有关基督教经文的演说还被可汗赞为“甘甜如蜜”，但使团的努力仍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可萨首领最终认定，对他的臣民来说，犹太教才是最佳选择。
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出现在一个世纪之后。可萨转教的消息传到了几千英里以外的西方犹太教社会，那里的人很想知道可萨究竟是谁，为什么他们会信仰犹太教。传言说他们可能是遗失的古代以色列支派之一。身居安达卢西亚（al…Andalus）科尔多瓦（西班牙穆斯林地区）的犹太博学家哈斯代？本？沙普鲁特（？asdai b。 Shaprū？）最终和这一部落取得了联系。他很想搞清楚究竟可萨是真的信仰犹太教，或者仅仅是那些希望得到可萨支持的人在大吹其牛、无中生有。当他最后得到确切消息，可萨人真的皈依了犹太教，而且非常富有，“实力强大，屯兵无数”，他恨不得鞠躬作揖、感天谢地。“保佑我们的可汗和豫安康，”他在写给可汗的信中说，“愿他的家族、王宫和汗位千秋万载。愿他的时光和他儿子们的时光与以色列一起延绵永存！”
令人吃惊的是，可汗的回信居然留存了下来。可汗在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他的部落会改信犹太教。可汗写道，改教的决定是由一位睿智的先王做出的，他曾邀请代表各宗教的特使前来讲述他们的信仰。他想出了一个探得真相的办法，于是先问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一些，基督教徒回答说，当然是后者优于前者；之后他又问穆斯林们，基督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这些人先是抨击基督教，然后回答说，两者之中犹太教稍好一些。于是可萨统治者宣布他已有了结论：两者都承认“以色列的宗教更胜一筹，所以承蒙上帝和万能的主的恩典，我宣布选择追随以色列人的宗教，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宗教”。此后，他将特使团送回各家，亲身实施了割礼，并下令侍从、卫士和所有手下人都照做。
然而事实上，犹太教在9世纪中叶就已经向可萨社会发起过相当强度的冲击。据阿拉伯文献记载，早在宗教特使团抵达可汗王宫几十年前，就已有改信犹太教的记录出现，埋葬习俗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改变。除此之外，近期发现的众多可萨钱币也可充分证明，犹太教早在9世纪30年代已正式成为了可萨人的国教。
从钱币传达的信息中我们还能看出，宗教信仰可以通过包装改造来满足各类人的诉求。钱币上的文字捍卫了《旧约》先知的伟大：Mūsā rasūl allāh，意为“摩西是上帝的使者”。从字面上或许还看不出足够的煽动性，因为毕竟《古兰经》中明确规定，所有先知之间没有区别，他们所传递的真主启示都该得到信奉。伊斯兰教承认摩西也尊崇摩西，因此，膜拜摩西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争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穆罕默德作为真主使者的特殊地位仍不可动摇，清真寺里每天五次的祷告中，呼唤穆罕默德的名字仍是人们祈祷的核心内容。于是，将摩西的名字铸在钱币上便是一种颇具挑战性的做法，说明可萨人仍然独立自主，与伊斯兰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与7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和穆斯林的冲突一样，这不仅是战场上的军事作战，而且还是意识形态、语言使用甚至是钱币设计上的斗智斗勇。
事实上，可萨人接触到犹太教可能是通过两条途径。首先，高加索地区自古以来就存在犹太人社群，他们必然受到草原部落经济发展的影响。据10世纪的一位作家记载，当时很多犹太教徒都被劝说“从穆斯林城市和基督教城市”移民到可萨，因为那里不仅正式接受犹太教，而且多数高官贵族也都信奉此教。10世纪可萨统治者和科尔多瓦的哈斯代（？asdai）之间的通信表明，当时可萨正积极招募拉比，修建学校和犹太教堂，以确保正确地传播犹太教义。据许多编年史的记述，当时可萨汗国的各个城镇星罗棋布着犹太教建筑，以及根据《托拉》教义做出各种裁决的法院。
第二个引发犹太教兴趣的因素来自于贸易商人，他们远道而来，只因受到可萨汗国的吸引——它作为国际贸易中心，不仅连接着草原部落和伊斯兰世界的贸易，而且也连接着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无数的资料表明，犹太商人在长途贸易活动中非常活跃，扮演着与粟特人在伊斯兰崛起时期沟通中国和波斯过程中相同的角色。
犹太商人颇具语言天赋，据当时某文献记载，他们能用流利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拉丁语、法兰克语、安达卢西亚语及斯拉夫语”和人们交流。他们立足于地中海地区，但似乎经常前往印度和中国，带回麝香、沉香、樟脑、桂皮和“其他东方特产”。在麦加、麦地那、君士坦丁堡以及两河流域的一连串港口和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