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城-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给她的一只人造革包，拎手几乎裂开。她有自己执拗的审美，条条框框，颇多限制，我常常觉得无从下手，根本不知道怎么令她满意。
她的头发差不多两三星期前刚刚染过，若是平常日子，这些刚刚生长出来的零星白发并不会太让她烦恼，但是今天晚上是我表妹的婚礼。她那几个姐妹生的都是女儿，如今这位年纪最小的表妹也终于出嫁了。她难免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来。对她来说，之前的过关斩将我都表现不错，虽然读的不是最好的大学，却也是一流学校里的三流专业。没想到人生到这个节骨眼上简直一败涂地。
我们本来对今晚的事都避而不提，假装相安无事，彼此彬彬有礼，企图蒙混过关。但是此刻两个人被局限在拥挤的卫生间里，她坐在张小凳子上，我站在马桶与浴缸间的空隙里，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更不用说面前还有一整面擦得锃亮的镜子，尽管我们谁都不往镜子里看，却都觉得有必要开口说些什么。
“我今天帮你洗了裤子。”她先说，抬眼从镜子里扫了我一眼。
“哦。”我不由紧张起来。
“你口袋里的打火机是用来做什么的？”她尽量问得不动声色。
“难得会抽烟。”我迟疑了一会儿说，竟然一个谎话都编不出来。
“你现在常抽烟么？”她问。
“不是。只有最近都有些心烦意乱的。”我说。
“住在家里竟然让你那么难过。”她叹了口气。
“不是这样。”我想要辩解，却不知怎么地张口结舌。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找好房子，然后重新找个工作。”
“冷血。”她说。
“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她说什么。
“冷血。”她重复了一遍，这回我听清楚了，我的手抖了一下，一抹染发膏掉在她的肩膀上，幸好那儿盖着块毛巾。
“妈，头别动来动去的。”我说，心想，她所想表达的或许并不完全是那个意思。
我想起几年前，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周末回家，我看到她躺在沙发上，她的脸色苍白，身体陷在沙发垫子里，薄得像片纸。见我回来，她勉强睁开眼睛，用很轻的声音与我说话，说晚上没有力气做晚饭了，叫我自己拿些钱去外面吃。我非常害怕，以为她得了很严重的病，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于是我木讷地跑进房间，找出一条毯子来，给她盖上。
我在她身边坐了一会儿。她闭着眼睛，但是我知道她没有睡着。我仔细地看了她一会儿，我很久都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她。岁月其实并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太重的痕迹，她的皮肤有些松弛，但依然白皙，能够看见眼眶周围细细的青色血管。她的眼球在转动，眉头锁在一起，像是承受着非常大的痛苦。然后她睁开眼睛，对我说她刚刚去医院取环了。我有些吃惊她为什么竟然会一个人去，没有叫上我爸爸，也没有叫上我。我问她疼么。她说非常疼，比生孩子的时候更疼，放了那么多年，连着肉的，能够想像么。
这是我记忆中惟一一次她与我谈起与性有关的事情，也可能是在我成年之后，我们俩之间最亲密的一次交谈。可是也就是这样了，我们并没有再把这个对话继续下去，却都因为这样的亲密而感到害羞起来，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同时我想她可能已经不再做爱了，那时她已经过完了五十岁的生日，她还是会定期去超市里买卫生巾，却只是为我准备的。我其实有很多问题想问她，我想问她如果不再做爱是不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而反过来，没有欲望的人生是不是也会少些烦恼。但是当然我从来没有能够把这些话说出来，对她来说，这些话显得太不恰当了。
后来我跟阿乔提起这些，他说他的父母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分床睡了。因为他的父亲常年被失眠困扰，必须独自睡一间房。当时我们俩走在路上，我告诉他我无法想像以后要与他分开睡，哪怕是上了年纪，我甚至无法想像我们不再做爱。现在想来真好笑，我竟然在为这样不着边际的将来而忧心忡忡。然后他告诉我说，可是生活不就是这样的么，睡不睡在一起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爱情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完全不能理解，我几乎要在马路上为了这个与他争执起来。我记得他气恼地说，为什么所有理所当然的事情你都不能理解。当时的我们总是争吵不休，明明穷途末路，却谁都不肯放手。而现在想起，我才觉得或许他是对的，他就是这样想的，世界的正常运转方式也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是个冷血的人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我确实常常觉得自己铁石心肠，可是难道不是与她一样，这只是因为不知道如何表达爱么。也正是因为这种笨拙，一旦碰见个可以让自己放下防备的人，就不免表达得歇斯底里起来。不管怎么做，对其他人来说，都是过分和不被理解的。
她叹了口气，我继续用手上的小梳子把染发膏往她的头发上抹去，我总觉得这个颜色黑得有些过分，有时候沾到她额角的头皮，擦也擦不干净，心里就更加难过。
“我也一直在想，现在你还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她说。
“嗯。”我说，我甚至想说声对不起，可是为什么呢。
所幸这时候最后一抹染发膏也用完了，她的头发又变成一种不真实的黑色。我脱去手套，走出卫生间，松了口气。过了一会儿，她在里面开着水龙头洗头，我瞥见她挂在椅背上的衣服，是她打算晚上参加婚礼时穿的，米色的真丝裤子和开衫。这些都是她多年前买的了，平时都熨烫妥帖地挂在衣橱里，只有隆重的场合才会拿出来穿一穿。虽然显得有些过时，散发着股樟脑丸的味道，却也算得上是体面。只不过此刻看起来，过分隆重，倒像是战服。我一直以为自己多少是理解她的，现在才知道我根本无法想像她的伤心。所以只好别转过头去。
等到我俩都把自己收拾妥帖，差不多也到了该出门的时间。她死气沉沉的黑头发耷拉着，但所有的情绪都已经被收拾起来，此刻又是平常那副不悲不喜的模样。不常见到我的门卫打招呼说：“哟，女儿回来了。母女俩长得一模一样。”我们俩点点头，笑笑，都不是那种能够随便与人寒暄起来的性格，就有些尴尬，并肩快走了两步。我本来想要喊辆车，她却坚持说家门口的公交就能够直接到，反正还没有到下班的高峰时间，我便也懒得与她争执什么。
我们一起在站台上等车，她的衣角不时被风吹起来擦过我的手肘。天气又有些闷热，她说，这秋老虎可真厉害。然后从包里拿出一瓶凉过的茶叶水来问我要不要喝。我摇摇头，她就自己咕咚喝了两口，再放回去。我心想，与她比起来，我真算得上是不堪一击。
表妹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跟着阿姨一家人去了美国，这当中只在念高中时回来过一次。那时她与那些在西方长大的女孩一样，晒得漆黑，精瘦，并不是很热的天气，却穿着非常短的牛仔裤。她的中文已经不太好，看不懂，但是能听懂上海话。与很大一家子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她显得无聊，有时候抬起头来轻轻叹一口气。但是这次回来，几年过去了，那种别扭的青少年劲儿已经荡然无存。
她读了很多年的医科大学以后做了牙医，这对于她的家里人来说无疑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情。我的阿姨与姨父像所有第一代移民那样做非常辛苦的工作，他们自己开了间小小的杂货店，因为附近有很多酒吧的缘故，生意还不错，之后又在杂货店旁边开了间小铺专门卖炸薯条。表妹嫁的男人是个中国人，他们同年，住在一个街区，所以是每天坐公车上学时认识的，从恋爱到结婚都是水到渠成。
他们已经在美国摆过正式的酒席，这次回国再摆一次都是为了家里人。因为我正好赋闲在家，所以就被长辈们安排着陪他们逛街买东西。他俩浑身上下的打扮都很妥当，细节之处极尽讲究，绝不过分。表妹的丈夫是那种父母都会喜欢的类型，高大，英俊，谦逊得恰到好处。并不抽烟，酒量却算得上豪迈。能够在饭桌上与我爸爸频频举杯，从股票到军事局势，所有成年男人感兴趣的话题都随手拈来。饭后竟然还能够有耐心与长辈们打上两圈麻将，完全是奉陪到底的态度。而他们走在路上，总是叫路人侧目，又出于礼貌地关注所有细枝末节，一副浑然天成就要奔向中产阶级的模样。我白长了他们两岁，都说不清楚到底是谁在照顾谁。
所有的家居店都令他们流连忘返。他们刚刚买下一间房子，离着原先的街区并不远，这次办完酒席以后，回去就要搬家。因为从未在一起住过的关系，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无疑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期盼。就连小家电柜台也能够久久地吸引他们的视线，仔细比较每件东西的价钱，其实我猜想他们并不在乎这一点点差价，只是这种生活的幻觉带给他们巨大的快乐和满足感。表妹拿起盐罐、烛台、刺绣的桌布，把每样她觉得好看的东西给她的丈夫看，然后他俩靠在一起窃窃私语，不时笑起来，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
我觉得自己完全像个多余的人，便站到商店门口的马路边去抽根烟，然后我透过玻璃看着他们，营业员们也看着他们，大家都看着他们说不出话来。他们完全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却活生生地站在那儿代表着幸福生活的可能性。
我在心里默默背诵那段从少年时代起就熟稔于心的电影台词：
所以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可以给出千万个答案，都是错误的。事实是我是个坏人，但这将会改变，我要改变。这是最后一件坏事。我要洗心革面，我要继续，笔直向前，选择生活。我已经在期望。我将会变得跟你一样：工作，家庭，他妈的大电视机，洗衣机，汽车，便携式CD播放机和电动开罐器，健康，低胆固醇，牙医保险，贷款，简易房，休闲服，行李箱，三件套西装，DIY，猜谜节目，垃圾食物，孩子，公园散步，朝九晚五，高尔夫好手，洗车，选择运动衫，圣诞家庭日，养老金，免税，清水沟，勉强生活，向前看，直到你死的那天。
为什么不呢，有什么不好呢，像所有寻常人那样生活，这些东西是阿乔要的么？如果我能够为他放弃所有激情澎湃，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一起？我想起这些，激动得简直要发抖，有短暂的一瞬间我像是摸索到了问题的关键。我知道，在这些年间，一再如此，表现得像个少年，真的已经不再是什么让我自己感到得意的事情了。
这时他俩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拎着几只纸袋子，朝我招招手。
逛了一整天以后，表妹要去理发店，我们在繁华的商业街上找了一家，我与她的丈夫拎着购物袋在旁边等待。这是我们俩第一次被单独抛在一起，面面相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我倒是无所谓，就算长时间的沉默对我来说也是习惯，而他显然是那种懂礼貌的人，会在饭桌上跟每个人讲话，绝不让任何一个人陷入冷场的局面。于是他焦虑起来，快速而无意识地翻看着手里的杂志，一定是在疲劳的大脑里搜刮着我可能感兴趣的话题。为了宽慰他，我不得不先开口。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他。
“哦哦。我在一间建筑公司做。”接着他很有耐心地讲述了一番他的工作，引用专业术语，描摹未来前景。其实我并不是很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我甚至没有认真在听，理发店里洗发香波的气味与水蒸气弄得我昏昏欲睡。而他却因为觉得自己开了一个不错的头，干脆一路说了下去。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在外面工作了。那一年，家里弄来辆冰激凌车，不过卖冰激凌的许可证不是我们家那一区的，所以路上来回就要花费四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待在车里，开车的时候我在后面睡觉，等到我爸爸找到地方停下来开始卖东西，我就在他旁边写作业。”他说。
“听起来不错。”我随口应着。
“后来满十六岁可以打工了，干过各种事情。在中餐馆里做叉烧、快递员、汽车修理工，隔几个月就会换一个工作。”他说着，又向我仔细说起他打工岁月里欢乐与心酸并存的各种小事。他把他朋友们的名字都挂在嘴边，好像我本来就应该认识他们似的。
我听得有些认真，这仿佛给了他鼓励，他为了调动起我们之间谈话更积极的互动性，主动跟我说起一部他与我表妹正在看的韩国连续剧。
“那连续剧里有一个女主人公长得和你很像。都是那种齐头帘的女孩。”他说。
“哦。”我很久都没有看过连续剧了，我把这句话吞了回去。
“听说你以前曾经在杂志社做过，平时会遇见很多明星吧。”他问。
“有一些，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