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桃花源-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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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脱到理想界去。现实界处处有障碍有限制，理想界是天空任鸟飞，极空阔极自由的。现实界不可以造空中楼阁，理想界是可以造空中楼阁的。现实界没有尽善尽美，理想界是有尽善尽美的。

　　　　所以朱光潜认为文学美术等艺术就是帮助人从现实中超脱而创造出另一伟大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越阔大就越美，创造的世界越能引起人的无限想像就越是美的世界。故他极推崇文学美术等艺术中要做到“无言之美”，甚至在爱情和生活中也要做到“无言之美”，这样才能引起自己和别人的无限想象，引起美感，得到美的享受。朱光潜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他努力从现实界中超脱出来，创造理想界，在理想界中发现了美。

　　　　朱光潜，生于1897年，安徽桐城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24年，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上面的那段话就出自本文，年青的朱光潜在那时就建立了初步的美学思想。朱光潜香港大学毕业，后有幸官费留学英法，获博士学位。当时因官费经常不发，经济拮据，他只得边听课、边阅读、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先后替开明书店的《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辑成《给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该书畅销全国，影响很大。接着《文艺心理学》及其缩写本《谈美》、译著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和《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陆续问世。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资料翔实可靠，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1937年5月朱光潜任主编《文学杂志》，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经常为杂志撰稿。杂志出了4期，是当时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1947年复刊，1948年出了6期后终止，前后共出了3卷22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光潜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约任川大文学院长。1938年秋，国民党二陈系派程天放接替张颐正式长校，企图推行党化教育。朱光潜为了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坚决反对易长。他主持全校教师大会，号召罢教，教师们纷纷响应，大家公推他草拟抗议电文和罢教宣言。“易长风潮”轰动一时，但迫于压力，以妥协告终：一方面不拒程天放任校长，一方面不许程天放动全校人事。这场斗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传到延安，周扬立即通过他俩转信约朱光潜去延安参观，朱光潜回信欲去。这时陈立夫邀他去重庆晤谈，又通过他的一些留欧好友劝阻，再由王星拱和陈西滢几位旧友把他拉到武汉大学任教，延安之行落空。

　　　　1942年，武大校内湘皖两派内讧，遂以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来调和，因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较友好。按国民党规矩，学校“长字号”人物都须参加国民党，朱光潜名义上被拉入国民党（后挂名三青团中委和国民党常务监委）。并让他在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经常写稿。虽然如此，他并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说诗、论文、谈修养，后来集成两本书《谈文学》、《谈修养》。1941年至1942年，国民政府*、中央党部每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的行动，强制一批学生离校。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一面向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行动谨慎，维护他们到民国三十一年夏天毕业安全离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不愿去安徽大学当校长，仍回北京大学文学院，任代理院长。受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化学家袁翰青影响，他的政治观点逐渐明朗化，开始同情并支持*运动。1948年6月29日，他与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1948年10月，他与郑华炽、陈发松等17名教授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行政院长翁文灏，呼吁“解除人为的经济痛苦与不平”，并宣言“停教”；1948年11月4日，他与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用所谓“处置后方共产党临时办法”强行解散民盟。

　　　　1957年，全国开始6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朱光潜积极投入到这场原本起自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批判”的论争，既不隐瞒或回避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不正确的批判，客观上他带动了大家不断前进，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这次讨论发表的文章辑成6册《美学问题讨论集》、朱光潜发表的论争文章另辑成《美学批判论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讨论促使朱光潜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年近60岁时，他还挤出时间攻读俄文，并达到能阅读和翻译的程度。他曾精选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时就对照英、法、德、俄4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后写了“建议的校改译文”。同时他惊讶地发现不少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并未弄通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料的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因此他立志翻译一些重要资料，此后20多年他陆续译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袁克曼辑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3卷、维柯的《新科学》等。

　　　　1962年，朱光潜受邀到中央党校讲授美学史。同年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指定他编写教材。1963年，《西方美学史》这部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为止我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我国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文革”中，朱光潜被关进牛棚，尽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坚持锻炼身体，时刻准备重新拿起笔。“四人帮”垮台后，他重振精神，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先后出版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还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成就蜚然。1980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上，他被一致推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

　　　　1984年夏朱光潜由于多年工作过于疲累，患疲劳综合症，出现脑血栓。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朱光潜视野开阔，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在他的700万字的论著和译著（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全集，共20卷）中，对中国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对西方美学思想作了介绍和评论，融贯中西，创造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在我国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我国文学史和美学发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近代继王国维后的一代美学宗师，并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日本、联邦德国、英国、荷兰、法国、美国都有人研究他。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朱光潜一生当中总是在现实界中与黑暗作不懈地斗争，他总是努力用自己的意志征服现实界中的黑暗，尽心尽力，如果现实界中的黑暗势力过于强大，他就从现实界中超脱出来，创造理想界，在理想界中发现美，在理想界中安置人生的归宿。一旦有力量可以征服现实，他就又义不容辞地继续奋斗，直到生命的尽头。

第三章　　在矛盾中和谐地生活的现代作家　第九节　　在文学理想中找到爱的沈从文

　　　　文学是沈从文一生的事业，也是沈从文的宗教，在文学里沈从文得到了神性的庄严和人性的快乐。他曾说：文学是“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显然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不是个人感情的抒发，更想在文学中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即国家民族的重造，这也是沈从文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像鲁迅一样，沈从文也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民族的重要工具。不过鲁迅是启蒙主义者，而沈从文是守成主义者，鲁迅把目光投向西方的现代，而沈从文把目光投向东方的传统。鲁迅的心理充满了恨，而沈从文心理满是爱，鲁迅恨国民的劣根性，而沈从文爱国民的德性，鲁迅重在揭示民族的痼疾，而沈从文重在发掘民族的光辉，他们目的相同，方法不同，走的是殊途同归的道路。

　　　　沈从文说：“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在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篱下集〉题记》，1933年12月13日）

　　　　沈从文说：“‘感情’若容许我们散步，我们也不可缺少方向的认识。一切散步即无目的，但得认清方向。洒脱只是疲倦的表示，那是一时对道德责任松弛后的一种感觉，这自然是需要的，可完全不是必需的！多少懒惰的人，多少不敢正视人生的人，都借了潇洒不羁脱然无累的人生哲学活在世界上！我们生活若还有所谓美处可言，只是把生命如何应用到正确方向上去，不逃避人类一切向上的责任。组织的美，秩序的美，才是人生的美！”（《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6页）

　　　　沈从文说：“我既仿佛命里注定要拿一支笔弄饭吃，这支笔又侧重在写小说，写小说又不可免得在故事里对于‘道德’、‘爱情’以及‘人生’这类名词有所表示，这件事就显得划分了你我的界限。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你细心，京九发现比我说到的更多。”（《〈沈从文小说习作选〉序》）

　　　　沈从文说：“我们若觉得那些人路走得不对，那我们当选我们自己适宜的路，不谋小就，写作不基于别人的毁誉，而出于一个自己生活的基本信仰（相信一个好作品可以完成一个真理，一种道德，一些智慧），那么，我们目前即不受社会苛待，也还应当自己苛待自己一点了。”（《给一个写小说的》）

　　　　沈从文在许多地方谈到道德，但是沈从文所谓的“道德”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道德”，这正是原始儒家意义上的“道德”。著名学者刘洪涛深刻地发现了沈从文小说中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他说：“《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从上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就是弘扬中国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义，即人与人之间的爱。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在文学理想中找到了爱。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是一首人与人之间爱的赞歌。

　　　　沈从文，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人，小学毕业。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是当时湘军的一位最高军事长官的将军，但不幸年轻就死去了。沈从文的父亲只是驻守大沽炮的提督罗荣光身边的一员裨将，也年轻就以身殉职。而沈从文的母亲黄英出身书香门弟，比较开明。沈从文6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从此他的体质一直比较虚弱。这时沈从文开始在私塾读书，学习《幼学琼林》、《孟子》、《论语》和《诗经》等，但他对单调的学习不感举趣，一有机会就逃学，他是个小顽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