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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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占区，勇敢精神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桌子上摆着的一些小小的土豆，就包涵着感人的故事——这是农民千方百计搞来的，是家庭中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也是他们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亚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扎哈洛娃，一位卓越的女性——游击队的女政委，曾在戈麦尔州二二五团任职。她说：
“全体人民都在支援我们。要是人民不支援我们，游击运动就无法存在下去。有时他们流着眼泪，但毕竟还是把最后的东西贡献了出来。他们这样说：
“‘孩子们，孩子们，我们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胜利。’“他们把粮食全献了出来，连最后一点小土豆也倒出来。这个说：‘我有多少，交多少。’那个说：‘我也是。’‘那么你呢，伊万？’‘你呢，玛丽亚？”我跟大家一样，可我还有孩子啊……’他们常常哭，我们也哭。
“要是没有老百姓，我们怎么办？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夜里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自卫。可他们呢？为了把一小块面包送给游击队，就会遭到枪杀。我在村里过上一夜就走，可是要是有人告密，说我在哪家待过，那这一家人就会被枪毙。村里有个单身妇女，没有男人，却带着三个小孩。她有孩子要养活，但我们到她家去时，她从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生炉子烤火，洗衣服……
“她把最后一点糊口的东西都送给了我们：‘你们吃吧，年轻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象豌豆一般。我们吃着，孩子却在炉边坐着，哭着。这是最后一点儿豌豆大小的土豆……我真想，真想给所有在后方供我们吃穿的妇女们授予一枚什么奖章。我至死也不会忘掉她们……
“战后我遇到过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柯伦苔。她问这问那，缠着我一口气跟她讲了好几个小时。当年我们在森林里不是住上一天两天，而是生活了好几年，她对这些很好奇。人们彼此是怎样相处的？这战争，这战斗，这惨剧——是怎样影响人们相互关系的？怎样影响女人的感情，以及男人对女人的感情的？她听后，对我们游击队员的人格大为惊讶。她说，这样的人当然是无从战胜的。”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薇拉·格里戈利耶夫娜·谢多娃回忆说：
“我第一次收到给我送来的传单，把它们缝到了枕头里。妈妈铺床的时候摸出来了，她把枕头拆开，发现了里头的传单。她哭了：‘你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后来我想运她到游击区去，但她不愿意走。她说；‘我丢不下薇拉。’就这样，她帮我干起了工作。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每次从马上卸东西时，大家都能看到。你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来客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戳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儿。战后，周围邻居都说，他们早就知道经常来往我家的是些什么人……”
女游击队员维拉·萨弗伦诺夫娜·达维多娃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有一次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就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的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因为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那位老婆婆见此情景，走到圣像跟前，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他：‘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这儿又有两个故事——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和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讲给我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总是交错在一起。虽然我是在不同时间记下这两个故事的，再说，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住在威帖布斯克的迪斯纳镇，而索莽亚·米伦诺夫娜住在基辅。可不知怎么，每当我想起这一个，立刻又想起那一个来。两种生活，却好象是一个人。
……我带着女诗人艾达·谢苗诺夫娜·奥格涅茨维特的介绍信，到迪斯纳镇去访问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她是维列希纳游击运动的参加者。“她有着阿列克赛·梅列西叶夫（苏联著名英雄，“无脚飞将军”，事迹见波列沃依的长篇小说‘《真正的人》。——译者注）式的遭遇……而她又是个女人，所以更加动人心魄。”……女诗人把信交给我时说。
乡下男孩永远是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们带着我在热闹的迪斯纳走街穿巷，喋喋不休，争先恐后地向我说着他们知道的一切。
“费克拉大婶有奖章呢。”
“不对，是勋章。我爸爸说啦，是勋章。”
“我妈妈跟她家吵过架，她家的母鸡啄坏了我家的黄瓜。”
“那就是她们家，最高的一座房子……”
我已经知道，这个房子是不会有人出来迎接客人的，得由我自己去开门，然后把手提包放在门口，脱下外套，直接进屋去。斯特卢亚姐妹俩住在一起，费克拉·费多洛夫娜和奥尔佳·费多洛夫娜，两个人都身患重病。
……两姐妹穿着节日盛装在等侯我：“我们已经听说，来了一位记者。是邻居小鬼头说的……”
难道他们这么快就已经来过啦？
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女游击队员）：
“我的两条腿受了伤，人也失去了知觉。天气冷得厉害。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两手很灵活，很健康，可是当时却都发黑了，因为我当时在地上爬，手又是潮湿的。至于两脚，那就甭提了。如果没有那严寒天气，两条腿兴许还有救，可是它们当时还在流着血呢。我病了很长时间，人家把我和别的伤员排在一起，把我们很多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可是德国人正在包围我们。我们又要被围困了……于是我们就象柴禾似的给架在雪撬上。当时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被堆在雪撬上，然后就拉到远远的森林里去。就这样一次次地运着。后来医院才向莫斯科方面报告了我的伤势。我那时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您的两条腿都伤了吗？”
“是的，两条腿全都坏了。我现在的腿是假腿。我的两条腿就是在那时，在森林里被截掉的。手术条件非常原始，他们把我放在一张桌上，就开始了手术，连碘酒都没有，用普通的锯子锯腿。两条腿就这么锯掉了……我被放到桌子上，没有碘酒……派人到六公里以外的兄弟支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上等着。麻药也没有。何止是麻药，什么药都没有。
“医院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在高空盘旋，无法下降。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一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我们有位外科医生自己也没有腿，他谈到我时说——这是别的医生告诉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象她这样的人……’“战后我回来了，回到迪斯纳。您相信不，我连一个月都没休息，就上班了。”
“那您的两条腿怎么办？”
“我是装了假肢回来的。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可当初那会儿，我跑遍了全城，都靠步行，一口气可以走三公里。我常常到集体农庄去，因为我那时是区执委副主席。要是我坐在办公室里，人家就会缠住我。”
“您怎么工作呢？”
“如果别人照顾我，我反而会发火。那会儿，还没有象现在这么有文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区里就得派人下去。每星期一，我们都要被召到区委，分配任务，然后到各农庄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来，望着窗外，看见别人不断地到区委去，偏偏就没叫我。我伤心极了。我真羡慕他们的好运气。
“电话铃响了，是第一书记打来的：‘费克拉·费多洛夫娜，请您来一下。’我那时多么满足啊。其实，我走到各个村庄去，是非常困难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远。有的地方可以乘车去，有的地方却只能靠步行。我有时在森林里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来。我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挣扎着撑起身子，扶住树干站起来，继续赶路。我已经领取了退休金，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我在家里坐不住。我想做一个有用的人，我想象别人一样地生存。我和妹妹在一起过日子……这幢房子是政府专为我们造的……”
“是一座很好的房子，又宽敞又高大。我还从未见过这么高的天花板……”
“不，”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一把抓住找的手，说，“你觉得它很高，那是因为这里面没有孩子……”
我从这幢房子里出来，一种负疚感油然而生；这儿就生活着一位应该为之写书、为之歌唱的人，而我们对于她却不闻不问。这样的人有多少啊？正在身旁而又未被我们感觉到，意识到的故事太多了，犹如历史本身。
在我的躯体内，乌克兰血液与白俄罗斯血液一起流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我闻到基辅的栗子树气味时，心口就跳得十分剧烈。我母亲当年就曾带回一棵小栗子树苗，把它栽在波列西耶我们老家的宅旁。而现在，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在给我的信上，亲切地称我为“好闺女”。
她的回忆，把我们俩的生活紧紧连接在一块儿了。
“我不能单纯地给您讲战争，”索菲亚·米伦诺夫娜事先告诉我，“我不能脱离我的童年、青年时代，脱离我的家庭和学校，来讲述我的战争经历。要讲就讲整个生活道路吧……”
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可歌可泣的日托米尔地下活动的参加者。她在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下面是她关于自己生平的自述：
“我觉得，正是战争的生活气氛把我们培养成具有后来那种表现的人。在盖世太保机关里的最后一次审讯中（这次审讯后，我第三次被列入枪毙名单），按顺序已经是第三位刑讯者了，就是在这个自称教育家的家伙审讯我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个盖世太保逼着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见解对我们是如此重要。‘生活高于任何思想，’他说。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话。他狂叫着，毒打我。‘是什么使你们成了这样的人？是什么使你们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必定在全世界获胜？’他问道。他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于是我决定把一切都讲给他听，反正我知道他们要杀我的，我不能这么白白死掉，要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大约有四个小时，他提出问题，我就尽我所知，尽我在中学和大学所能学到的社会经济学知识去回答他。哦，他是多么狼狈啊I他抱着脑袋，在刑讯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又象钉在地板上似地站住，呆呆地看着我，看着我，第一次没有动手打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场道德的决斗，一个被毒打的女囚——“我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半，以前我有两条大辩子呢。”她连饭也吃不饱——“起初，我想吃一块哪怕是很小的面包，后来，连面包皮也行，再后来，哪怕有些面包渣也可见了。”一个这样的女囚，面对一个饱食终日、身高体壮的男人，神气十足的纳粹分子。可是，他却感到某种压力，迫使他不能不问：你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不，他那时并不是感到害怕，因为当时才是一九四三年。然而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机。他想了解，这种危机感来自何处？这个女囚回答了他。他听得甚至忘记了打人。可是当她走出刑讯室时，他把她列入了枪毙名单……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离家几十公里外的父母就要返回老家了。我知道我们还得继续斗争，但我们都预料到胜利就在眼前了。我们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寻找和救护伤员。他们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沟壑里，我们甚至爬到牲畜棚里去找人。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象那些日子那样幸福过。我第二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