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全编-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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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别提这些了，我是贪吃得了胃病的人，还是来点儿吃的。在西南大家常谈到北平的吃食，这呀那的，一大堆。我心里却还惦记一样不登大雅的东西，就是马蹄儿烧饼夹果子。那是一清早在胡同里提着筐子叫卖的。这回回来却还没有吃到。打听住家人，也说少听见了。这马蹄儿烧饼用硬面做，用吊炉烤，薄薄的，却有点儿韧，夹果子（就是脆而细的油条）最是相得益彰，也脆，也有咬嚼，比起有心子的芝麻酱烧饼有意思得多。可是现在劈柴贵了，吊炉少了，做马蹄儿并不能多卖钱，谁乐意再做下去！于是大家一律用芝麻酱烧饼来夹果子了。芝麻酱烧饼厚，倒更管饱些。然而，然而不一样了。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８日作。
（原载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第５期）
论严肃
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斗争的对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又其次是旧戏，还有文明戏。他们说古文是死了。旧戏陈腐，简单，幼稚，嘈杂，不真切，武场更只是杂耍，不是戏。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不严肃，文明戏更是不顾一切的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白话总算打倒了古文，虽然还有些肃清的工作；话剧打倒了文明戏，可是旧戏还直挺挺的站着，新歌剧还在难产之中。鸳鸯蝴蝶派似乎也打倒了，但是又有所谓〃新鸳鸯蝴蝶派〃。这严肃与消遣的问题够复杂的，这里想特别提出来讨论。
照传统的看法，文章本是技艺，本是小道，宋儒甚至于说〃作文害道〃。新文学运动接受了西洋的影响，除了解放文体以白话代古文之外，所争取的就是这文学的意念，也就是文学的地位。他们要打倒那〃道〃，让文学独立起来。所以对〃文以载道〃说加以无情的攻击。这〃载道〃说虽然比〃害道〃说温和些，可是文还是道的附庸。照这一说，那些不载道的文就是〃玩物丧志〃。玩物丧志是消遣，载道是严肃。消遣的文是技艺，没有地位；载道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单就文而论，它还只是技艺，只是小道。新文学运动所争的是，文学就是文学，不干道的事，它是艺术，不是技艺，它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词为〃诗馀〃，曲又是〃词馀〃；称为〃馀〃当然也不是正经的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有所谓〃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惊奇》，重在〃奇〃得显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所以后来有人从〃三言二拍〃里选出若干篇另编一集，就题为《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
明清的小说渊源于宋朝的〃说话〃，〃说话〃出于民间。词曲（包括戏曲）原也出于民间。民间文学是被压迫的人民苦中作乐，忙里偷闲的表现，所以常常扮演丑角，嘲笑自己或夸张自己，因此多带着滑稽和诞妄的气氛，这就不正经了。在中国文学传统自己的范围里，只有诗文（包括赋）算是正经的，严肃的，虽然放在道统里还只算是小道。词经过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别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总算带上一些正经面孔了，小说和曲（包括戏曲）直到新文学运动的前夜，却还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紧的地位。固然，小说早就有劝善惩恶的话头，明朝人所谓〃喻世〃等等，更特别加以强调。这也是在想〃载道〃，然而〃奇〃胜于〃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将《水浒》比《史记》，这是从文章的〃奇变〃上看；可是文章在道统里本不算什么，〃奇变〃怎么能扯得上〃正经〃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变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启超先生指出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并提倡实践他的理论的创作。这更是跟新文学运动一脉相承了。
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它必然是严肃的。他们要给白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给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而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喊出了〃吃人的礼教〃和〃救救孩子〃，开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随感录》又强烈的讽刺着老中国的种种病根子。一方面人道主义也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运动，它更跳上了领导的地位，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的地位。于是文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在这情形下，词曲升格为诗，小说和戏曲也升格为文学。这自然接受了〃外国的影响〃，然而这也未尝不是〃载道〃；不过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
创造社的浪漫的感伤的作风，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趋势。他们强调〃动的精神〃，强调〃灵肉冲突〃，是依然在严肃的正视着人生的。然而礼教渐渐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中国的暂时的繁荣里越来越大了，于是乎知识分子讲究生活的趣味，讲究个人的好恶，讲究身边琐事，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更进一步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默。幽默代替了严肃，文坛上一片空虚。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头，凭着〃解放〃的名字跨过了〃健康〃的边界，自然也跨过了〃严肃〃的边界。然而这空虚只是暂时的，正如那繁荣是暂时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大潮，时代又沉重起来了。
接着是国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时代需要斗争，闲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这时候鲁迅先生介绍了〃一面是严肃与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这句话。这是时代的声音。可是这严肃是更其严肃了；单是态度的严肃，艺术的严肃不成，得配合工作，现实的工作。似乎就在这当儿有了〃新鸳鸯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尽在那儿玩味自我的作家。他们自己并不觉得在消遣自己，跟旧鸳鸯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时代，是时代缩短了那〃严肃〃的尺度。这尺度还在争议之中，劈头来了抗战；一切是抗战，抗战自然是极度严肃的。可是八年的抗战太沉重了，这中间不免要松一口气，这一松，尺度就放宽了些；文学带着消消遣，似乎也是应该的。
胜利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性〃的强调，重行紧缩了〃严肃〃那尺度。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到了现在，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目下黄色和粉色刊物的风起云涌，固然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这是运用〃严肃〃的尺度的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
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３…２５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日《中国作家》第１卷第１期）
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