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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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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昭庆不同意,李鸿章也不同意,二人都觉得追击敌人尤其是捻军太危险,搞不好会和僧格林沁一个下场。曾国藩这次来了脾气,下达命令说:刘铭传和李昭庆必须按命令行事!
  刘铭传马上生起病来,而且相当严重,已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李昭庆剑走偏锋,说突然对阳光过敏,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曾国藩气得浑身发痒,他知道,如果没有李鸿章撑腰,刘、李二人绝不敢如此放肆。胡乱在身上抓了几把后,他的癣稍安了一会。摊开纸,酝酿了半天,开始给李鸿章写信。
  他说:“现在淮军一部既归我管辖,那么阁下应该当甩手掌柜。凡有人向你请求,你应该置之不理。如果号令不从我这里出,我要这支军队有何用?当摆设吗?你总担心我对你的将军们严苛,其实我已老了,人一老,就有了慈悲之心。我常担心过于宽大,绝无严苛之理。我现在常存了为父为师之心肠,责骂他们,激励他们,无非是希望他们能有所成就,做一个对江山社稷有用的人。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我现在以你老师的名义和你约定一下,以后对你的淮军将领,除了撤职以外,其他任何事,你都不要过问。如果你认为我的命令有问题,可密函来告,我们再协商。”
  这封信情绪颇为激动,但又不失分寸,李鸿章同意缩手回来,刘铭传如有神助,大病立即好了,李昭庆宣称他也需要透透气。二人都走出卧室,听从曾国藩的调遣。
  表面上看,一切都好,其实艰难还在后头。
  只有苦劳
  曾国藩“四地驻防、机动部队追击”的军事方略其实就是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理论上,这种办法天衣无缝,但实践起来,就发现这是纸上谈兵。
  四镇之间相距数百里,空隙极大,捻军往来穿行,流动自如,纵横驰骋于河淮之间的千里平原上,根本不必和四镇沾边。曾国藩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产生的效果和僧格林沁一样:苦劳无功。
  曾国藩经过多日的反思,重新调整战略:仅留少数弱兵驻防徐州、济宁、周口、临淮,又加了个归德镇,剩余的士兵全部充当游击之师,分数路跟踪追击捻军。
  他本以为这样能收到奇效,想不到仍是徒劳无功。这缘于他部队的质量,1865年初冬时,经过毫无质量的扩充,曾国藩剿匪部队已达七万人,但真能打的只有刘铭传兵团。捻军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刘铭传在山坡出现,捻军马上就在山谷消失。
  不过对于曾国藩的其他游击部队,捻军就毫不客气了。先带着对方绕圈子,绕得对方气喘吁吁,突然调头,以骑兵猛冲,步兵在后面砍杀。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刘铭传兵团四处找捻军,很怕找不到;而其他兵团四处躲着捻军,很怕霉运当头和捻军撞上。
  于是,天下人都看到一个奇异的画面:捻军在各地龙腾虎跃,曾国藩的人马则萎靡不振,焦虑愁苦。
  尤其是河南反对捻军的民众绅士们,对曾国藩这种消极战略大为不解,气愤难平。他们举例说,当年僧王(僧格林沁)睡觉都不下马,一日急行军数百里,追击捻匪,金戈铁马、刀光血影,好不快活,好不惊艳。可现在曾大帅,就像是被霜打的茄子,自他和捻军开战以来,从他那里就从未传出过任何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样打,恐怕……
  这也是慈禧的忧虑,她觉得曾国藩太懦弱了。其实只要她肯回顾,就知道这本来就是曾国藩打仗的风格。曾国藩向来避免短兵相接的战斗,他希望把敌人围死,或者是让敌人来攻,防守永远比进攻的成本低。
  曾国藩曾对人说,带兵的第一戒就是:先保存自己,活下来。离开这一戒,其他都是扯淡。
  在和捻军交手多次后,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我打不了这种仗啊,当初和太平军打,只有在突然遭遇时才偶尔短兵相接,这种场合几年都遇不到一次。可现在和捻军打,只要碰上,处处都是短兵相接,我不擅长这种打架风格!”
  所以当慈禧的圣旨斥责他太过迂缓,不如僧格林沁勇猛时,他平静地“反驳”道:“僧格林沁只是表面勇猛,下场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捻军不同于太平军,我还在琢磨具体的战法,少安勿躁,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他劝人家不要心急,他自己却已心急如焚。驻防和机动部队跟踪追击无法奏效后,他又别出心裁想到自认为很妙的一招:防河。
  所谓防河,就是利用自然河道限制捻军的活动区域,这自然河道包括运河和黄河。
  1866年3月,曾国藩把指挥部从徐州移至济宁,沿途勘察运河、黄河,根据自然地形划出若干区段,由直隶、河南、山东各省的部队和淮军分段设防。
  三个月后,仍毫无效果。刘铭传对他说,捻军现在聚集在河南省沙河、贾鲁河以西以南,咱们应防守沙河和贾鲁河。
  理论上,这是个好计策。它可以把捻军阻遏在沙河、贾鲁河以南以西,然后将其逼向河南、湖北交界山区,在这种地区,捻军的骑兵无法发挥威力,政府大军可将其围困歼灭。
  他的将军和幕僚们都认为这是绝佳之策,端起桌上的碗就要喝庆功酒。曾国藩却摇头叹息,对人说:“人的运有数,可能我的运气用完了。如果这次再有闪失,我离下台就不远了。而我预感到,这次肯定会有闪失。”
  曾国藩会看相,善占卜,但很多时候都会看走眼,占十卦只能准一回。幕僚们认为他一直神经紧绷,是在说胡话,所以不加理会。
  曾国藩却认真起来,当将士们都在专心致志、信心十足地防河时,他却在驻地的办公室里踱步,嘴里念念有词道:“要完!要完!”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在他乌鸦嘴似的“要完”时,真的完了:1866年中秋节的第二天,月光铺满整个贾鲁河上游,赖文光找到了清军设防最薄弱的地方,成功地冲过贾鲁河,奔进了更广阔的天地山东。
  赖文光以这次极有质量的军事行动宣告了曾国藩防河之策的失败!
  曾国藩听说捻军冲过了贾鲁河,一屁股坐进椅子,神情却出奇的冷静。对于预料到的事,任何人都不会过于激动。有幕僚听到他嗫嚅道:“真完了!
  的确真完了!
  指责、攻击,甚至是谩骂的弹劾如雪片般飞来,慈禧竟用心险恶地把这些弹劾文件摘抄给曾国藩看。这不是他第一次受到京官们的弹劾,他带领部队刚上战场时,就有京官指控他行事缓慢,难担大任,应该换人。接下来,他的各种计策接二连三地失败,弹劾他的奏折更是不胜枚举。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慈禧的授意,但慈禧的确无时无刻不在让曾国藩知道,有官员对他很不满。曾国藩每次收到别人弹劾他的消息时,都会精力大减一回,减到1866年10月时,他已无精力可减。
  他头晕眼花,癣病也意料之中地加重。正所谓“祸不单行”,正当京官们纷纷向他投射抨击之箭时,他弟弟曾国荃又为他雪上加霜。
  曾国荃本来在家韬光养晦的,1865年年初,中央政府问他:“你的病应该好了,上班否?”
  曾国荃气呼呼地回答:“上不了。”
  1866年6月,曾国藩在剿捻前线屡屡失利,突然想到凭一己之力攻陷金陵的曾国荃,继续问他:“病好否?”
  回答:“好不了。”
  再问:“湖北巡抚做否?”
  回答:“等我问下我老哥。”
  曾国藩给他的答复充满忧伤:“你老哥我陷入泥潭,无法自拔,已无暇且无资格顾及你,你掂量着来吧。”
  曾国荃给老哥回信道:“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接着就给中央政府回了信:“我病好了。”
  中国古代官场中有一种病,全凭个人意念就能让它来去如风,我心主宰疾病。
  曾国荃到湖北担任巡抚后,老哥曾国藩在战场上表现得越来越蠢。赖文光冲过贾鲁河时,整个帝国都受到震动。因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全在曾国藩身上,有人甚至说,赖文光渡过的不是贾鲁河,而是曾国藩的阴阳河。
  曾国荃在湖北也听到这种论调,他也看到很多官员尤其是湖广总督官文阁下,眉开眼笑,连吃得都比平时多了。
  曾国荃如一头狂怒的野兽,他无法直接助力老哥,但可以从外围为老哥排忧解难。他的办法是弹劾官文!
  官文原本和胡林翼关系不错,在胡林翼的周旋下,官文积极支持湘军。不过胡林翼死后,官文对湘军的态度就逐渐改变。这本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官文是体制内的,从心里就瞧不起体制外的湘军。当初和胡林翼关系好,全因个人友谊,另外就是胡林翼很善于社交,把他捧得很舒服。
  曾国荃弹劾官文,说他有四大罪。其实,任何一个人做官多年,都有大罪,说官文有四大罪,显然是低估他了。
  曾国荃的脾气明显不如曾国藩,所以弹劾文写得异常粗暴,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惩治官文,他曾国荃绝不罢休。
  在弹劾官文之前,曾国荃得意洋洋地告诉了老哥他即将采取的行动。
  曾国藩劝他说:“这件事先放一放。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一定会寻找机会发泄他们的愤怒。虽然官文不可能报复,但其他人会替他向你报复。你老哥我经历这种事太多,看得非常清楚。
  “凭你现在的影响去弹劾官文,也是火候未到,想替他报复的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如果他在公事上不十分掣肘,何必要使用这种严厉的手段呢?
  “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天下第一家。兄弟啊,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虚,也许才可以在高位而无危险。”
  曾国荃看到这时,挤眼皱眉:“老哥你真是杯弓蛇影,每天都活得心惊胆战,累不累啊。”
  接着向下看曾国藩的大道理:“如果你直接向皇上直陈官文的事,那么外人都会怀疑我们兄弟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后才这样做的,到那时,我们即使有一百张嘴也无法辩白;而且你这样做,有人就会指责你仰仗过去的功绩,仰仗皇上的器重,仰仗显赫的门第,这样高处招风的景象就显示出来了。
  “咱祖父常常教导人说,‘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所以我们应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常常想到退休藏拙,我准备先行引退。你如果还这个时候弹劾官文,我就不能顺利引退了。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二年,等我上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曾国荃叫起来:“什么‘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老哥糊涂了,哪里是岸哪里是塘都搞不清!”
  他毫不犹豫地将弹劾奏章递到了北京。
  紫禁城轰动了,在这种时候,曾国藩屡战屡败之时,他老弟来这么一手,显然是要转移视线啊!
  可正如眼看着水向下流、太阳西沉一样,慈禧没有别的办法。经过短暂协商,最后拿出了处理结果:官文免职,曾国荃为朝廷着想,朝廷很是欣慰。
  曾国藩得知老弟真弹劾官文后,近乎失去理智地骂起来:“老九蠢材,糊涂啊!”
  曾国荃却不以为然,他指出,官文这老贼在武昌,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对咱们湘系集团的不信任,要他来监视咱们。而且我指控他的罪状全是实情,有何不可?
  曾国藩又骂起来:“蠢材,你鲁莽啊!”
  鲁莽,就要付出代价。中央政府的反击仍是老一套:京官们继续弹劾曾国藩,不但认为他难担大任,而且觉得曾氏兄弟开始以权谋私,搞政治斗争。
  月光之下,曾国藩长吁短叹,借着微弱的灯光,他看到自己两臂、两腿、腰脊都瘦了一半,腿部膝盖以下的肉像被抽走了一样。他对幕僚们说,这官啊,我是无论如何都做不下去了。
  幕僚们安慰他说,谁还没个低谷期,曾公您当初还想过自杀呢,不是挺过来了。
  曾国藩脸色极度难看,最近这几天,他一直睡不好,绵绵无尽的失眠和充满恐惧的黑夜让他痛不欲生。他常常睁着眼睛做恶梦,看到一群人冲进房间,把他大卸八块,扔进锅里煮。
  在多日失眠和神经焦虑后,曾国藩做出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求退保全。
  他向中央政府递交辞职信,声称得了很严重的神经性疾病,需要休息。他本以为会得到几句安慰,让他痛苦的是,他得到的却是慈禧摘抄来的京官弹劾他的奏疏。
  曾国藩流下冰凉的泪水,咬定主意,定要辞职。他希望中央政府能让李鸿章接替他,中央政府告诉他,“就在任上养病,不要再提辞职的事。况且,你剿捻军一事无成,怎可说走就走?”
  曾国藩来了牛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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