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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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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西南联大教授中引人注目的景观。”另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回忆说:“(金岳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熊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
    林微音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青年诗人,与才女林徽因名字相近,容易引起误会。施蛰存说:“此人举止怪气,夏天常穿一身黑纺绸的短衫裤,在马路上走,有时左胸袋里露出一角白手帕,像穿西装一样。有时纽扣洞里挂一朵白兰花。有一天晚上,他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被一个印度巡捕拉住,以为他是一个‘相公’(男妓)。”
    上海人重衣着,换句话说就是重外表,家徒四壁也得出入体面。据说有一类人早晨到洗澡堂,把西服、衬衫、领带、西裤、内衣内裤、袜子、皮鞋等全身行头交给澡堂代为洗熨、擦油,自己沐浴休息。中午叫饭到洗澡堂吃。下午便里外一新地步出洗澡堂。俗话称“不怕天火烧”,因为他所有的家当都穿在身上了。
    西南联大时期,某日,一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擦黑,路上没人,她听到身后传来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曾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鞋,故有此梯里突鲁的声响。
    曹聚仁在暨南大学执教时,一个姓钱的朋友从浙江接母亲和姐姐去南京,路过上海,曹出于情谊,“非好好招待一下不可”。他穿一件袖口破碎了的蓝布长衫去见友人一家,孰料朋友的母亲以衣帽取人,对曹非常冷淡,以为曹是来借钱的。曹坐着不走,钱母显得十分心烦。后曹请他们吃午饭,点了一桌子菜,钱母又以为曹是来蹭吃蹭喝的。曹去结账,钱母又担心曹一时充阔,过后后悔。饭后钱某有事他往,曹聚仁陪着她们玩了一整天。直到晚上,钱某把两人的友谊及曹聚仁的生活状况说清楚了,其母才恍然大悟。
    曹聚仁在衣着上的另一回遭遇是抗战结束的第二年。他当时在南京,应邀往一家银行赴宴,席上高朋满座,客人中只有两人穿卡其布中山装,其一即曹聚仁。同样式的中山装也是银行工友的工作服。席间竟然有一贵客伸过手来,把碗交给曹聚仁,让他给盛饭。
    北大才女张充和从小没进过学校,在家延师学诗词曲。后来她考北大,数学是零分,国文是100分,终被录取。张充和常戴一顶小红帽,在北大很活跃,人送外号“小红帽”。
    漫画家马星驰算是国内漫画的鼻祖之一,虽驰名一时,却难以脱贫。某个夏天,他去赴朋友的饭局,当日天气炎热,众人皆背心短裤,唯有马一身长衫。主人请他宽衣,他一再婉拒。主人再三询问其故,才知道他穿着一条七穿八洞的破裤子,借长衫来遮羞。
    李准曾为宣统年间的广东水师提督,乃前清的从一品大员。民国后寓居天津,有人见他如此穿着:长袍外加黄半臂。这是因为原来的黄马褂已无用处,去其袖改制而成。他当时在天津买下一条街,自己住一处,其余出租,房客见他这身打扮,仍呼其为“军门”。
    刘文典不修边幅,平时穿特别长的长衫,扫地而行,类似于辛亥革命前妇女所穿的裙子,看不到脚,走路只得轻步慢移。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4.居所
    潘复晚年常住天津,其小营门住宅建有东西两座大楼。东楼楼下为客厅和书房,书房名华鉴斋,内藏价值连城的宋版《通鉴》一部和《华山碑》拓本。潘的原配住东楼,大姨太太张静娟居西楼。潘虽曾贵为一国总理,在家却做不了主,家政由大姨太太张静娟一手把持,潘要花钱也得向她要。张静娟居西楼后,便想与潘的正室争名分,把姨字取消,以高抬身份。潘不得已令家中上下人等称原配为东楼太太,大姨太太改称西楼太太,俨然成了帝王时代的“东西两宫”。
    徐世昌在河南辉县距城西南二里来地的地方置了一片稻田,并于田中起房,命其名为“水竹邨”,他也就势得了一个雅号——水竹邨人。水竹邨环房四周都挖成渠道,水面种荷养鱼,周遭栽植绿竹,俨然一派北国江南、闲情逸致的色调。徐世昌却非闲人,在水竹邨里,他经常秘会各地到访的政客,大做政治交易,饮宴之类的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徐世昌在辉县购有大量地产,水竹邨仅其中之一。他在城西还购置一山一庄,在县城有一座堪比京城王府的公馆。在北京东四五条和天津英租界,徐世昌也都拥有富丽堂皇的豪宅。
    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住南京石板桥2号,这其实是总理陵园管理处的办公地点,一楼办公,二楼权充元首官邸。官邸外有一个班的宪兵警卫,林颇感不自在,对人说:“主席变成犯人了。”林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330弄3号也有一处住宅,是一个单开间的小洋楼。他来此居住时,法国巡捕房也在四周布满暗探,林对这一套同样很反感。林在南京石板路的“元首官邸”没有卫生设备,房间狭小,以致负责警卫他的宪兵只能借住邻家的空屋里。如此寒酸的“元首官邸”,在全世界恐怕也难得一见。
    上世纪20年代,闻一多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时,住在西京畿道。这是一个有两棵枣树的小院子,这一点和鲁迅在西三条的院子相仿。房间还算宽敞。闻家的特别之处,是客室的墙壁和天棚全部用黑色亮光纸裱糊,桌子上和窗台上衬以一些小古董,虽不免给人以“阴森”的感觉,但极富艺术气息。半个多世纪后,当年到过闻家的作家蹇先艾仍对那间客室的布置印象清晰。
    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他在北京时,一直租房子住。原配去世后,段娶袁世凯的养女为妻,袁世凯以送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其实也无产权,原房主是与袁世凯打牌输了40万大洋,把房子抵押给了袁世凯,但没给房契。等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见对方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他在这房子里只住了两年。
    北洋政府时期当过江西省长的胡思义,卸任后在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和清凉禅寺之间置下洋房一栋,兼做棉纱、公债生意,应酬无虚日。本来他这寓公的日子过得相当惬意,然而世事难料。有一夜,江西奉新一盐商在南京路新新酒楼设宴,胡赴宴归来,行至距其寓所约200米的地方,几个身着黑衣短褂的彪形大汉突然从清凉禅寺门旁蹿出,健步拦住胡所乘包车,将其架入路边一辆汽车中,以黑布蒙住双眼。胡遭绑票后,家人与劫匪讨价还价,最终说定5万元赎票,并商定日子票款互换。忽因另案破获,胡未破财即被救释归。胡出来后已成惊弓之鸟,不敢再回寓所逗留,只在沧州饭店住了几个晚上,料理了未了事务后,便回南昌了。
    崇实学校是北平一所教会学校,作家萧乾在那里读了近十年书。每周日一早,学校整队到礼拜堂做礼拜,回来时要穿过洋牧师们居住的一个大院,能看见这样一幕场景:院子里是一幢幢两层洋房,周围是绿茵茵的草坪,路边松木成行。家家门前都有专用的秋千和沙土地,时有金发碧眼的孩子在一起玩。走过门前总能闻到令人垂涎的肉味和牛奶味,阳台上摆满了花盆。厨师、花匠干活时都身着洁白的制服。穿过这个天堂般的院子之后,萧乾还得回到大杂院的小屋里,用杂和面糊糊充饥。
    新凤霞当年在天津卖艺时,全家八口人——父母、三个妹妹、两个弟弟——住在一间很小的南房里,一间屋大半间炕,就这也睡不开。她父亲想出个窍门,在炕沿装一块木板,安上合叶,白天放下来,晚上睡觉时用凳子支上。即使这样,也只能是一个挤着一个地睡,谁也不能起夜,甚至不能翻身。一起夜就没地方睡了,一翻身全家准醒。
    四川军阀范绍增有三四十个姨太太。为了安置她们,上世纪30年代,范花费一二十万银洋,在重庆建起一个约占半条街的公馆——范庄。范庄为花园式建筑,内有三座三层洋楼。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每栋楼内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整体设计新颖,装修华丽;另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范庄落成后,范每日公务之余,便在新公馆里拥妻搂妾,男欢女爱。
    梁巨川曾是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行营主任。1929年,他接前清太监赵德山密告,称西四牌楼羊肉胡同7号是清朝某王府,宅内地下藏有大量银子。梁据情报告阎锡山,阎即决意收购此宅,并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3万元。购下后,梁派一个排的卫兵住在宅内看守。当年8月,动工开挖,共雇用20多名工人,施工期间许进不许出。如此一个多月,把7号住宅地下挖了个遍,也没见半两银子,而地下渗出的水却越来越多,只好用抽水机排泄,致满街污泥浊水。负责办理此事的山西银行经理王子寿将情状上报阎锡山,阎复电要王将6号和8号也设法买下,继续施工。总共挖了近半年时间,王子寿后来叹道:“这也太开玩笑了,不但银子没有挖到,反而花了十来万!”
    北洋政府时期,中法实业银行法方总经理名裴诺德。他的住宅在安定门内后圆恩寺,后来的圆恩寺电影院只是他家的一部分。这个院子原归晚清重臣荣禄,后被中法实业银行购入并加以改造成为总经理的宅第。
    院内由一座很讲究的楼房、数十间平房及宽敞的庭院组成。宅内有游泳池、网球场、台球房、健身室、图书室、大客厅、大餐厅、舞厅、盥洗室、小书房、浴室、卧室、汽车房、洗衣房、男女佣人房等等。各室的陈设除少量中国古董外,大部分是从法国购买或定制的。家具也是除少量中国硬木条案桌椅外,全从法国定制。其他如餐具、桌布、餐巾、手巾、床上用品、毛织品等,也都是从法国定制的。所有定制品上,都带有法文“中国实业银行”缩写“BLC”字样的图案。宅内许多房间的顶棚和墙壁,是用铅锡做里加木板包镶起来,外面用各色大缎装裱。各种规格的钢丝弹簧床,都附有鸭绒枕被。各屋地板上铺满定制的栽绒地毯。银行倒闭后,巴黎派来的调查人员,看到这里的情形,曾喻之为“王宫”。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在沈阳帅府旁边盖了两所住宅。其中一栋为赵四小姐居住,张请西门子洋行为这栋楼房装饰最新式的花灯,共花费两万余元。施工时,西门子洋行出于安全考虑,特地为赵宅设计了一种“无影反光灯”信号,即只要有人进门,室内即能察觉,以便及时防范。但工程未了,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遂作罢。
    袁世凯在老家河南项城有地300余顷,在彰德洹上村有地300顷和大宅院一处,连花园共两百来间。他在北京锡拉胡同和炒豆胡同有两所大宅子。天津地纬路一带房产都为袁家所有,英租界小白楼数百间楼房也归其所有。袁在香港也曾置有房产。
    五四运动后,曹汝霖因家被火烧,一度住在北海团城。当时团城属京绥铁路局看管,曹在此闭门谢客,以写字消磨时光。后来全家暂时搬到天津德租界,直到赵家楼的房子修好后,才搬回来。但曹仍来回于京津两地。1922年春,曹又在灯市口同福夹道5号盖起一所新住宅,规模堪称宏伟,东院还有个戏楼。抗战爆发前后,曹汝霖卖掉同福夹道5号的房子,迁入东公安街2号属于盐务署公产的一栋洋房。王克敏当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看中了这幢房子,叫曹汝霖腾出来给他住。曹说:“你在外交大楼住着不是挺好吗?何必要这个地方?”王说:“那是办公的地方,不能久住。”坚持要曹搬出,曹虽极为不满,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最终还是在贡院大街4号典下一所房子搬了过去。
    黎元洪时代,曹锟篡位心切,不择手段地对黎施压,竟然一度切断了黎元洪在东厂胡同住宅的水电线路,对黎身心和生活构成严重威胁。那些日子,农商总长李根源天天去黎宅,名为保护总统,实则李系一介文官,又无卫士,只带着程砚秋去黎家“保驾”。当年在北洋政府总长之间,风行接纳唱青衣或花旦的京剧演员,如交通总长吴毓麟捧尚小云,司法总长程克捧朱琴心,李根源则捧程砚秋。
    1917年冬,段派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购置了一个大宅子,作为其派系议员聚会的场所,名为梁宅。起初参加聚会的有十来人,既无组织,也无召集人,参与者大多是晚上闲着无事,来这里坐坐。后来加入者渐多,又添置了棋类、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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