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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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生过两次。

第三个登上皇位的永乐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夺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在起兵的时候，他就大肆制造了洪武皇帝本来要传位于他、建文皇帝只是矫诏嗣位的说法。功成之后，他又大批杀戮了拒绝拥戴他的廷臣和他们的家属。第六代正

统皇帝，在和蒙古瓦刺部落作战的时候被对方俘虏。廷臣和皇太后商量之后，拥立他的异母荣登极，是为景泰皇帝，俾使瓦刺不能以当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为谈判的要挟。最后瓦刺由于无利可图，只好把正统皇帝送回北京。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存在两个皇帝，于是正统被称为太上皇，表面上在南宫优游岁月，实则乃系软禁。7年之后，拥戴太上皇的夺门复辟成功，改称天顺。功成之后，拥立景泰的臣僚受到了残酷的对待。被戮于西市的，就有功劳卓著的兵部尚书于谦。

1587年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很多文官已经预感到如果皇

储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历史的惨痛教训必然会在他们身上重演。今天无意中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将来都可以拿来当作犯罪的证据。就算他们谨慎小心，缄口不言，也可能日后被视为附逆，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这样的危险，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因此，除了接二连三地递上奏章以外，他们还刻印了富有煽动性的小册子和传单，闹得北京城沸沸扬扬。

万历在他御宇的后期，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历史的指责。他与臣僚不和，同时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君主，这已成为定案。既然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现实又无可逃遁，他只能消极无为。然而由于他的聪明敏感，他又不能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极，他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

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订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怠惰。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

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张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辅及老师的控制下作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要忍受各种礼仪的苦闷与单调，这也许是人们所能够理解的。但几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闷尚在无情的礼仪之外。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在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去世以后，礼部立即郑重制定了丧仪，宣布全国居丧27日，臣民全部服丧，帽子上缠以白布。全部京官一律被麻带孝，不许穿着朝靴而代之以草鞋，摘去纱帽的两翅而代之以两条下垂至肩的白布。大小寺院鸣钟3万响，昼夜不息。三日之内，四品以上的官员及其夫人分批整队前去慈宁宫举行礼仪上的号哭，号哭15次，全部人员的动作协调，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响曲。

人们看得很清楚，慈圣太后之被隆重追悼，并不是因为她个人引起了如此广泛而深沉的哀思。她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代表，她的丧仪象征了全国臣民怀念慈母的养育之恩，也表现了他们对皇室的忠悃。不难想象，这些官员和夫人在号哭完毕以后回到家里，由于为这隆重的丧仪所感染，势必要对长者更为孝敬，而全国的风俗乃能更为淳厚。然而万历皇帝却早已丧失了这样的信心。他已经把一切看透，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作为全国的表率，他又必须在每一种仪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现他的诚意。他在过去的生活里付出的精力已经太多了，他已经不再有周旋应付的兴趣，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了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但这并不等于说皇帝有亏孝道，根据当日居留在北京的外国教士记载，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都出于万历的亲手安排。

把传统上规定的天子职责置之不顾，时日一久，万历懒惰之名大著。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惰性来自先天，也有历史学家则怀疑他已经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这些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是下面这样的琐事：万历既已免去了自己参加典礼的麻烦，却在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在消磨时光。每当天气晴和，他一高兴，就和宦官们掷银为戏。他自己做庄家，宦官把银叶投向地上画出的方形或圆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偿还，不中者即被没收。这种细碎的事情表现了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难道说守成之君就无法改造这些凝固了的制度、改造皇帝的职权进而改造他的帝国？似乎也不尽然。在万历之前，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曾经试图这样做过。两人之间相隔约有半个世纪，正德的所作所为，对万历自然不是没有影响的。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时候还不满14岁。他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正德没有对传统屈服，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不臣僚的批评所动摇。与书呆子作对，也许正是他引以自娱的办法。

正德登极未逾两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宫廷内部清规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于皇城中空旷之处，中有精舍、猎房及俱乐部。从此，他就在宦官、倡优、喇嘛以及异域术士的包围之中。如果兴之所至，他也偶然临朝或出席经筵，但更多的兴趣则在于游猎。有一次，他亲自训练老虎，为虎所伤，幸赖亲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于难。

江彬之见信于正德，也在于他的大胆和机警。他身上有箭痕三处，其中有一处穿过面颊直到耳根。1512年，经过皇帝的面试，他就受到宠信，甚至和皇帝形影不离。过去正德已经在皇城里练兵，自从得到了江彬这样英勇的军官作为侍从，操练就更形频繁与正规化。土兵们被分成两营，皇帝自率领宦官组成的士兵为一营，江彬率领从边镇中精选的将士另为一营。部队的服装也与众不同，鲜明的铠甲上系以黄色的围巾，遮阳帽上插天鹅的翎毛，这些都增加了士兵们威武飒爽的气概。

正德皇帝整天忙于练兵，夜间则在豹房和各式各样的人物玩乐。对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冲突，他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在他看来，这种争端是无可避免的，更何况处理这些事情并不是他的专长。

最富有冒险性的事迹发生在1517年。当时鞑靼小王子伯颜猛可屡屡犯边，这一年又率领五万骑兵入寇，围困了本朝一营官兵。皇帝准备御驾亲征，借此体会战争的实况，并且检验几年来练兵的成效。文官们对这一惊人之举竭力阻挠，首先是一个视察长城的御史不让他出关。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解决，他随即下令解除这个御史的职务而代之以一个宦官。他出关之后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即不让任何文官出关。前后四个月，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送信的专使送去极多的奏本，但只带回极少的御批。

当皇帝得胜回朝，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他在事前命令宦官打开仓库，取出各种绸缎遍赏百官，要求他们尽一昼夜之力制成新的朝服接驾。由于过于仓粹，文武官员胸前的标志弄得混乱不堪。原来颁赏给有功的大臣的飞鱼、蟒袍等特种朝服，这时也随便分发。官员们所戴的帽子，式样古怪，由于皇帝的亲自设计。接驾的仪式也来不及订出详细的规定并事先演习。陈列在大道两旁、歌颂御驾亲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标语布幔，因为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官员们只能照写上款，并且不敢在下款称臣。偏偏上天不肯作美，那一天雨雪霏霏，百官鹄立直至夜晚，才看到皇帝在无数火把簇拥之下骑在栗色马上安然驾到。皇帝在城门口下马，接过首辅奉上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驰马赴豹房休息，百官则依旧狼狈地踯躅于泥泞的街头。

皇帝把俘获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宫门之前作为战胜的实证。宫中的银作局特制了纪念这次不世之功的银牌，上附各色彩带。但是他的兴致丝毫也没有带给廷臣以鼓舞。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有的监察官自己责备自己失职而要求解职归田。虽然前方官军的围困因为御驾亲征而得以解除，而且终正德一朝，小王子也没有继续入侵，但是持怀疑态度的文官却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他们强调说，我军伤亡达600人，而鞑靼却仅仅有16人战死。

1518年秋天，正德皇帝要求大学士草拟敕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再次到北方边区巡视。对这项命令，四位大学士都不肯接受。其中有一位匍匐在地，泪流满面，说是宁可任凭皇上赐死，也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情。正德对大学士的抗议置之不理，一切仍然按照原来的安排进行。在征途中，他又降下敕旨，封自己为镇国公，岁支俸米五千石。五个月之后，他又再次加封自己为太师。至此，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高级的文官，位居大学士之上。

第二次的御驾亲征，由于鞑靼始终避免接触，虽然大肆搜索仍然找不到敌人的踪影，只能无功而返，在1519年春天回到京城。这9个月之中，廷臣的抗议先是数以十计，然后是数以百计。廷臣剀切地陈奏，京城无主，随时可能发生变乱。两位大学士提出质问说，陛下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而自我降级为公爵，如果追封三代，岂非要使先皇三代同样地降级？首辅的抗议更为直率，他质问说，所谓威武大将军朱寿究竟是何人？如果并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依法当处死刑。

对这些谏劝与抗议，正德依然不加理睬。他的性格过于放纵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拘小节已经和这些书呆子的观念距离得过分遥远，以致再也无法调和。他喜欢和臣下混在一起饮酒玩乐。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在他的巡视途中，他和臣僚上下不分，以致巡抚在设宴时，他的席位竟没有筷子。事情发觉以后，臣僚们惶恐不已，他却认为不过是个笑话。有多少次他扔下饰有皇帝标志的专车专舆不坐，而去和别人挤在一部民用大车上。在他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满是泥水，就下令臣僚们免予磕头。但是他的好心肠并没有使所有的廷臣感激，有一位翰林院修撰因为没有机会在泥水中挣扎以表示对皇室的忠诚，就在事后写了一封奏折，引用孔子孟子的教训和皇帝辩论孝道。这篇奏折立即传开，执笔者舒芬乃得以名扬史册。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将的才略，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因为他没有让文官参与他的亲征队伍，而武官又不会记录战况。可以确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战役中曾经亲临前线。1518年冬天，他再度亲临西北边疆，正好遇上大风雪，从者瑟缩委顿，他却精神焕发，始终自持武器，端乘坐马，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这些应该认为是难得的长处，在文臣的心目中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帝会放弃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不识字的武弁的地位？这种惶惑以至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仙鹤、鹧鸪、獬豸等等标志、无数的礼仪磕头和“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正德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但却用实际的行动对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所以，当正德在1519年又准备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到南方各省巡视的时候，文官们就再也不能忍受了。全体监察官员联名诤谏劝阻。皇帝照例置不作答，他们就列队跪在午门外要求答复。这件事还没有了结，其他官员已经跟着递上了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