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年谱-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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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调整各师各战略区活动范围，第一师和苏中区活动范围向北扩大到盐城，向南扩大到江南京沪铁路以北的镇江、丹阳、武进地区。后来又决定将苏南的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
12月主持讨论写作《第一师1941年年终工作报告》，报新四军军部。从1941年到1944年，每年年底都召集司令部有关人员总结当年军事斗争情况，研究对敌斗争方针和战略战术，由参谋按他的讲述整理成文，作为向新四军军部年终报告的一部分。
年底到1942年初与苏中军政党委员会诸同志一起，总结在平原水网地带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利用农闲和水位降低的有利时机，发动群众展开改造地形的运动，在河道上构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使当地的木船通行无阻，而敌人的尖底汽艇寸步难行。又改大桥为小桥，改大路为小路，使新四军行军作战来去自如，日伪军行动困难重重。同时加强部队适应性作战训练，掌握在水网地带打游击战的规律。为在平原水网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和坚持巩固的根据地创造了条件。粟裕说：“实践证明，对于战争中的地形条件，应该辩证地看。
水网地形其实是既有利又有弊，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对地形的改造，加强部队的适应性训练，就可以变对我不利为有利，变对敌有利为不利。”
1942年35岁
1月10日第一师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苏中当前工作总方针的指示。
1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在苏北阜宁县单家港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至3月5日结束。会议制定的总方针、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去延安参加即将准备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陈毅代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刘少奇在《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的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中说：“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而华中几次反磨擦的主要决战，又是一师部队担负的（如郭村与黄桥两次战斗）或有一师部队担负的（如皖东及曹甸战斗）。在李长江叛变后，又进行了极大胜利的讨逆战役。在无数次的反‘扫荡’战斗中，一般都获得最大的战果与胜利。一师与苏中地方的党，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建立了根据地（去年收入公粮306万余石，税收1587万元，人口约510余万），并初步的发动与组织基本群众（农会会员50万人），进行减租减息，建立了不小的人民武装（138万人），发展了地方军（现有6700余人），开始了敌伪工作。在财政上帮助了其他根据地（约470万元）。部队与人民的关系，一般是好的，并且经常保持着高度的战斗情绪。”
1月下旬获悉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遣“忠义救国军”两千余人自江南进入苏中靖江、泰兴地区，企图打通与韩德勤、张星炳两部的联系，并与日伪军勾结，在苏中建立反共基点，立即作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的部署，指挥第三、第四分区部队予以打击，迫使“忠救军”在日伪军掩护下逃回江南。
2月中旬率领第一师“前指”转移到三仓地区休整，恰逢农历春节（14日除夕，15日正月初一），即通知隐蔽在海船上的师部机关人员上岸一起过节。
这时得到敌人在周围几处增兵的情报，判断敌人将发动对三仓地区的“扫荡”，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向敌人来路方向行动。经过一天两夜与敌人周旋，反复行程100余公里，终于跳出敌人的合击圈。
2月下旬为适应敌我争夺重点由第二分区转向第四分区的形势，率领第一师指挥机关转移到第四分区的启东、海门地区，具体指导第四分区的反“扫荡”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从2月下旬到3月中旬，指挥第一师部队进行反“扫荡”作战，进击并收复三阳镇，又乘胜扩大战果，攻击二厂、久隆，先后粉碎日伪军两次“扫荡”。在三阳镇战斗中，缴获日军八八式掷弹筒一门。听到这个消息，下令把它调到师部，同军工部的同志一起研究，作为设计小型迫击炮的参考。对他们说：“我们现在有小炮，将来会有大炮，有炮群。”
3月15日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离开华中赴延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陈毅代理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
第7章
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新四军第六师政委谭震林任第一师政委，第六师部队统一由第一师指挥，第六师番号不变。谭震林未到任。刘炎已因病长期休养，他的职务（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政委，兼苏中军区政委）由粟裕兼任。7月29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电令：
“一、六两师政委，谭未到前即由粟师长兼代，一、六两师统一归粟指挥，以便利事权统一”。10月23日，陈毅、饶漱石、曾山致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电，建议谭震林改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并说：“现经我们再度考虑，认为一、六两师部队暂由粟一人负军政主要责任，已能胜任”，“建议谭震林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10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复电：“同意一、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粟裕同志统一指挥，谭震林同志调任军政治部主任”。11月1日和10日，正式公布上述命令，并重申“原来番号不变”。
春天以苏中教导大队为基础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粟裕兼任校长。
4月15日在苏中第四分区海复镇（今属启东县）主持召开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并于4月29日作总结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军事建设、政府工作、夏收运动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议。在总结报告中，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新形势和苏中的特殊战略地位，指出：“苏中是各方面争夺的重要地区，今后的斗争形势将更尖锐与复杂，战争也更加残酷、艰苦。今后的斗争形式虽有可能由反‘扫荡’为主转变到三角斗争，但这一斗争形式不能长久存在，仍然要归并到日我两方的尖锐斗争。胜利的取得主要决定于我们主观实力和政策的正确运用”。提出“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方针，要求既要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又要积蓄与加强力量，准备和迎接反攻。
4月20日发出关于3、4月份以来敌我战术特点的分析及我之对策的指示。指出敌之战术特点是：昼伏夜行，突击奔袭；寻找我军一点，取得搜剿；佯攻撤退，待机再行突袭；寻我主力等。我军战术对策是：强调侦察工作之重要性和多样性；对敌之佯攻撤退切忌上当；对敌之紧缩圈应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予以打破；对敌人的车子队要内外夹击，用爆炸物、铁尖子破坏敌车子等。
4月22日在抗大九分校作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及目前苏中任务的报告。连讲三天，到24日结束。
4月30日、5月1日连发两电给陈毅、饶漱石、赖传珠，报告：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千余人再次北窜至泰兴地区，判断“似图经过李长江地区，相机进到兴化以南地区”，打通苏南、苏北两地国民党军队的联系，并控制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刻已部署第一师部队和鲁苏战区抗日联军（即“联抗”）“监视忠救，待机行动”。5月2日，电示“联抗”司令员黄逸峰：“目前苏中反顽中心，首在歼灭忠救。因此举不仅可以打断顽方与苏南之联系及形成韩（德勤）、张（星炳）之孤立，且可更有力争取李（明扬）、陈（泰运）”。“在反磨擦斗争中，争取政治上之主动，比争取军事上主动更为重要”。5月10日，再次向新四军军部报告对付“忠救军”的方针：“为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必须首先以全力歼灭忠救以至张（星炳）顽，以孤立韩（德勤）顽，达到更有利于中立李（长江）、陈（泰运）部队”。“目前我们作战的主要目标，应集中打击某些最顽固之伪军，不宜到处乱打，而应尽量争取安定的时间，以便在两个‘扫荡’之间加强我各项工作”。5月25日，第一师主力部队一部攻歼泰兴宣家堡伪军，“忠救军”公然增援伪军，使它与伪军勾结的面目暴露无遗。日军担心“忠救军”拉拢伪军而对其发动进攻。“忠救军”被迫再次回窜江南。
5月12日中共苏中区委发出《关于成立苏中农抗系统的决定》。指出：苏中已有50万农民抗日协会会员，决定成立苏中农抗总会。此后各地先后建立各级农抗会组织，在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发展农民自卫军、执行政府政策法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日发出致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报告苏中敌情和我反“扫荡”部署。5月24日，致电第一师各旅、苏中军区各分区，作出反“扫荡”斗争的具体部署。根据南通、如皋等地日伪军增兵等动向，判断“敌人之‘扫荡’会突然到来”，企图“在苏中摧毁我主力，缩小我根据地”。为此要求“在部队中及地方武装、广大群众中作深入动员与解释工作。注意防止因去年之反‘扫荡’胜利及近期环境比较安定而产生太平与轻敌观念；同时，也要反对去年某些地区之躲‘扫荡’现象”，“应有计划地分配干部加强基层，领导群众及地方武装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敌人”。“在反‘扫荡’初期，我主力应尽量避免与敌接触，各旅之间加强联系，以便于适时集结主力予敌以有力打击”。决定将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后方机关、学校转移到东台以北地区，自己率领五十余人的指挥班子在南通水网地区坚持指挥。
5月13日中共苏中区委发出《关于夏收运动中的策略指示》，指出：在夏收运动中，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土地政策，一般应采取以团结为主、斗争为辅的方针，在保证实现群众要求的前提下，以民主的合法的方式方法进行。
5月15日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一部伏击由悦来镇出动的日伪军160余人，毙伤日军80余人、伪军40余人。5月19日，第七团两个营进攻三阳镇据点，歼灭日军30余人、伪军40余人。粉碎了敌人下乡抢粮和打通启（东）海（门）公路的企图。
5月15日、17日连发两电给新四军军部，报告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军委1941年11月7日《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和中共中央1941年12月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以及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结合苏中的实际情况，实行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与精兵简政的情况。
5月17日中共苏中区委作出《关于改进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决定成立调查研究室，以周林为主任。
5月中旬日军调集12万余兵力发动浙赣战役，江南国民党30万军队纷纷撤退，50余天连续丢失诸暨、义乌、金华、衢县、江山、上饶等20多座县城。
5月26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电，报告苏中半年来反“扫荡”和基点争夺战情况和经验。报告中说：“自去冬以来，针对敌增筑据点，修筑公路，逐步分割、紧缩我根据地的行动，我们曾进行对敌据点进攻战和重要基点争夺战三十余次，计摧毁敌据点二十余处。我们认为在目前我们整个力量尚未占优势的情况下，对某些军事要点虽无决死必争之必要，但亦不应轻易放弃，如敌人系局部性的‘扫荡’或乘虚侵占时，应予以有力打击，并求得尽可能多控制一段时间，以便更有力地加强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这是我们从去年八月以来之作战方针，至今尚无大的变更。”
5月28日发出致新四军军部电，报告组建海上游击部队情况。
5月鉴于日伪军对苏常太、澄锡虞两区的控制逐渐放松，决定派部队和干部前去进行恢复工作。
5月在苏中行政公署召开的研究改造政权、减轻人民负担的第一次县长会议上作形势问题报告。
6月3日指导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举行斜桥伏击战，歼灭由三阳出击的日军70多人、伪军140余人，缴获敌人全部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