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上清寺-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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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被老曾洗刷了一番:“天棒,这是军统的地盘,小敏的爷爷是警察,根本惹不起他们。放置宝藏不可能找一个接近军统的地方。”
是啊,当年戴笠是全中国最令人害怕的人物,没有几个人愿意接近他。
经过他的命令,不知道暗杀过多少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人。可惜,恐吓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激怒了更多的民主人士反对国民党。
记得一篇讲述戴笠的文章中写,国民党政治的失败,与戴笠的特务机构暗杀大量民主人士有极大的关系。
站在戴笠的院中,正面是他高大压抑的住所,左侧是他的特务手下宿舍。今天天气很阴,江风从背后吹过来,不禁想起他发明的一套套酷刑和毫不留情的暗杀手法。
突然,一楼走出来一个老太婆,她拎着只鸡来到院子里,一刀接一刀,开始杀起来。鸡的惨叫声和飘飞的羽毛,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不知道什么原因,鸡老是杀不死。
失踪的上清寺(三十七)
我们惊讶地看着那个老婆婆,看得我们毛骨悚然。
在小敏催促声中,我们逃命似地穿出一楼离开康庄,跨出门坎前,我回过头,那个老婆婆好象终于把鸡头切了下来,一手拎鸡,一手拎刀,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离开。
“老子着得住哦!杀个鸡杀弄个多刀,逗象拍恐怖片一样。”走出康庄后,潘天棒摇头说。
小敏说:“那个婆婆脑子不太正常吧?”
老曾说:“也有可能是故意的,在撵我们走。这里可能忌讳外人来。”
如果老曾判断没有错,为什么忌讳外人呢?是像藏经楼那家人强住在这里的,还是另有不愿意让人看到的秘密?
从康庄向前走,我问老曾下一站目标,他说:“桂园可以顺便去看一下,不过别抱希望,就当是旅游。”
经过人民小学和求精中学,我问老曾:“这两所学校,在曾家岩这一片,陪都时期会不会也是哪个官员的私家住宅呢?”
老曾讲:“这两处在清末时期是陶园的地,但陶园具体是谁的,就搞不清楚了。先是1891年改建为求精中学,在大轰炸时期,就被两个慈善机关占用了,一个叫‘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另一个叫‘战时儿童保育会’,猜猜看,这两个机关的负责人是哪个?”
我猜道:“应该是宋庆龄吧,她一直搞过许多关于妇女和儿童的慈善事业,我小时候常看的《儿童时代》,就是她题的字。”
“答对一半: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都是宋美龄,而宋庆龄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名誉理事长。”老曾说:“人民小学是解放后才成立的,主要用的是求精中学的地,人民小学里面有个五星楼,是刘邓曾经住过的地方,那个楼还在。”
“那这两处应该也有防空洞啊,特别是抗战时期。”小敏分析得很及时。
“我小时候就在人民小学读的书,这里熟悉得很。求精中学就有可以通到河边的防空洞。”潘天棒接上话来:“接下来就要问是不是有藏宝了吧?嘿嘿,还真的有!小学的老师摆龙门阵,文革时期,当时学校里面有N多文物都被红卫兵抢老,然后学校里有些老师晚上就背背篼去偷,偷出来又不敢放家里,因为怕被查就埋地下藏起。”
老曾笑道:“那些‘文物’主要是各界人士赠送给求精中学和人民小学的礼物,虽然也珍贵,但不是极具价值的文物,和我们要寻找的东西更没有直接关系。”
来到桂园,潘天棒和守门大姐聊了几句,就成功免掉了我们的门票。
桂园是国民党八大金刚张治中将军的宅子,取名为桂园的原因,是园中有棵大桂花树。
张治中这个人是中国现代史上极特别的人物,一方面,他号称‘和平将军’,在蒋介石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中,是唯一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将军,力主与共产党和谈,并接毛泽东来重庆,还住他家里。另一方面,他却是著名的抗日名将,1932年保卫上海时,他就是第五军军长,和十九路军一起阻挡日本攻打上海,当时曾经留下遗书,决心以身许国。
园中人不多,显得很安宁。第一次来到桂园,感觉整个园子比我想的小多了,中间一幢小楼,侧面一排佣人房,加上进门的警卫楼,显得很简朴。
张治中号称国民党八大金刚之一,怎么住处这么小呢?
老曾说:“其实桂园的原址比现在大很多,只是周围单位占用了不少,另外,沙坪坝土主镇三圣宫村那边,他还有一处房子。”
潘天棒陪着小敏上楼,我和老曾则围着一楼逛了一圈,一楼的两侧地上,各有一处明显的出气窗。
难道这是地下室的通风口?
我指给老曾看:“这是不是地下室用的?”
老曾蹲下来,仔细看过,遗憾地回答我:“不像,应该是一楼铺木地板防潮用的。”
桂园很小,没有花多长时间就逛完了,三个建筑都没有发现任何有防空洞的痕迹。
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家里,为什么没有防空洞呢?
老曾说:“其实他并不需要防空洞,一有空袭的时候,早就有专车接他去躲避的。和谈的时候,毛泽东来住这里,已经没有空袭了,所以也不需要建。”
“那为什么图纸上把这里列为出口之一呢?”
老曾指着园中的芭蕉树后:“桂园这幢楼旁边,原来有一遍荒地,估计图上的入口,应该在荒地中。张治中在重庆时,由于亲近共产党,解放前就差点被害,早就是特务的监视对象;而且后来毛泽东住这里,更有暗中监视的必要。如果图上指这里有地道入口,多半是特务挖的,但你看周围这些密密麻麻的单位宿舍,应该早就找不到了。”
一楼背面看得到一个小后门,旁边是一个杂物间,却很象地下室的入口,忍不住隔窗望进去,地面却任何痕迹都没有。
从一楼背后绕出来,潘天棒正在桂花树对小敏许愿:“八月桂花才开,过几个月,我陪你来看桂花,香得遭不住!”
我在背后一拍:“我现在就遭不住!”
从桂园出来,老曾指着市委大院的方向:“这背后当年就是范庄了,我听朋友说过,那里面确实有过地道,但布满了他们的电信机要线缆,所以根本不可能去。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是特园。”
继续向前走,经过已经关门的向阳电影院,在电影院与车站之间,果然有一个纪念碑,碑上写作“中国民主同盟成立纪念碑”,特园就在这碑的背后山坡上。
碑前有一个残疾人,在用断肢和嘴写毛笔字,以此求乞。他的身边,人来人往,就要下班了,乘车的人多起来。
纪念碑边,有一个雕花铁门。穿过铁门走上石阶,就是特园仅存的一座房子,正在维修中。
老曾说:“藏宝图上标的特园,不知道是特园哪里。鲜英买这块地建房的时候,整个这匹山是一个荒坡,只有几个守坟人搭的草蓬。这整座山9亩地,都是特园的范围。但是,解放的时候,鲜英将鲜宅以外的特园内外房产都捐给了国家,只留了一座楼,不清楚是哪一座。”
这幢楼现在叫民主之家纪念馆,我感到奇怪:特园位置非常高,离街道至少有十多米,就算修防空洞,也用不着挖那么深,连到防空洞地道网去啊。
问老曾,他说:“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有可能鲜英挖了很深,而且与防空网接上,原因是鲜英家里民盟人士来往很多。最多的时候,据说有上千人吃饭,就象当年孟尝君一样,当年周恩来有一次来晚了,都只好吃点剩饭剩菜。因此,特园可能需要更深的洞。”
“第二种可能是其他人帮他修了下面的洞,接到山上来了。”
“哪个会做嘞种好事哦?”潘天棒问。
“呵呵,特务机关就会做!鲜英这个人是和共产党走得很近的,而且民主人士来这里集会频繁,发起了民盟。冯玉祥将军当年为这个地方题了一个匾,叫做‘民主之家’。当年只要是带‘民主’字样的组织,都是特务机关紧盯的地方。其实,1938年到1947年,特园一直都是国民党重点监视区。”
“你们看这边。”老曾指着广电局的方向,“解放前,这一带没有什么楼房,可以直接看到那边广电局老大楼。那几年,广电局楼顶上一直架着机关枪,抢口就对着我们这里。”
然后老曾又指着山坡下面:“那个时候,这下面也有很多小商小贩,有擦皮鞋的,卖水果的,卖凉粉小吃的,其实都是监视特园的特务。”
我不禁向下面望了一眼,车站边上除了许多候车的人,小商小贩还真不少。如果那些人有1、2个是暗中盯我们梢的人,已经让人害怕。遥想当年鲜家人,看见下面无数特务,对面楼顶机枪,天天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一些工人正在打磨地面,说是赶着十月开张迎客。我问老曾:“难道这里鲜家一直就没有后人住这里了?他们去了哪里?”
老曾讲:“鲜英一家后来非常悲惨:鲜英57年就被评为大右派,经过11年的批斗,1968年在因为肺炎而死。”
“鲜英的一个儿子,曾经冒生命危险去说服杨森向共产党投降,是使重庆城免于战火洗劫的有功之人。这个人才华出众,当时香港汇丰银行请他做总经理,他选择了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结果,1967年在下班回家时,淹死在长江里面。”
“怎么会淹死的呢?”小敏问道。
“那个儿子当年在南岸汪山林场劳改,右派儿子嘛,每天要挑百多斤的粪水,从长江边挑到山顶。一天下来已经累得不成人形,但他老婆娃儿生病,急着回家。但那个时候的鲜家,连4分钱的过河船钱都付不起,他就只好游泳回家。比他父亲还早死一年。”
“文革里鲜家人没有住这里?”
“1967年,上清寺街道要办无线电厂,把将鲜家人赶出了达观楼。”
我问道:“达观楼是哪一座?”
老曾指着紧邻嘉陵江大桥的那一片建筑:“那边就是,但建筑是重新修的。68年武斗时,参加武斗的一方烧传单,引发了大火,烧了一天一夜就洗白了。”
小敏问:“鲜家后来平反没有呢?还住这里不?”
“平过反了,1985年平的。据说得到的赔偿金不足三万元。鲜家人当时搬回来,住在当年的厨房和书斋。但现在改修”民主之家“纪念馆,鲜家人又搬了出去。”
“鲜家人,真的太惨老!”潘天棒说。小敏也陷入了沉思。
是啊,鲜英如果知道后来他的命运,他一家人的命运,还会不会支持当年的民盟活动?还会不会三次接待毛泽东?还会不会把全部房地产捐给政府?还会不会在特务机枪口下给上千民主人士开免费大餐?
我把这些问题问老曾,老曾说:“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我相信按鲜英的性格,让他再来一次,他也是一样。”
纪念馆不能入内,我们绕到后院,看到一堆空调风机组贴着山壁上放置,山壁上还有有防滑坡的铁网,一些排水孔将山水滴下来。老曾认为这种情况,说明这地下至少有排水沟和地下室。正想仔细多看看,装修工人来干扰了:“这里还没有开放,你们过些时候再来吧”。
四个地方都无法入内!怎么办?
从特园下山,我们第一次无技可施。
真像一次捉弄,唯一一张有四个入口的藏宝图,却一个入口找不到,进不了!
我坚持一定去范庄看看,实在不行,再想办法。
下到街边,小敏要老曾给她在纪念碑前留影,潘天棒趁机闹着要合照,我则去欣赏那个碑前残疾乞丐的书法。
那个没有手的残疾青年,用嘴在写毛笔字,旁边还堆着一些写好的大字,好奇地一看,最面上一幅居然写的是“上清之寺”!
我急忙走到他身边,拿起这幅字,下面还有一张发黄的纸,写的也是四个小字:“特范桂周”!
我的神啊!
失踪的上清寺(三十八)
拿起发黄的纸,我的手不禁抖起来,提供线索给我们的人,此刻肯定就在我们左右!转头四顾,仍然找不到希望看见的面孔。
残疾青年说话了:“那张纸,要的话,200块钱拿去哈!”
我蹲下来,问他:“请问这幅字是你写的吗?”
他说:“不是,是有人托我卖的。”
我说:“那个人在哪里?是不是一位老年人?”
他说:“她走了好一阵了,是一个30多岁的大姐,她说200块钱肯定有人买,卖的钱归我。”
我一直以为在暗中帮助我们提供线索的人,是神秘的高爷爷,或者他的道中朋友,没有想到却是一个女人!
残疾青年说:“要不要?不要就放倒起,不降价的。”
我掏出两张百元钞票递给他:“我要了,谢谢你。这张上清之寺也是你写的?”
他说:“是我写的,那个女人给了我二十块钱,但她没有拿走,你喜欢就送你嘛。”
拿着两张纸,我兴奋地快步走到正在拍照的老曾旁边:“曾老头,有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