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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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四百〃，相当于他三个月的薪水。
　　由于曾受到国学大师刘师培、章太炎等严格的学术训练，刘文典对于校勘之学的严谨态度十分看重，没有一分甚至几分证据，决不敢轻易下结论。他平时在课堂上常跟学生说，〃每部古籍，都有一个传抄、刊印的过程，长的几千年，短的数十年，错误实在难于避免。托名伪作的、篡改古籍的不乏其人。看不出问题，真伪不分，曲为解说，就要谬种流传，贻笑大方。搞校勘，须精通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要有广博的文化、历史、名物制度的知识，版本、目录之学也得认真研究〃4　。
　　做《淮南子》校勘，刘文典就是抱着这种不敢〃贻笑大方〃的心态去进行的。这一切，胡适都看在了眼里，他后来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叔雅初从事此书，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子》原文或许（许慎）、高（高诱）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辑成之后，则熟读之，皆使成诵；然后其原书，一一注出其所自出，然后比较其文字之异同。其无异文者，则舍之；其文异者，或订其得失，或存而不论；其可推知为许慎注者，则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计《御览》一书，已逾千条；《文选注》中，亦五六百条。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可以说，这是对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研究状态的执中之论。

　　第8节：朋友胡适之（5）

　　校勘《淮南子》，免不了要查阅《道藏》典籍。《道藏》是道教经典、论述、符篆、科仪、法术和文献（包括山志、纪传、图谱等）的总汇，凡是与道教有关的，都有可能被收入。庄逵吉校注的本子就以前人整理过的《道藏》本为底本。刘文典打听到，北京最大的道教庙宇……白云观里珍藏有明朝正统年间刊印的一部《道藏》，共五千三百五十卷，是研究道教的珍贵文献。于是，他通过朋友的帮忙，住进了白云观。
　　校书的日子是枯燥且清苦的。刘文典一向主张，校勘古籍不可凭孤证下结论，两证可以立议，三证方可定论。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吐露了自己点校《淮南子》的惴惴情怀：〃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正因为抱着这种态度，刘文典在白云观一待就是几个月，足不出户，潜心翻检《道藏》，偶有〃惊喜〃。经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养息了半年才渐渐好转。据说，在白云观期间，由于日子实在太清苦，有一次刘文典忍不住了，趁着道士们不注意，偷吃了点荤腥，结果被〃逮〃住了，闹了个大红脸。
　　这可能只是个笑谈，但却透显出大学者们〃坐得板凳十年冷〃的辛酸。
　　胡适版〃明星制造〃
　　高举〃整理国故〃大旗的胡适，一直在静静观望着刘文典的努力。他预感到，这将是国学领域的一颗〃新星〃。作为旗手，他有责任伸出援手，为这位〃未来之星〃指引方向。
　　事实证明，没有胡适，就不可能有刘文典的一举成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胡适不遗余力的支持，刘文典即便最终能够在国学界树立声名，恐怕也得延迟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刘文典写出了《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当然是第一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刘叔雅（文典）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在同一天的日记里，他甚至不吝笔墨地夸赞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正是在这一天，因胡适的推荐看到了刘文典的这部书稿，因此考虑出版。
　　尽管在校勘《淮南子》之前，刘文典已经翻译出版过《进化与人生》、《生命之不可思议》等著作，但他毕竟只是个〃学界新人〃，出版界对于他基本上是不怎么买账的。因而从一开始，胡适就充当了刘文典的〃经纪人〃，全权代表刘文典与出版社进行谈判、洽商。刘文典就多次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写给胡适的四十余封书信里，有大量书信都紧紧围绕一个主题：让胡适帮助他与出版社就稿酬讨价还价，或者干脆是直接找胡适借钱。可以说，刘文典对胡适的信赖，是全方位的。
　　1921年10月16日，刘文典因为校勘《淮南子》购买类书、雇人抄写等用途找学校借了六百元钱，到了快要偿还的时候了，可他的书还未正式出版，兜里没有分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给胡适写信，请他找商务印书馆的大老板张元济（号菊生）说情：〃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菊生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第9节：朋友胡适之（6）

　　过了几天，刘文典再次为稿酬垫资的事情给胡适写信：〃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从刘文典后来写给胡适的信件中看，胡适果然十分热心地为他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交涉。当年12月初，刘文典收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支票。
　　到了后来，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始终不肯将剩下的五十元稿费付给他。而北大也一直未能如期发放薪水，刘文典的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只得再度求助于胡适，〃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除了充当〃经纪人〃与商务印书馆周旋外，胡适还逢人说项，毫不吝啬地夸赞刘文典的校勘功力。这让刘文典感到了莫大的鼓舞与温暖。1920年年初，在他刚刚决定进行校勘《淮南子》的时候，许多人听了，不由冷笑，认为这是他异想天开。现在看到胡适如此热情、如此肯定，那些曾经嘲笑刘文典的人〃也热笑着问长问短了〃。
　　在刘文典的委托下，胡适还专门将他已经校勘好的《淮南子》部分篇章，送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审阅。这其实也是让蔡先生〃重读〃刘文典，消弭刘文典〃不出名〃的尴尬。
　　1923年2月2日，就在《淮南子集解》（后定名《淮南鸿烈集解》）即将付印之际，刘文典又向胡适提出了新的要求：〃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就几乎已经不再用文言文写文章了。刘文典的这个要求，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略作思考，最终爽然答应了刘文典的要求，〃破天荒〃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言文序言，为《淮南鸿烈集解》擎旗开路。
　　细读这篇序文，就可以发现胡适的良苦用心。这绝不是一篇随随便便敷衍朋友的〃客套文章〃，而更像是一篇气势磅礴、论证全面的学术论文。他要让这篇序文常留于中国文学史上，这样自然就让〃刘文典〃这个年轻的名字永远留在了文学史上。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将尽可能的溢美之词送给了这位与自己同龄，但亟须掌声的北大新派教授。他说，〃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
　　对于刘文典〃集解〃《淮南子》的〃精严有法〃，胡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总而言之，在胡适看来，刘文典这本《淮南鸿烈集解》的价值，〃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方法之严而慎〃，是足以在国学界博得相当声名的。

　　第10节：朋友胡适之（7）

　　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学界新人来说，未免有些〃拔高〃。1924年1月1日，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写了篇《读刘叔雅〈淮南鸿烈集解〉》，对刘文典的校勘提出一些补充和完善。十几天后，学界在安徽会馆公开举行戴东原（戴震）诞辰二百年纪念会，杨树达应邀到会，〃余初坐东厢听讲，适之见余，邀往演台，并于彼之作序赞刘叔雅《淮南》书有所辩解，盖见余评刘文字也〃。辩解归辩解，胡适依然觉得，给予学术新人一些必要的奖掖，并不是什么坏事。
　　1923年3月，正值学术界〃开书目热〃，胡适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思想史〃部分毫不犹豫地就将尚在印刷之中的《淮南鸿烈集解》写了进去，并且〃加圈〃重点推荐。
　　不出胡适的意料，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刚刚走上书市，就引发了〃明星效应〃。就连明确表态〃不赞成〃胡适所开国学书目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自己为《清华周刊》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竟也英雄所见略同地推介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一向〃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刘文典的新书正式出版后，也特意跑去买了一套。1924年2月2日的《鲁迅日记》就记载，〃往商务印书馆买《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六册，三元〃。
　　《淮南鸿烈集解》的确有过人之处。它博采庄逵吉、王念孙、陶方琦、俞樾等众家校注《淮南子》之长，综合宋本、刘绩本、《道藏》本、庄逵吉本、尤本、俗本等优劣，重内证，辨真伪，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淮南子》作了校勘与评述，成为近现代学术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伴随着《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刘文典声名大振，一举成名。胡适在后来的代表性作品《中国思想史长编》里，再次不吝笔墨地夸赞了这本书：〃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周作人后来评价说，〃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甚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刘文典本人对于这本〃成名作〃也异常看重。《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十年间曾三度重印。但是，刘文典并未因此而停歇，继续完善努力。在平常的读书、教学过程中，凡遇到与《淮南子》有关的新材料或新思考，总要记录下来。这些成果在他后来著作的《三余札记》、《宣南杂志》里均有所体现。1948年春天，正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趁着课余闲暇，又用红笔将整部《淮南鸿烈集解》重新点校了一遍，留下二十余则眉批文字，都是新的校勘成果，为《淮南鸿烈集解》的传世殚精竭虑。
　　目前行世的《淮南鸿烈集解》就是由其门生、云南大学中文系张文勋教授根据中华书局版本，结合刘文典的最后校正，增补完成的。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淮南鸿烈集解》的最全善本。
　　这颗由胡适精心打造的〃国学新星〃，就这样冉冉升起在20世纪初叶的天空中。
　　〃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胡适是〃红学大师〃，刘文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