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年谱-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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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周恩来与聂荣臻联名致毛泽东信，报告东北边防军部队8月上旬可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而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需要休养，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委萧华均一时难以离京到任，建议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指挥，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待粟裕、萧劲光、萧华去后再成立。毛泽东于7月23日批示：“同意”。
8月1日鉴于病情日益加重，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报告病情未见好转，“但又因新任务（指抗美援朝）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毛泽东于8月8日复信说：“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
8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高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八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
8月1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第三野战军前委，组成新的华东军区党委，陈毅为第一书记，粟裕为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负责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工作。
8月23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和东北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磋商东北边防军的人员补充和供应问题，决定“待聂荣臻回京后，再一同与林彪商决”。
8月下旬由青岛转无锡疗养。9月，经上海返回南京。
9月3日毛泽东致电高岗：“林（彪）粟（裕）均病，两萧（指萧劲光、萧华）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
9月5日签发华东军区关于第九兵团参加东北边防军的行动方案。毛泽东于9月8日批示：“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十月底开到徐济线，十一月中旬开始整训。该兵团在徐济线整训期间仍归华东建制，惟装备及整训方针计划受军委直接指挥为适宜”。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颁布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7日由南京到上海了解第九兵团行动和空军交接情况。
10月26日致某同志信：阐述新形势下特种兵建设的方针。指出：过去华东特纵建立，是以其作为培养干部以便尔后大发展的基础，所以特纵几乎是包括步骑炮辎以及对空部队，这样的组织形式是完全适合当时需要的。而正须大量建设与发展特种兵的今天，如再像过去包罗万象是不能适应形势需要的，因此各兵种的分组是十分必要的事。
11月2日下午，抱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作了主战场与次战场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报告。关于主战场与次战场问题指出：如战争大打起来，从世界范围来看，主战场在欧洲，亚洲是次要的。从亚洲来看，中国是主战场。从中国范围来说，主战场是东北、华北。“我们已调九兵团去东北，将来如大打起来，还可以调更多兵力去。我们应从全局着眼，只要主战场胜利了，就是整个的胜利。”关于现代化问题。要正确认识现代化，应反对对现代化的两种认识：一是认为现代化很困难，搞不好，这是知识分子的事。另一种认识是认为现代化也“不过如此”，“老一套”，“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自满情绪也不对，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会使我们进步很慢。他又指出现代化战争具有以下特点：立体战、高度技术、速度快、讲协同。提高部队的现代化水平，当前要做到：遵守时间、提高效率、联络顺畅、密切协同、严格纪律、服从命令、发扬传统、勇于创新。
11月12日以华东军区名义，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报送了《华东军区两年多来剿匪海防工作综合报告》。
11月16日考虑到粟裕的身体状况，陈毅、饶漱石致中共中央电：为加强华东军区的领导和集中进行工作，决定陈毅住南京主持军区工作，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已逐渐将一部分机关分住南京。毛泽东于11月17日复电指出：“这些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即照此执行”。
12月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粟裕先后六次负伤，颅内、体内留有弹片、弹头，加上多年戎马生涯，紧张的作战指挥，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多次发作高血压、头晕、头痛、肠胃病。经中共中央批准，由楚青陪同，去苏联治病。
1951年44岁
春到达莫斯科后，经一个月的初步检查，诊断为长期过度紧张、疲劳、受伤次数较多（且有两次伤及脑神经），致造成经常头痛、头晕，需要较长时期的治疗休养。去高加索进行两个月的物理治疗后，脑部不适有所缓解，即返莫斯科。旋又发作严重腹痛，经检查认为阑尾发炎，决定立即手术。开刀后发现并非阑尾炎，而是整个肠子错位，互相扭结，有的地方已阻塞得很细。医生判断是战争中翻滚、摔打、跌撞过重、过频造成的伤害。经六小时手术，把肠子恢复到基本正常位置。
在治病和休养期间，根据粟裕的要求，经中国驻苏使馆与苏方联系，参观了莫斯科周围的苏军坦克、炮兵等特种兵院校，详细了解了各类院校的组织编制、学制及现代化武器的学习运用等。
5月徐向前总参谋长率中国政府兵工代表团赴苏访问，商谈购买苏武器和我国兵工厂建设问题，历时数月。此期间徐向前邀粟裕一起参与研究，并共同参观了苏军的一些院校、工厂。
夏腹部手术后，脑神经毛病又复发，经一段治疗后有较大进步，肠胃也比过去好得多，8月身体基本痊愈。
9月从苏联回国，在北京稍事休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朱德找粟裕谈话说，中央决定要你到总参工作。粟推辞说：“我水平很低，恐不能胜任，是否考虑别的同志为好。我到下面抓抓部队工作或搞学校工作都可以。”周恩来、朱德说：“你来总部工作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认为你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你还是服从决定吧！”粟说：“既然组织决定了，我只好服从。”
10月1日上午，参加了天安门城楼的国庆阅兵典礼。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同桌观看焰火晚会，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笑问粟裕：“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粟回答说：“我们家乡少数民族很多。但我们家是汉族”（注：粟裕所以这样说，是从小就听家中老人说，粟姓是在中原受到贬谪，被从军流放到湘西的汉族。20世纪80年代，全国进行的第三次人口大普查中，查明了粟裕祖先是从湖南省通道县迁到会同县的侗族。1989年7月19日总政治部正式批复“同意粟裕同志恢复侗族成分”）。
10月初回到南京，即以两周时间主持召开了华东军区整编会议。为商讨处理复员军人的有关问题，又亲赴上海请示华东局。
10月21日向华东军区机关干部作目前形势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
11月1日出席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号召英模代表在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继续努力，团结带领群众，为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
11月12日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副总参谋长，仍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催粟裕去北京上任。
11月21日写信给总参第一副总长代总长聂荣臻，告右臂内残留弹头处发炎，请假半月去上海治疗。并提出请在中南海以外给他另找房子，小一点也没有关系。
12月8日视察华东军区司令部二局。勉励大家说：你们是一批最宝贵的财富，要准备打现代战争。
12月9日离开南京，于11日到北京。
12月12日向中央军委报到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次日开始听取总参各部局汇报。
12月13日听取总参作战部介绍该部基本情况。当晚听取参加后勤财务会议的工作人员汇报。
12月14日听取总参军务局詹化雨局长介绍该局基本情况。
12月15日听取工程兵李迎希副司令员汇报后指出：（一）目前集中力量训练干部，加强文化教育，1952年以文化教育为主是正确的。（二）编制问题，根据中央方针和精简原则，紧缩人员，提高质量，各大军区工程兵指挥机构，人员减到不影响工作为原则。
同日听取后勤财务会议情况汇报后指出，当前后勤财务部门存在的问题是：（一）浪费问题，物资比货币浪费严重，如上海、南京等地盲目建筑。
（二）干部不安心，政治情绪不正常，互不服气。（三）制度不严，各部独立支出等。
12月中旬右臂旧伤突然复发，疼痛难忍，只得入院手术，取出残留弹头。
在医院仍继续听取各部汇报。
12月26日听取总参工作人员汇报海军会议情况。
12月29日听取总参工作人员汇报空军航校会议情况。
1952年45岁
1月2日伤口愈合出院。
1月4日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已出院开始工作。请求以“半个月时间了解各方面情况，再行具体分工”。
1月10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通知，粟副总长已到部开始办公。
分工负责管理作战、训练及海、空军和各特种兵的工作。
1月14日在参加总参及军训部领导的会议上提出：为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要重新审查《内务条令》等条令条例。
1月17日听取空军刘亚楼司令员汇报后说：“总参谋部要有作战方案，万一发生事情，国防、交通、要点地区和陆海空军如何部署，要按总计划进行”。
又说：“建设真正独立的空军，要向苏联学习，但完全依靠也不行。飞行员现在多训练一些更好，因为飞行员战时不能紧急‘制造’”。
1月18日听取海军萧劲光司令员汇报后说：“假定敌人从何处来，要定几个方案。基地、后方、学校、交通线，都要按预定作战方案部署”。
1月21日听取装甲兵许光达司令员汇报装甲兵情况。
1月23日听取炮兵陈锡联司令员汇报后说：“不能长期依靠人家（指苏联），学校必须培养自己的教员，学校要设深造班”。
1月24日听取军事学院汇报干部及教育计划等情况。
1月25日听取工程兵李迎希副司令员汇报工程兵情况。
同日与苏联专家总顾问商谈总高级步校组建的若干问题。
1月26日（农历除夕）奉毛泽东主席之命，当晚动身去华东。
1月28日晨，抵南京，上午即向华东军区党委会，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并带头作了检讨。
1月29日向军事学院、驻宁机关部队负责同志，再次传达毛主席关于“三反”的指示。
1月30日至31日到上海向上海华东一级机关、上海市委、驻沪部队负责干部传达毛主席关于“三反”的指示，进行了动员。
2月2日在南京听取华东军区关于“三反”情况的汇报。
2月3日奉中央电令复赴上海，与正在患病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商量陪其赴京的行期。决定2月6日动身赴京。
2月7日晨，抵京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报告赴华东传达主席指示情况，及所了解到的重要情况。
同日听取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汇报后指出：“请考虑要建立自己的装甲修理厂问题”。
2月11日与苏专家副总顾问柯托夫谈话中，提出把现有军校适当合并，加强学校干部，办质量好、典型的好学校，及在军训部成立编写教令、条令机构等设想。并告柯为解决学校教学器材，已确定将一个师的苏式武器装备，分配给各军校供教学用。
同日听取气象局领导关于该局情况的汇报。
2月13日听取公安军领导的汇报后指示：边防部队应注意边防教育和对外政策的掌握。业务教育亦很重要。
2月18日主持飞行问题会议。研究了飞行禁区及空司与防司的联络问题。
2月20日按照毛泽东主席面嘱，向陈毅电话传达毛泽东关于“三反”的指示，因未找到陈毅，故于今晨打电话给谭震林，托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