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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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作者:刘仰东
刘仰东,祖籍辽宁,生于呼和浩特,在北京长大。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清史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为人民政协报高级编辑。著有《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等。
自 序
民国史很短,只有三十八年。民国的历史虽短,却很热闹,出过不少大事。事情是人干的,因而民国时期也出了不少人物。但再大的人物,干再大的事的人物,也得过小日子,正如丘吉尔所言:仆人的眼里没有伟人。“大人物”过小日子,有时候就像大手笔写小文章,他们留下的故事,往往能让人一唱三叹、回味无穷。其实人物不论大小,比起当众亮相,他们不戴面具的私生活显然更容易引起常人的好奇心。
这本书写的就是私生活,或者说是私人生活的某些侧面、片断、细节,用的是“世说”一类的记述方式,素材大多取自回忆录、日记、书信等原始资料。忆者的脑子毕竟不等于录音机和摄像机,当中的某些细节,能否经得起有考据癖的所谓历史学家的推敲,谁也打不了保票。我们所尽力去做的,是让读者读一本好看的书,知道一些好玩的故事,领略一点当年的风情。而故事的背景是真实的,来龙是清楚的,不是捕风捉影的,更不是凭空瞎编的。
这是一本随意翻翻的书——没有头尾,没有章节,没有次序。只依类分了一二十个题目,也未必分得很清楚,因为生活中的事情,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页之间,这一段说的是民国元年,下一段也许就到了四十年代末,再下一段没准又回到了民国初年,反正就是这三十几年间的人和事。读者可以从头一页、从最后一页、从任何一页读起。从另一个意思上说,“随意翻翻”是指这本书从表到里都不沉重,是一本解闷的书,可以在大多数私下或公共场合花零碎时间阅读,比如床头、卫生间、厨房、阳台,比如各种交通工具,比如银行、公园、街头、河边、医院、餐厅、咖啡馆、茶楼、户外扎营的帐篷里……
民国的历史已届百年,还能去回忆民国那些事的当事人,已是一天比一天少了。民国史的专著和教科书倒有的是,但多流于说教,很难把读者吸引过来,带到民国去。我们倘能换一个视角,撇开所谓的大事,去看看当年那些“大人物”以及更多的小人物是怎么过日子的,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不等于去了趟民国么?
作者的知识面和阅读量都有限,书中疏漏和缺憾在所难免,这是动笔之前就可以料定的。好在这不是什么“大全”一类的读本,“民国”也不是去一趟就非得转悠个遍的地方。剩下的遗憾,只能再找机会弥补了。
友人王鹤杰先生逐字逐句审阅了原稿,订正了不少错漏,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友人马长虹先生给了作者许多有益的指点,并为此搭进去很多心思和精力;三联书店潘振平副总编、徐国强编辑对书稿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一并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刘仰东
2011年8月
1.男女
吴昌硕70岁时曾纳一妾,不出两年,妾便跟别人跑了,在与友人闲聊时,吴笑语:“吾情深,她一往。”
王赓和陆小曼结婚时,女傧相有九人,徐志摩是男傧相之一。后来王陆离婚,陆小曼改嫁徐志摩,两人结婚时,王赓又成了男傧相。
毛彦文33岁时,嫁给了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后来成为慈善家的熊希龄,当时熊希龄已66岁。婚礼上悬挂的贺联,多涉及两人的年龄差。毛的一个同学与熊希龄是世交,平素称熊为“世伯”,他送的贺联是:“旧同学成新伯母,老世伯作大姐夫。”报人崔通约的贺联是:“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妇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学者沈尹默的对联是:“且舍鱼求熊,大小姐构通孟子;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三年后,熊希龄突发脑溢血去世,毛彦文此后终其一生,一直未再嫁。
1926年,燕京大学从北京城里迁至西郊海淀,与清华相距不远。清华学生有时去燕京大学玩,能看见女生宿舍前贴着男生写的红绿纸条:“我们不欢迎清华学生”,“反对清华学生到处乱窜”。
1923年8月17日,谢冰心和一群年轻人从上海乘船启程赴美留学。此前谢在贝满女中的一个同学来信请谢上船后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以便互相有个照应。谢上船的第二天,便让同学许地山去找,结果找来的并非吴卓而是吴文藻。后来问起姓名才知道找错了人。这一错,却成就了一桩脍炙人口的经典姻缘。
冰心和吴文藻结婚后,吴文藻把一张冰心的照片摆在书桌上。冰心问:“你真的是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吴笑道:“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某日趁吴去上课,冰心把相框里的自己换上阮玲玉,过了几天,吴文藻也没反应。后来还是冰心提醒吴文藻:“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
艺术史家滕固是地主家长大的少爷,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情。此期间,他看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医生,守寡不久,独自行医,婆家娘家都是名门大户。女医生家里雇着一个乡下丫头,兼做家务和护士,丑且胖,后来被滕固拿下当了红娘,从中穿针引线,促成两人的情事,眼看要办喜事的当口,被女医生的婆家得悉,又请律师又登报,横加干涉,一时“家丑”外扬。女医生迫于压力,只得知难而退。滕固为此大病一场,也正是这场病,成就了他的一世姻缘。女医生家的丫头一直服侍孤独而患病的滕固,像个贴身的侍婢,在她的悉心调理下,滕固的身体日渐恢复,两人遂产生了爱情,这与蒋百里的经历有些相仿。后来,便有了滕固娶乡下丫头的骇俗之举。滕固的结婚仪式据说贺客寥寥,就连证婚人章太炎也没亲自到场。
清末,南京人陶保骏被两江总督端方委以军务要职,任内贪污了巨额军饷。武昌起义后,陶挟十数万贪款到上海,将钱物寄存在名妓沈秋水处,成了沈的恩客。后陶保骏被沪军都督陈英士设计枪决。陶死后,史量才来找沈秋水。沈担心钱物被当局侦知,正不知所措,便将实情端出,让史量才给拿主意。史听后作若有所思状。沈秋水急了,连连逼问,史量才才正色相对,说了这样一番话:“此事处置不当,确有倾家之祸。现在我为怜惜你起见,也顾不得一切,我来担当风险。以我在上海政、商、学界的地位,可以说得到,做得到。当局既未来查包裹,你尽可放心。我来负责保证你的安全就是。”沈秋水听后不免感激涕零,史量才遂人财两得——沈秋水后来成了史量才夫人;而那笔陶保骏贪污的巨款,则成了史量才日后盘下《申报》的财源。
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潘复,是个见色就搂不住的人。民国初年,潘在财政部当司长。有一次他从天津回北京,在火车过道上遇见一体态妖冶的女郎,便上前吊膀子。该女自称叫张静娟,潘约她次日到东兴楼吃饭。第二天晚上,张果然姗姗而来,饭后张邀潘到家里小坐,潘去后才发现,此女是班子里的红妓。自此两情缱绻,终至互订婚嫁,张成了潘的大姨太太。后来潘又不择手段接二连三地纳妾,十多年后,凑成金钗半打。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皇宫。不出几年,冯手下的多位将领却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成了端郡王载漪的孙女婿。
载漪之孙毓运曾忆及,上世纪20年代末,他的几个妹妹都在兰州女一中读书。一次,他六妹和同学黄宝贞(女一中校花)去兰州最大的绸缎店明义号买料子,碰巧遇见也来逛商店的七、八、九妹。黄宝贞当即热情邀请她们去家里作客。黄当时已婚,丈夫张允荣是甘肃省财政厅厅长。几个女孩拗不过黄宝贞的盛情,便跟着她一起去了。
黄宝贞的家安在省财政厅后院。她们路过客厅时,恰巧张允荣也在接待客人,当中有西北军高级将领门致中、孙连仲、冯安邦等。这三人当时还是光棍,见一群穿着很讲究的旗袍的女学生穿堂而过,不免一时分神,动了杂念。事后便屡托黄宝贞打探底细,再请媒人去提亲。后来,毓运的九妹和门致中、八妹和孙连仲、四妹和冯安邦、十妹和鲁崇义等在兰州订婚,这是1930年的事情。再后来,门致中调任宁夏省主席,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
完婚以后,门致中、孙连仲等有一次和毓运闲聊时谈起,与端王家结亲,是一种巧遇的“天作之媒”。
奉系军阀汤玉麟曾在张作霖手下当军长,后任热河省主席。此人嗜色成性,妻妾成群。平泉县警察局长单某投其所好,在平津搜罗多名手段出众的交际花做姨太太,然后送到汤府应酬,陪酒陪睡。汤的两个儿子知道后,也给单打电话或直接派车去接,将单的姨太太请来自家陪着抽烟喝酒打牌睡觉,一玩就是十天半个月不回家。后来汤的孙子也知道了,单的这几个姨太太又去伺候汤家的孙少爷。如此祖孙三代争着和几个美人欢聚,却不闻醋海风波。这在当年,是一桩热河全省尽人皆知的风流闹剧。
抗战期间,曹聚仁作为战地记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天深夜,他在皖南一个小镇的饭铺和伙计攀谈,伙计说镇上没旅馆,楼上有一个房间,只能和别人搭铺,曹也只能答应下来。他后来回忆说:“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人,带着一位16岁少女……我走得很疲乏,吃了晚饭便睡了。哪知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糊里糊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伙计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猩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晚年,曹聚仁在回忆之余总结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
作家姚雪垠早年入河南大学预科后,暗恋同班一个长相和成绩都很出众的女生。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情,那时在开封这样的内地城市还不兴自由恋爱,男女生之间界限分明。姚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行动,只停留在单相思阶段。但他就此写了一篇小说,完全采取心理描写的手法,这大约是国内较早的一篇“意识流”小说。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姚雪垠为避免日后相见时的尴尬,并没有把小说捅出去发表。
女画家潘玉良本姓张,生在扬州,父母早逝,后被舅舅骗到芜湖,卖给了妓院。1912年初夏的一天晚上,芜湖商界在县城一家饭馆给刚到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接风,张玉良被召来唱歌弹琴。席间潘对张生出好感,被商会会长看在眼里,事后便把张送到监督官邸,借以拉拢潘赞化。潘就势收留了张玉良。张从良后,与潘结为夫妻,先去上海,又到海外,受到良好教育,成为名噪一时的画家。
1927年2月11日,梁实秋和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仪式过程中梁实秋因戒指太松或手指太细不慎把戒指丢掉了。新娘程季淑对他说:“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个。”
1938年,20岁的文艺青年陈强(陈佩斯之父)经历一番漂泊,从国统区来到延安,成了鲁艺戏剧系的学员。他后来参加了一系列演出,这辈子出演的第一个反派角色,是话剧《国际玩具店》里的希特勒。此期间,因为戏中合作,他看上了鲁艺的一个女同学,据说是爱得死去活来并论及婚嫁。某日,上面突然找陈强谈话,告诉他该女生是有夫之妇。陈强顿觉惊雷乍响,失魂落魄。他为此不仅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还大病一场。后来他才知道,她的丈夫是中共派到国民党军中任职的高级将领,由于形势险恶,她被秘密送到延安。
多年后,陈强从敌后回到陕北,路过绥德,歇了两天。他闲着没事上街看报,一抱小孩的妇女在他身边转来转去地盯着看,陈一转身,她脱口叫了声:“陈强!”原来这正是陈强在鲁艺认识的女朋友。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