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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战争中没有女性-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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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促不安,又赶紧补充说:“我一定给你好好讲,详细地讲……不过我又得痛哭一回……我已经把我的两个女儿骂了一顿:为什么把我的地址透露出去?我心脏很糟糕,连坐着都要靠药片支撑。好了,我们还是先来尝尝馅饼把。果酱做的馅……就象我们在西伯利亚时吃的一样……”她忽然提高了嗓门,象是为了要别的什么人听见:“我们一直在等记者……赶紧跑出来看看,来的是怎样一个人。在电话里听见你,声音好象挺老练,原来是个小姑娘。”接着又安慰我说:“别在意,别在意……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
  “你这人真讨厌,总是风风火火的……当兵的,都是这样”厨房里传出说话的声音。
  “这有什么关系自己人,会理解的。”可对我还是有些不放心:“你们当记者的都是这么年轻吗?也许单单被我碰上了?”她马上又安慰我说:“我是不会返老还童了,而你也会变老的,会变老的……请随便来我们家吧。我们家可没有什么讲究。我不称‘您’而称‘你’,你不会生气吧?还是按前线的老规矩说吧:‘嗨,姑娘们开始吧,姑娘们!……’你瞧,我们连雕花玻璃杯也没有……我和丈夫积攒的东西,都放在糖果盘下面那个小匣子里:一对勋章和几枚奖章。平时,它们都搁在小碗橱里,过一会我拿给你看。”她陪我走进里屋,“你瞧,我们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我们不想换新式的,我们习惯这些了。我女儿先是嘲笑我们,现在已经是挖苦了。你们年轻人哪,总是要新东西,越时髦越好……”
  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詹钦科招呼我坐在餐桌旁。她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共青团工作者。
  “您猜,我和她有多少年的交情?”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介绍我们认识后说,“战后已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友谊……”
  “您可千万别打断她讲话,”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提醒我,“她要是说话停下来,就会哭了。我是了解她的……”
  “茶早已准备好了吧?我去端来。”
  “你坐着,我自己去……”
  哦,她们多么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岁月中去啊,哪怕仅仅是想一想太可怕了。
  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丘达叶娃(中士,高射炮炮长)说:
  “是什么激励了我这个远在西伯利亚的小姑娘千里迢迢奔赴前线?西伯利亚,可是所谓的天涯海角呀说到天涯海角,这是一位联合国代表在跟我谈话时提出的。他在博物馆里不知怎的盯上了我,我起初很不好意思。后来他走了过来,通过译员请求丘达叶娃太太接受他的采访。不用说,我感到惶惶不安。我想,我能跟他谈什么呢?我能说的,只能是在博物馆每天都讲的东西。而他显然对这些不会感兴趣。一开始,他当然对我说些恭维话:‘您如今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您是怎样经历战争的?’我对他说:‘这恰恰证明了,——如果您能理解的话,我们是在非常小的年纪上前线的。’可是,使他激动的是另一件事。
  “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在他心目中,西伯利亚是天涯海角。‘不’我猜透了他的用意:‘看来,最使您感兴趣的是,当时是否发出了全民总动员,为什么我,一个女中学生,也上了前线?’他点了点头,承认我说对了。‘那好吧,’我说,‘我这就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就向他讲了我全部的生活经历……
  “我母亲是什么样,我一点都不记得。她早就死了。父亲当过新西伯利亚县委特派员,一九二五年,他被派往他老家那个村子征集粮食。当时国家很需要粮食,而富农们却把粮食藏起来,宁可让粮食烂掉。我那时才九个月。母亲想和父亲—起回老家,于是父母就一块儿回来了。妈妈把我和姐姐带在身边,因为那时没地方寄养我们。爸爸曾经为当地一个富农家扛过长活,他晚上在会上吓唬从前的东家说:我们知道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们不主动交出来,我们找出来可就要全部拿走。
  “会开完了,我的所有亲戚都聚在一块儿。我爸爸兄弟五个,后来他们全都和爸爸一样,没有从卫国战争中活着回来。当时,他们坐在一起欢宴,吃西伯利亚的传统饺子。长凳是直着朝窗户摆放的,……母亲正好坐在窗前,一边是窗户,另一边是父亲,父亲这次恰好没靠窗子坐。那时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亚,这个时节还是很冷的。母亲大概觉得身上冷(我是到后来,长大以后才明白的),她站了起来,披上父亲的羊皮袄,解开胸怀给我喂奶。这是传来‘半截枪’(为便于携带而把枪筒截去一段的步枪。)的枪声,开枪人瞄准的是我父亲的羊皮袄。……母亲只来得及说了声:‘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滚烫的饺子上。那时她才二十四岁……
  “我的祖父后来当了本村的苏维埃主席。他是被敌人用毒药毒死,又扔到河里的。我保存了一张照片,是安葬爷爷时拍的。在灵柩上方有一个挽幛,上面写着:‘他死于阶级敌人之手。’“我父亲是国内战争的英雄,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铁甲列车指挥员。一九三一年他荣获红旗勋章。那时,这种勋章是极少的,尤其是在我们西伯利亚,这是莫大的荣誉和尊贵。父亲的身上有十九处伤,简直没一块好肉了。母亲曾经介绍介绍说(当然不是给我讲,是给亲戚们讲),捷克白匪那时判处父亲二十年苦役。母亲请求与父亲见一面,当时她正怀着我姐姐塔夏,已经是最后一个月了。在监狱里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坏蛋们不让妈妈从这儿走着过去看父亲,命令她:‘布尔什维克母狗爬过去吧……’她再有几天就要分娩了,就这么在长长的水泥走廊上朝父亲爬去。他们就是这样安排我父母相会的。妈妈简直认不出父亲来,他的头发全白了……
  “既然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眼前有这样的父亲,当敌人又来糟踏我们的国土时,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在家安坐?父亲真是饱经风霜……三七年有人告他的黑状,陷害他。后来他设法求见了加里宁,于是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我父亲的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
  “您想象一下四一年的情形吧。我还记得中学时代最后一次下课铃。那时大家都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理想,唉,这就叫女孩子。开过毕业晚会,我们坐船去鄂毕河上的一座小岛。我们离开市区时,城市还是老样子,样样都很正常。我们是那么快乐而幸福……象俗话所说的,都是没被男人吻过的黄花少女,我们这儿甚至连男孩子也看不到。一直玩耍到天色破晓,我们才离岛回城,‘而这时整个城市已经沸腾了,人们都在哭。到处在议论:‘战争战争’所有的无线电广播都开着。我们却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战争?我们是那么幸福,酝酿着各自的打算:谁上哪儿学习,选择什么职业……可是突然冒出了一个战争!成年人在哭,可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我们彼比安慰,要不了一个月,‘我们就会敲碎法西斯的脑袋瓜!’——这是战前大家都爱唱的一支歌:我们即将越过国境去追歼敌人……一直到家家户户都得到阵亡通知书时,我们才开始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州小。
  “我父亲开始没有被批准上前线。但他一次次到兵役委员会去。父亲终于走了。他身体不好,满头白发,患肺结核,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的。对他来说,年龄又算得了什么?他还是走了,而且参加了钢铁师团,即当时所说的斯大林师团(斯大林的名字意为“钢铁”。—一译者注)。师团成员很多都是西伯利亚人。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没有我们,战争就打不下去,我们必须参战。快快发给我们武器吧!我们也跑到了兵役委员会。二月十日,我上了前线。继母痛哭着说:‘瓦丽娅,你不要走……你能行吗?你还这样小,这样瘦弱,你算哪一门武士呀?’我从小得过佝偻病,持续了好多年。那是在我亲妈被打死后得的,直到五岁我连路都不会走……可是我的勇气也正是由比而产生的。
  “我们坐在闷罐车里走了两个月。两千名姑娘,装了整整一趟军列。每节车厢里都有指挥员,指导我们训练。我们学习了通信联络。列车开到乌克兰,我们在那儿第一次遇到了轰炸。我们当时正在进行卫生检疫和洗澡。我们洗澡时,那儿有位大伯在值班照管澡塘。我们在他面前洗澡,真难为情,就是嘛,我们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轻的女孩子,可是轰炸—开始,我们全都奔到那位大伯跟前求救。我匆忙穿上衣服,用一条毛巾包住头,我这条毛巾是红色的,我们—奔出澡塘,一个上尉,简直还是个大男孩,冲着我就喊起来:
  “‘姑娘,快到避弹所里去把毛巾摘掉!注意伪装……’“而我却从他身边跑开了:
  “我没什么好伪装的!妈不许我披着湿头发到处跑。’“轰炸过后,他找到了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指挥员。’
  “我不相信他:
  “‘你当我的指挥员,还不够格吧?……’
  “我跟这位年轻的上尉吵了起来。这个大男孩,顶多只大我一岁。
  “发给我们的军大衣又肥又大,我们穿上这种大衣,臃肿不堪,活象捆庄稼。走不成路,动不动就摔倒。开始,适合我们穿的靴子也没有。靴子不是没有,可全是男人的尺码。后来给我们换了一种靴子一—靴头是红的,靴筒是黑色厚帆布的。这下我们可神气十足了!
  “我们都很瘦小,套头上装穿在我们身上,简直象条大袍子挂着。凡是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能穿合体的衣服。再说,我们还有别的要求。到底是姑娘家!司务长来给我们量身材,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这时,营长过来问:‘怎么样,司务长把你们的必需品都发了吧?’司务长只好支吾着:‘量了……会发给的……’“我在高炮部队当通信兵,天天在指挥所值班,搞通信联络。如果不是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也许一直到战争结束我还会当通信兵的。得到噩耗后,我就向上级申请:‘我要报仇,我要清算法西斯欠下我的血海深仇。’我想杀人,想复仇,想开枪……虽然上级劝我,说炮兵部队的电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我向团长写—了申请报告,他拒绝了。于是,我考虑了一下,直接给师长写了信。师长克拉斯内赫上校来到我们团,集合起全体人员,间道:‘想当炮长的姑娘是哪一—个呀?’我站了出来。我是什么模样啊小小的个子,细溜溜的颈子,而且还挂着一支冲锋枪。枪很沉,有七十一发子弹……可以想见,当时我是怎样一副可怜相……师长看了看我,说:‘你想干什么?’我对他说:‘我想射击。’我不知道师长在想些什么。他久久地打量着我,然后猛地转过身子,走了。‘完了’,我想,‘没指望了,准得拒绝。’不料过了一会儿,团长跑过来对我说:‘上校同意了。’……
  “我进行了速成训练,时间非常短,只有三个月。我就这样当上了炮长。确切地说,我被吸收进一三五七高炮团了。最初那段时间,炮声震得我从鼻孔和耳朵往外出血,肠胃痉挛得厉害……夜里还不怎么可怕,最可怕的是白天……好象飞机就冲着你飞来,直对着你的大炮飞来。而且紧跟着你不放松,要把你在顷刻间整个儿地化为乌有。这真不是姑娘们该干的事……我们先是操纵80毫米炮,这种炮在莫斯科防空战中表现出色,后来又用它去打坦克了。于是又配给我们37毫米炮。我们当时在尔热夫一线,那儿战斗相当激烈……春天,伏尔加河上的冰破了……你猜,我们瞧见了什么?我们看到河上漂浮着一大块冰,冰块上有两三个德国鬼子和一个俄国士兵……他们死的时候还互相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在这块冰上冻住了,这块冰整个儿地成了血红色。你们想想吧,伏尔加母亲河遍体都被血染红了……
  她正说在兴头上,突然叹了口气,不说了。她解释道:“我讲不下去了……让我歇一歇吧,……太难受了……萨莎常常劝我服上两片镇静药片,这样我才不致于大哭大叫……
  “听瓦丽娜讲这些,我想起了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开始说:“特别有一件事,使我们大家极为震惊。我们听说,有一位老年妇女,每天都打开窗户,用小勺子向马路上泼水,一次次,越泼越远。起初人们以为:‘哦,她大概神经不太正常。’在围困期间无奇不有,可是人们到她家去,才弄清是怎么回事。你们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如果法西斯进了列宁格勒,走在我们的大街上,我就用开水浇他们。我老了,再不能干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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