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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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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无事的悲剧’了。少时读宋人诗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至今犹觉绿叶森森中有此悠然一境,这样的半日之闲,才抵得上十载劳顿。”
    赵景深说:“钱歌川是有生活情趣的,他不把生活过得公式化。”
    钱锺书说:“心直口快的劝告,假使出诸美丽的异性朋友,如闻裂帛,如看快刀切菜,当然乐于听受。不过,照我所知,美丽的女郎,中外一例,说话无不打着圈儿拐了弯的;只有身段缺乏曲线的娘儿们儿,说话也笔直到底。”“无友一身轻,威斯娄的得意语,只算替我说的。”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谢六逸写信给友人:“聪明人不愿结婚,甚至不必有个家。”谢本人不仅结了婚,而且有一群孩子,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美满的家。
    吴宓说:“除了学术与爱情,其他问题一概免谈。”
    梁漱溟曾谈及择偶标准:“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
    梁实秋说:“齐(如山)先生心胸开朗,了无执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生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的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闲情逸致去研讨‘三百六十行’,他不吝与贩夫走卒为伍,他肯尝试各样各种的地方小吃。有一次他请我们几个人吃‘豆腐脑’,在北平崇文门外有一家专卖豆腐脑的店铺,我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这等的一个地方。”
    杨振声说:“字画只求其好,何必名家?”
    有人曾向鲁迅提起,欧阳予倩、田汉等人想以改良京剧来宣传救国思想,鲁迅笑道:“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张爱玲着装分不出前卫还是落伍。一次她去印刷所看书稿的校样,在与女工聊天时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女工问:“穿祖母的衣服,不是和穿寿衣一样了吗?”张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193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作家吴朗西去永安公司附近赴宴。下了电车后,他先去一家彩票店买航空公司奖券撞撞运气。此时,有人过来拍他的肩膀,吴回头一看,是鲁迅,他一时紧张,说不出别的话来,便问鲁迅:“先生,您买不买奖券?”鲁迅笑答:“我从来不买发财票。”
    鲁迅说:“诚然,用经济学的眼光看起来,在现制度下,‘闲暇’恐怕也确是一种富。”
    邵洵美认为:赌博富于诗意。
    金岳霖说:“沈从文先生从前喜欢用‘打发日子’四个字来形容生活。”
    金岳霖说:“30年代相当早的时候,唐擎黄先生同我从晚八点开始讨论‘雅’这一概念,一直讨论到午夜两点钟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只是这东西不能求,雅是愈求愈求不到的东西。”
    徐悲鸿和蒋碧微去法国前逗留北京期间,徐每天四处交际,蒋则枯守家门,她说:“往后几十年里,虽然经常听朋友在说北平住家怎么理想,可是我就从来不曾想过要到北平去住。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那北平一年的生活,只有苦闷和贫穷。”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执教,他对厦门有如此印象:“此地初见虽然像有趣,而其实却很单调,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鲁迅还说过:“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此种语言,将来必须下令禁止。”
    梁实秋说:“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个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
    徐志摩说:“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1935年10月29日,鲁迅致信曹聚仁:“今天却看先生之作,以大家之注意于胡蝶之结婚为不然,其实这是不可省的,倘无蝴蝶之类在表面飞舞,小报也办不下去。”
    鲁迅说:“自己一面点电灯,坐火车,吃西餐,一面却骂科学,讲国粹,确是所谓‘士大夫’的坏处。印度的甘地,是反英的,他不但不用英国货,连生起病来,也不用英国药,这才是‘言行一致’。但中国的读书人,却往往只讲空话,以自示其不凡了。”
    1936年4月,鲁迅致信颜黎民:“我很赞成你们再在北平聚两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是走开十年了,也想去看看。”
    张竞生说:“新男性应该具有硕大的鼻子,浓密的胡须,宽阔的肩膀,强健的肌肉;新女性则应该具有高耸的鼻梁,红润的脸颊,丰满的乳房,肥胖的臀部,粗壮的大腿以及发达的性器官——所有这些都是性交过程中性趣冲动达到最高潮的产物。”
    周作人说:“在中国我觉得还是北京最为愉快。”
    郁达夫说:“女人终究是下等动物,她们只晓得要金钱,要虚空的荣誉,我以后想和异性断绝交际了。”
    胡适在课堂上曾给“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句格言加了一条:“时髦不能跟。”
    林语堂曾用第三人称自述生活方式:“他主张优游岁月,却认为全中国除了蒋先生和蒋夫人,就数他最劳碌,他硬是静不下来,火车老不进站,他一定在站里站外逛来逛去,到商店巡察各种糖果和杂志。宁可走三层楼梯,不愿意等电梯。洗碟子速度很快,却老是打破一两个。他说爱迪生可以24小时不睡觉,不足为奇,端赖你工作专心与否。‘一位美国议员演讲五分钟,爱迪生就会睡觉,我也和他差不多。’”
    林语堂说:“我想一个人的房间,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切不可像一间和尚的斋堂,或如府第中之客室。天罗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了了的气味……”“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在热度95以上的热天,却应许我在佣人面前露了臂膀,穿一短背心了事。我要我的佣人随意自然,如我随意自然一样。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要一个热水浴房。”“我要几位知心朋友,不必拘守成法,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谈话起来,无拘无碍,柏拉图与《品花宝鉴》念得一样烂熟。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有癖好,有主张的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虽然这也许相反。”
    潘光旦说:“我近年来有一个主张,就是觉得大小家庭都不好,最合理的是不大不小的家庭,剔除了大小家庭的缺点。这种不大不小的家庭,是由老壮少三辈组织成的,老人有丰富的经验,壮的有力气做事,少的有理想同朝气,使着家庭的福利能够进步。这样的家庭,可以利用各人的特点,向外发展,对于国家同社会,以及他们的家庭,都是有益处的。”
    潘光旦主张女人40岁之前最好在家带孩子,教育子女,等孩子成长起来,母亲再参加社会工作。但这个观点遭到清华女学生几乎一致的激烈反对。
    蒋介石说:“夫妻谐和为人生唯一之乐事也。”
    1925年春,孙中山病重入协和医院,西医已无办法。这时张静江、胡适等人向孙中山推荐中医。孙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鲁迅说:“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
    1920年,吴宓与陈寅恪在纽约碰面,当时,两人还是30岁上下的青年,难免谈及爱情与婚姻。吴宓日记记下了陈寅恪的几段论道,如:“陈君又论情之为物……而断曰:(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也。(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又如:“陈君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
    南开校长张伯苓说:“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以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
    梁实秋说:“清茶最为风雅。”他就这个结论所举的例子是:“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盂,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
    汤定之不喜欢荤素搭配的炒菜,说:“荤的就是荤的,素的就是素的,何必弄得不荤不素呢!”
    丰子恺将人生比作一个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艺术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弘一法师的出家,即是不满足于艺术生活,登上三楼,一探宇宙之真相,人类之究竟。
    梁漱溟说:“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都不要喝茶;白开水好。我吃饮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
    黄裳说:“一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之外,总得有点好玩的事做做才会觉得生活有滋味。”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吴昌硕说:“吃东西用筷子,何等文雅,西菜动用刀叉,尚具原始习性,是野蛮习惯,不足取法的。”
    画家程瑶笙不缺钱,而自奉甚俭。他不抽烟,不喝酒,食无鱼,出无车,寓中的家具多为从旧货店廉价买来的,一个长几还缺条腿,用煤油箱垫着。但他以济人为乐,曾说:“我得天独厚,福当和人共享。”
    吴湖帆对陈巨来说:“凡遇不相识的人,要绝对让人看不出你是个印人,我是个画家。假使叶恭绰对任何人都大谈其铁路建设,梅兰芳对任何人大谈其西皮二黄,岂不自形浅薄?”
    钱锺书说:“‘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快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周作人很反感用笼子养鸟,他说:“如要鉴赏,在它自由飞鸣的时候,可以尽量的看或听,何必关在笼里,擎着走呢?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是痛苦的赏玩,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
    1924年12月7日,周作人致信学者江绍源:“我的意思,衣服之用是蔽体即以彰身的,所以美与实用一样的要注意。有些地方露了,有些地方藏了,都是以彰身体之美,若是或藏或露,反而损美的,便无足取了。裙下无论露出一只脚两只脚,总是没有什么好看,自然应在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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