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桃花源-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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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苏州桃坞中学，大量阅读《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19岁时被清华大学学外文系破格录取，但他数学仅得15分，全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大学期间因才华出众，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特殊的学生。22岁时认识杨绛，第二年二人就订婚了。1933年钱锺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可见他是相当自信甚至有点自傲的，但是他的才华确实是非常出众的。23岁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25岁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27岁钱钟书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国。28岁回国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31岁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36岁时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是“晨光文学丛书”之一。
《围城》是钱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锺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
《谈艺录》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敝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着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管锥编》是钱锺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三联书店版4册（中华书局版5册）近130万字，是他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此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此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1981年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者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入了首届获奖名单。
这三本书最能体现钱钟书的才华和智慧。钱钟书是名符其实的才华横溢的智者。
第四章 在平凡中享受生命快乐的现代作家 第十二节 善于社交的情圣徐志摩
孩提时的徐志摩很顽皮，无论在课堂上或宿舍里，总喜欢高笑着，或跳来跳去，和人玩闹，很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平时不怎么用功，但考试时却成绩很优秀，尤其是作文更是分数最高。长大后的徐志摩还是那样的轻快磊落，很受人欢迎，加上欧美的交游，无形中他成了善于社交的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追求美、爱和自由，因此他又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
徐志摩，1896年生，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徐家是当地的商贾大家庭，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海宁的许多实业都是徐申如独资或合资兴办的，先后出任硖石商会副会长、会长和主席。徐申如对自己的儿子徐志摩期望很大，从小就为他定下张幼仪（1900年生）这样的婚配，等于是结交了张君劢和张公权等社会权贵；徐申如出重金让儿子拜梁启超为师，奠定了徐志摩在中国现代文化界中的初始地位。徐志摩还是当代著名武侠小说家的金庸的表兄。徐志摩19岁毕业于杭州一中，当年徐志摩与张幼仪结婚。婚后徐志摩继续在北京大学学习。24岁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时，幼仪赴英与之团聚，1922年生下次子，次年夭折。1926年两人离婚。1953年张幼仪与苏季子医师结婚。
徐志摩的第二任妻子是陆小曼，她生于1903年，比徐志摩大7岁。陆小曼的父亲陆定是前清举人，又东渡日本，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与曹汝霖等民国民流是同班同学，回国后在财政部任职，先后在参事和赋税司长等二十年，并参加了国民党。小曼天生丽质，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子。16岁就学会英文法文，并且还是跳舞高手和交际高手。她是一位绝代佳丽，名声很大，求婚的人很多。1920年陆小曼与一位上校武官王赓结婚，二人认识不到一个月就结婚了，婚礼非常豪华，但二人婚后生活并不幸福。王赓的生活方式是美国式的，与陆小曼的生活方式非常矛盾，让陆小曼难以忍受。徐志摩回国后与王赓相识，王赓也是梁启超的弟子，不久二人成了好朋友，也认识了陆小曼，二人没多久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但1926年两人结婚后也并不幸福。而徐志摩的死也给她心身都受到打击，精神越来越委顿，沉溺于鸦片，后与翁瑞午同居。陆小曼是个画家。她于1965年病逝。
徐志摩还与林徽因曾有恋情。林徽因1904年生于杭州，16岁时随父赴英并游历欧洲，后赴美留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1921年徐志摩认识了林徽因，任志摩喜欢林徽因，1924年徐志摩陪泰戈尔去太原前，徐志摩与林徽因会面并恳谈，但这只是二人感情的结束，并不是开始。同年6月林徽因与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赴美国留学，二人早已订婚，二人于1928年结婚。1932年徐志摩来北平教书，林徽因因肺病加重辞去东北大学教职在北平西山养病。这期间二人的交往十分频繁，一起赴宴，一起看戏，一起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平时徐志摩更是常常造访她，二人的感情达到了爱的层面。徐志摩遇难后，梁思成等人代表北平的朋友去济南处理他的后事，梁思成从失事现场带回一块飞机上残片，林徽因一直把这块残片挂在卧室的墙壁上直到逝世。1955年林徽因病逝。
徐志摩就是这样一位追求美、爱和自由的诗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都可抛。在我看来，徐志摩的死是必然的，他追求美和爱情，但他在美和爱情中得到是是不幸福，他一定会为自由而抛弃爱情，甚至生命，与其把徐志摩的死看成是遇难，不如看看成是自杀，他是为了比爱情更美的东西即自由而死的。死是他的归宿，死是最自由的生，他像一朵雪花，那样纯洁那样幻美，那样轻易就在尘世中融化。正像他在《雪花的快乐》一诗中写的：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飏（扬），飞飏（扬），飞飏（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飏（扬），飞飏（扬），飞飏（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飏（扬），飞飏（扬），飞飏（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第四章 在平凡中享受生命快乐的现代作家 第十三节 幽默闲适的林语堂
林语堂曾讲过一个风行一时的笑话：“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要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的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林语堂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对中西文化比较熟悉，并以此自豪，他的最长处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写了大量关于中西文化的书或文章，如《读中西文化》、《吾国吾民》、《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中西哲学之异同》、《论中外的国民性》、《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论东西文化的幽默》、《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中国印度的智慧》、《美国的智慧》、《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等，这些著作的大意就是主张以儒家的“明礼”来建设“伦常秩序”，以道家的“不争”来破“强权思想”，东西文化的综合使林语堂获得了个人心灵的平衡。林语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他心灵的归宿，他在《论语》和《人世间》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幽默闲适的散文。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迷茫中返归传统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陈平原在《林语堂与中西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3）一文中认为：
谁也摆脱不了传统的制约，所谓**传统，并非完全不要传统，而只是抛弃钦定的“传统”。**传统必然导向重新发现、重新选择传统。或迟或早地，**者必须在传统中找到思想的资料和精神的同道，否则外来思想文化无法立足生根。因此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向传统复归，而在于如何复归。……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如何既发扬五四**精神，又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的“中国人”，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抗日战争的爆发，客观上掩盖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发掘民族脊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许多人在并没有真正解决头脑中“古今”、“中外”之争的情况下，便顺应历史潮流，理直气壮地向传统复归了。
虽然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有点不合时宜，但世移时变，在如今却有独特的魅力。在和平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里，我们提倡的是和谐，所以林语堂的个人主张极有市场。现在正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