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维特的烦恼-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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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维特对绿蒂的爱恋是“单恋”，“单相思”。果真是如此吗？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小说里的描写。维特爱绿蒂，因为她是自然、纯朴和美的化身，而且两人的心是相通的，在精神上、感情上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绿蒂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看法，她对英国感伤主义小说的喜爱都是同维特一致的。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以庄严、明快的语言歌颂自然的诗篇《春天庆典》沟通了两人的心灵，她把手放在维特的手上，维特则“眼含喜悦的泪水吻着它”。维特感觉到，绿蒂对他的命运是关心的，是爱他的（１７７１年７月１３日信）。绿蒂这一方也并不全是被动，时有主动的爱意的表露：她说话时有时把手搁在他的手上；她还允许维特伏在她的手上痛哭；她撅着嘴给金丝雀喂食，然后把小鸟递给维特，让啄过她的芳唇的喙子也去亲亲他；她有时凝视着维特的目光，接受他“下意识流露的感情时”“喜形于色”；后来她下决心要与维特疏远，也是“为形势所迫”，她说：“事到如今，为了我的安宁，我求您，不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读了莪相诗歌，她一反善于克制的常态，和维特紧紧搂抱在一起……可见，维特对绿蒂的爱绝非自作多情，是得到绿蒂的回报的，至少在感情上是这样。这部小说是维特在倾诉自己的烦恼和痛苦，如果绿蒂也写一部书信体小说，吐露自己心曲的话，那她对维特的爱一定也是十分炽热的，她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也是不轻的。我们再举一例来加以印证：有次绿蒂独自在家默默思忖，把丈夫和维特两人作了比较：丈夫稳重、可靠、深爱着她，是她和她的弟妹们的倚靠，跟着他，她就可以营造自己一生的幸福；维特呢？他非常可贵，从相识的一刻起，他俩就“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她“无论感觉到、想到什么有意思的事，都习惯于同他分享”，他如离去，“将在她心上撕开一个无法重新填补的裂口”。一个是她生活上的倚靠，一个能给她感情上和精神上的慰藉。这种两难选择真够她为难的。人的感情是微妙的、复杂的，一个女子与一男子结合，感情上又依恋另一个男子，这在生活中并不罕见。绿蒂没有离开自己的丈夫同维特结合，并不说明她不爱维特。“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事实上两个情投意合、两心相印的男女，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结合而抱憾终生，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或是现实生活中，都并不罕见。因此，说维特是“单恋”或“单相思”，这论点笔者实难苟同。
四、自然·天才
维特时代，“自然”是一个热门话题。早在１８世纪中叶，卢梭目睹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压抑了人的发展，人的贪婪和欲望使人逐渐背离了自然、朴质和美好的本质。他认为人类最美好的状态是“自然状态”，因此他强调人必须“顺乎自然”，呼吁“返回自然”。他在小说《爱弥尔》中把主人公置于大自然之中，让他在劳动和实践中增长才干，努力将他培养成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具有民主意识的新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接过卢梭“返回自然”的口号，提倡投入自然的怀抱，反对违反自然的东西，向往合乎自然的社会制度。
维特对自然有着特殊的敏感，他的人生体验和大自然互相交织，融为一体。他来到瓦尔海姆这个村子时，正值温暖的春天，他心里虽然仍不时泛起往日的忧伤，但是明媚的春光，欣欣向荣的大自然温暖着他那颗“常常寒颤的心”，用诗一样的语言唱出对大自然的颂歌（如１７７１年５月１０日的信）。瓦尔海姆小酒店前面两棵枝繁叶茂的菩提树，某乡村牧师院子里的两棵深荫遮地的胡桃树令他难以忘怀；他赞颂一切合乎自然状态的东西：他喜爱天真的乡村儿童，朴实的农民，还跟下层老百姓交朋友；他向往纯朴的乡村生活，亲自采摘豌豆，一边撕豆荚上的筋，一边读读他的荷马；看到姑娘们头顶水瓮，到井边来汲取甘冽的清泉，古代宗法社会的生活便令他陶醉。在他眼里，绿蒂是自然的化身；在公使馆工作时，他发现冯·Ｂ小姐“在呆板的生活环境中仍保持着许多自然的天性”，并和她一起“幻想纯净幸福的乡村生活”。他讨厌一切背离自然的东西：鄙视陈腐、傲慢的贵族，与拘泥刻板、因循守旧的公使格格不入，憎恨等级制度和对人的种种束缚，谴责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倾轧。维特的审美观念也是从自然出发的。在对自然的体悟中他认识到，一切成规“必定会破坏自然的感情和对自然的真实表现’，从而增强了他“纯粹要遵循自然的决心”，使他领悟了艺术创作的真谛：“惟有自然才是无穷丰富的，惟有自然才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歌德在谈到创作《维特》的动机时说：
我决心一方面任凭我的内部自然的特性自由无碍地发挥出来，他方面听任外界的自然的特质给予我的影响。……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自人类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级的东西，任其各显神通。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的默契和共鸣，因此外界每发生一种变动，无论是住所地方的迁换也好，时日季节的流转也好，或任何一种的推移也好，都触动到我的心的最深处。……歌德在《莎士比亚命名日》（１７７１）这篇短文里认为，莎剧人物准确地再现了人的本质，所以他赞叹道：“这是自然！是自然！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是自然的了。”维特心目中的自然“意味着人的性格的完整性，一如宇宙的统一性，但也是对善与恶的二元论概念的扬弃，抛弃天神的启示和救世的诺言，承认生老病死的人的命运”，这种自然，“不单纯是山川风光，而是一种哲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概念”，而且也是一种艺术观。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维特称自己是自然的儿子和朋友。勃兰兑斯对此的看法是维特“不仅在感情上是自然的儿子，而且就天才是自然的最高发展来说，他就是自然本身。他融化到自然里，在自己身上感到了自然的无限生命力，因而产生了‘神化’的感觉”。
除赞美自然外，维特还十分推崇天才。天才这个词常常会引起误解，以为天才就是“超人”，是与生俱来的，是玄而又玄的东西。关于天才，歌德曾发表过许多见解，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到了晚年他的看法趋于成熟，很有睿智。他认为，天才是最合乎自然的，反对束缚，要求平等和个性解放；天才是“最富创造力的人”，具有独创性和标新立异精神，具有高尚的目的；天才善于吸取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天才不是天生的，要具备多种条件，包括适当的身体素质，要学习别人的长处。
维特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天才和产生天才的时代，所以狂飙突进时期又称为“天才时期”。但是这又是束缚天才的时代，维特是个才气横溢的艺术家，绿蒂曾多次称赞他的才智和禀赋，阿尔贝特也说他是个很有才智的人。他追求感情自由，要求平等和个性解放，他投进自然的怀抱。维特声称，他“拥抱大自然的全部奇妙的感情”都“打上了天才的印记”。他要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深感社会上到处都有“禁锢着人类创造力和探索力的局限”，譬如到绿蒂的父亲Ｓ法官家来作客的一位大夫，见到维特和绿蒂的弟妹一起在地上玩就颇有微词；又如维特起草文稿讨厌繁缛枯燥的公文语言，而采用狂飙突进运动的生动的文风和具有活力的语言如倒装句——当时年轻一代强调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情色彩的标志——，却遭到恪守理性主义文风及其文法规范的公使的指责。维特的天才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得不到、也不允许他去施展，难怪他要发出如此沉痛的感叹了：“为什么天才的河流难得冲破堤岸，难得成为汹涌澎湃的洪水”，“其原因就在于，两岸住的是沉着冷静、深思熟虑的老爷，他们担心自己花园中的亭榭、郁金香花圃以及菜园会被洪水冲毁，所以知道及时筑堤挖渠，以防患于未然。”（１７７１年５月２６日信）。社会容不得天才，容不得维特这个新派人物，这正是当时德国的耻辱。
五、《维特》引起的争议
对于《维特》的争论，实际上还在小说正式面世之前就已开始了。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小说所涉及的两位当事人的反应。１７７４年小说正式推向市场之前，歌德从印刷厂拿到第一批书之后，立即分别给夏绿蒂和凯斯特纳各寄了一本去。歌德在给绿蒂的信中，希望她好好招待一个很像他的朋友——“他的名字叫维特”。绿蒂读了小说深受感动，勾起了她对往事的甜蜜的回忆，凯斯特纳则怒不可遏。他给歌德的信中说，维特像现在这个样子，他感到很不是滋味，并责备歌德没有良心，肆意糟蹋了“那些现实中的人”，歌德“借用了他们性格特征的人”。
凯斯特纳的信歌德难以理解，也使他感到震惊。他给朋友造成了痛苦，使他心里很不安，就给凯斯特纳夫妇写了一封既是安抚、又是辩解的信，歌德深信，结果将证明凯斯特纳的担心是“过分夸张了”，他认为“小说中事实和虚构的掺和是无害的”。
《维特》面世后所引起的轰动是空前的，歌德一举成了当时文坛上最最耀眼的星星。人们创作了大量诗文和歌曲献给维特，报刊上发表大量评论文章，人们通信中谈得最多的也是这部小说。这时凯斯特纳也不得不承认，小说毕竟是小说。几个月后，１７７５年初，《维特》的第一个法文译本出版了，紧接着又出版了多个译本，一向傲慢的法国人也给予这位卢梭的门徒以热情的欢迎和衷心的敬意。随后各种欧洲文字的译本迅速出现。在战场上善于呼风唤雨的拿破仑皇帝竟把《维特》读了七遍之多，远征埃及途中还带着这本小说。狂飙突进运动作家对《维特》表示热烈欢迎。诗人舒巴特读了《维特》“心都溶化了，胸口怦怦直跳，狂喜而痛苦的泪水滴滴嗒嗒直流”，他劝读者“自己买一本《维特》来读，并要用心来读”！他自己“宁肯终生穷困，一辈子睡干草，饮清水，吃树根，也要来体验一下这位多情善感的作家的心曲”。海因泽和克劳迪乌斯对此也有同感，伦茨、克林格、瓦格纳、毕尔格等作家也热情地对小说加以赞扬。席勒深刻地分析了维特的悲剧，他说：“一个人物以热烈的感情拥抱一个理想，并且逃避现实，以便追求非现实的无限；他不断地在他身外寻求他永远在他自己的天性中所破坏的东西；他觉得他自己的梦想才是唯一现实的东西，他自己的经验无非是永久的束缚；他把自己的存在看作是束缚，应当把它粉碎，以便深入绝对的现实。”席勒接着写道：
有趣味的是看到，凡是滋养感伤性格的东西是以怎样愉快的本能聚集在维特身上：狂热然而不幸的爱情，对自然美的敏感，宗教的情操，哲学沉思的精神，最后为了不忘掉任何一点，还有莪相的阴暗、混沌和忧郁的世界。如果再加上，外部世界在这个苦痛的人看来是怎样不亲切，甚至是怎样敌对，他周围的一切事物怎样联合起来要把他赶回他的理想世界，那末我们就看不出这样一个性格有任何可能性从这个圈子里把自己挽救出来。
威廉·冯·洪堡１７８９年５月３０日给他的未婚妻卡罗琳娜·冯·达赫勒登的信中说，一天晚上他在朋友桌上看到《维特》，一拿起来便放不下手，一口气读到天亮。信中他除对小说的内容和思想赞不绝口外，还特别赞扬小说的“语言是如此真实，如此朴实，如此感人，如此让人着迷”。
启蒙运动作家，如莱辛、克洛普施托克、维兰德等文坛宿将一方面赞扬歌德的才能，但由于浸透着狂飙突进精神的《维特》体现了与启蒙运动不同的世界观与美学理想，所以启蒙运动作家对《维特》也多有责难。莱辛于１７７４年１０月２６日给约·埃申堡的信中认为，小说应该有个“简短而冷静的结束语”，指出让维特自杀是个“下策”，会对青年人产生有害的影响，并认为最后应加上个短短的尾声，而是“越写得愤世嫉俗越好”。
对《维特》的激烈反对和恶毒攻讦主要来自封建统治者和道貌岸然的天主教会。封建统治者把《维特》视作“淫书”，诅咒小说的作者“该遭天雷轰”。当时德国的一些邦国对《维特》下了禁令，如在莱比锡，书尚未印出就遭禁止，说《维特》在为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