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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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其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抵触的结晶体，明明是某一种岩石，却表现了另一种岩石的外观。矿物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假晶现象。斯宾格勒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人类历史中的类似现象：“我想用‘历史的假晶现象’这个术语来表示这样一种情形，即：一种古老的外来文化在某个地区是如此强大，以致土生土长的年轻文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不但无法达成其纯粹而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且不能充分发展它的自我意识。从此种年轻心灵的深处喷涌出来的一切，都要铸入该一古老的躯壳中，年轻的情感僵化在衰老的作品中，以至不能发展自己的创造力，而只能以一种日渐加剧的怨恨去憎恶那遥远文化的力量。”
斯宾格勒重点描述了两个假晶现象的例子：阿拉伯文化和俄罗斯文化。
阿拉伯文化的史前时期属于古巴比伦文明的范围，这个地方两千年以来一直是各个征服者的掠夺之地：公元前300年左右，一个年轻的说阿拉米语的民族在西奈半岛及札格洛斯山脉之间突然觉醒，以一种新的人神关系、一种新的世界感开始其伟大的创造，若无外来因素的干扰，这一伟大的创造本应开出一个健康的阿拉伯文化的；但就在这个时候，马其顿人占领了这个地区，从而使得这样一个年轻的阿拉伯文化罩上了古典文明的幕障；待到罗马人打败马其顿人而取代其统治地位之后，阿拉伯文化越来越为古典文明所笼罩。所谓的假晶现象也由此而开始。及至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其实就是尚未诞生的阿拉伯文化反对衰老的古典文明的战役，而安东尼的失败则使阿拉伯文化完全为罗马帝国或古典文明所压制，成为一种内在心灵被外在硬壳所扭曲的文化假晶现象。
今日的俄罗斯文化则是另一个假晶现象。在公元1000年左右基辅大公佛拉基米尔的时代，俄罗斯文化以其独特的姿态呈现于历史中，他们的英雄史诗，表现出不同于浮士德精神的独特性质；从1480年伊凡三世推翻鞑靼人的统治，到彼得大帝（1689～1725年）时期，俄罗斯文化盛极一时，在独立自足的环境中健康地发展着。可从1703年彼得堡建造时起，一种假晶现象开始出现了，它迫使原始的俄罗斯心灵进入陌生的躯壳之中：先是巴罗克的躯壳，随后是启蒙运动的躯壳，再后则是19世纪的西方躯壳。原本属于俄罗斯文化自身的沙皇制度，被歪曲成了西欧的王朝形式；明明还处在文化早期阶段，宗教理应是人们借以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唯一语言，现在却强行引进了属于文化晚期阶段的西方的艺术和科学、启蒙运动、社会伦理、世界城市的唯物主义等等；在无城镇的原始农民居住的土地上，外来型式的城市就像溃疡一样黏附在上面——虚妄、做作、不能使人信服。从此，是走西方的道路，还是走俄罗斯的老路，就成为俄罗斯心灵中挥之不去的冲突之源。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种心灵冲突的两个代表人：“托尔斯泰是先前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未来的俄罗斯。”
无论如何，假晶现象并不说明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可以从根本上为另一种文化形态所取代。它只是一种由某种强硬的外壳所压制而扭曲了的内在心灵的特殊表现，一旦这种外壳发生破裂，原有文化便随时可能冲破桎梏而获新生，就像阿拉伯文化，最后还是变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且以其强大的力量而反过来散播到西方。
文化的比较形态学是《西方的没落》中最有价值，但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思想之一。说它最有价值，是因为它首次以形态学的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各文化形态，虽说在斯宾格勒之前和同时代，已有人类学家提出了“文化圈”的概念，但他们还没有给这个概念确立一个完整的方法论基础，是斯宾格勒第一次完成了这个任务，把“有机体”的观念贯彻得最为彻底。可另一方面，也恰恰是这个方法，给他的比较形态学招致了诸多的非议，例如，就这一方法的形而上基础而言，各文化形态之间之所以具有可比性，是因为所有文化的背后皆有一普遍的人性，所有的文化皆遵循着有机体所共有的节奏，可事实是这样的吗？存在这种普遍的人性和这样的共同节奏吗？又如，就这一方法的实际运用而言，同一文化的不同现象或领域之间，以及不同文化的现象或领域之间的“类比”之所以可能，就因为它们是“同源的”、“同时代的”，就因为每一文化有机体都必要经历从出生到成熟及死亡的过程，就因为在每一阶段各文化的心灵皆有共同的性质和特征要体现在不同的现象或领域中，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确定这样的阶段？我们如何能保证我们拿来类比的现象或领域属于“同源”和“同时代”？再有，斯宾格勒的“观相”的艺术也常常被许多史家斥之为无稽之谈，如果说把欧几里得几何同古典的城邦政治联系在一起似乎还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谁会相信微积分与路易十四的王朝政治之间有可类比性呢？要知道，微积分并非法国人发明的，而是英国人（牛顿）和德国人（莱布尼茨）首先提出来的。不过，尽管斯宾格勒在运用他的形态学方法时有过于任意之嫌，可我们还是认为，他的观相的直觉的方法是具有强大的历史透视力的，只是这种方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把握的，至少不是书斋里的那些事事皆求因果的史匠们所能领会的。这是一种内视的方法，是一种没有通则的方法，它依靠的是艺术的直觉、是天才的慧眼、是灵光乍现。
五、西方的没落
时至今日，“西方的没落”仍作为斯宾格勒的产权性标识而不断被人提起。这到底只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广告语，还是一个文化先知对未来时代的警醒？这个问题本身或许也将作为一个标识而伴随着斯宾格勒。我们还是先看一段斯宾格勒对他所谓的“西方的没落”的完整表述吧！
“当一个伟大的心灵从一度童稚的人类原始精神中觉醒过来，自动脱离了那原始的状态，从无形式变为一种形式，从无涯与永生变为一个有限与必死的东西时，文化便诞生了。它在一块有着可确切界定的风景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就像植物一般。当这心灵以民族、语言、教义、艺术、国家、科学等形态实现了其所有的可能性之后，它便会熄灭，而回复至原始的心灵状态。但是，其活生生的生存，那界定和展现各完成阶段的一系列伟大时代，乃是一种内在的热忱的奋斗，为的是维持其文化的理念，以对抗原始混沌的力量，对抗无意识深处的怨诉。不仅艺术家要反抗物质的阻力，反抗自身观念的窒息。事实上，每一文化都与广延或空间有着一种深刻象征的、几乎神秘的关系，它也要努力在广延和空间中并通过广延和空间来实现自身。一旦目标达成——文化的观念、其内在可能性的整个内涵皆已实现，并已变成外部现实——文化立刻便会僵化，它便会克制自己，它的血液便会冷冻，它的力量便会瓦解，它便会变成文明，我们可以在‘埃及主义’、‘拜占廷主义’、‘满清主义’这样的字眼中，感受并理解这一点。它们就像一个已经衰老朽败的巨大原始森林，枯朽的树枝伸向天空，几百年，几千年，如同我们在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所看到的。……
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至终结——这便是历史之“没落”的全部意义所在。在这些没落中，古典文化的没落，我们了解得最为清楚和充分；还有一个没落，一个在过程和持久性上完全可以与古典的没落等量齐观的没落，将占据未来一千年中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早已经预示出来，且今日就在我们周围可以感觉到——这就是西方的没落。”
显然，斯宾格勒的“没落论”是内在于他的文化有机体的概念的。根据这一概念，文化不仅是一个自身各部分相互联系的自足整体，而且还是一个有着生长期和衰亡期的有机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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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文化史观念，总是把文化看作某种先验的、永恒的既定存在，而文化的历史，则是这存在不断展现其内涵的发展过程。黑格尔称历史是绝对精神不断外化及实现自身、并最终回到自身的过程，精神作为一种以前进的方式外化和内化自身的自我意识，它本然地就是历史的，历史即是自由意识的进步，而文化（艺术、宗教、道德、哲学等）则是这个精神自身外化、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产物，它的命运已由精神的本质先在地决定了；马克思称历史是由物质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包括文化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形态不断更替的过程，人类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达尔文主义则称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伴随着物种的进化而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诸如此类的这些理论，在斯宾格勒看来，都代表了一种直线进化的观念，是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
相反，斯宾格勒认为，文化作为有机体，服从的是大宇宙运动的周期性的命运或生命循环的节律。如同个体的人要经历其生命的各个阶段一样，每一个文化也都有其孩提、青年、壮年与老年时期。世界的历史决不象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按照“古代－中古－近代”直线地发展，而是众多伟大文化的戏剧，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其中生长和衰亡，每一种都有生的限期，就像田野里的花朵和草木一样，从盛开又到衰老。世界历史就是一幅漫无止境的形成与转变的图象，一幅有机形式的奇妙的盈亏的图象。斯宾格勒以大自然的伟大循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为意象描绘了这幅奇妙的图象。
浩瀚无际的人类存在，流入无边的河流中：溯流而上，是一大段黑暗的过去，在里面，我们的时间感完全丧失了界定的能力，只有那无有止息和安宁的幻想，在追忆着地质学上的各个时期，以逃避那永恒无解的奥秘；顺流而下，则是甚至更加黑暗而无尽的未来——这便是浮士德式的人类历史图象的基本构成。
当一个伟大的心灵从一度童稚的人类原始精神中觉醒过来，自动脱离了那原始的状态，从无形式变为一种形式，从无涯与永生变为一个有限与必死的东西时，文化便诞生了。
这文化最初还是一个年轻而颤栗的心灵，满负着疑惧之情，这是文化的春天，是文化的青春时代，它试着用那初生的形式去表达充满血气和渴望的心灵，去表现这心灵所直接感受到的宇宙情感，由此而形成了早期荷马时代的多立克艺术、早期基督教（实际上是早期阿拉伯）艺术、开始于第四王朝的埃及古王国的作品，它们皆以同样的语调向我们诉说着早期文化那神话般的世界意识，展现着那充满幻想、惶惑、冲动和希冀的青春期世界图象。
这神话般的世界意识，在逐渐走向成熟的时候，为了给生存找到纯粹的、直接的表现，就如同一个惶惶不安的债务人，需要不断地与自身和自然中的所有黑暗和邪恶的力量作斗争，直至最后获得并认识到那纯粹而直接的生存表现。由此文化便进入它的成熟期，就像春去夏至一样，随着人类意识逐渐摆脱童年时代的幼稚，随着人类在其创造和经验的过程中对光的世界有了确定的知识和表达方式，文化也就告别了童年，进入了成年阶段。它不再惶惑，不再颤栗，因为它已成熟，已具备了冷静而清晰的理性，已获得了纯粹而直接的表达方式。一种文化越是接近于其存在的颠峰状态，它为自己所求得的形式语言就越是刚毅、严苛、有控制力、有强度，它对自己的力量就越是感觉到自信，而它的轮廓特征也越见清晰明朗。在春天，所有这一切还是模糊的、混淆的和试验性的，充满了孩子气的渴念和恐惧——萨克森和法国南部的罗马风格的哥特式教堂门廊的装饰、早期基督教的地下墓｜穴、狄甫隆的瓶绘等都是明证。但是，现在，我们在埃及的早期中王国时代、在僭主时代的雅典、在查士丁尼时代、在反宗教改革时代，皆能看到成熟的创造力那羽翼丰满的意识，我们在那一意识的自信自如中看到了费尽心机的、严格的、有节度的和奇迹般的表现的每一个别特征。我们还发现，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存在着那行将到来的完成的暗示；在这样一些时期，出现了埃及法老阿美尼赫特三世的头像、圣索非亚教堂的穹顶、提香的绘画这样的创造。
再往后，便是文化的“温柔”到临近“脆弱”的时期，那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