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戎-第3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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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开，举国同庆，军方更是士气大振，平滦、辽口兵马左右夹攻，终于攻克了围困了大半年的榆关，迪古乃被俘，送到燕京领功。
各国闻讯，反应不同。赵构上表庆贺，乾顺遣使称臣，宋江在日本隔海称藩，但动作最快的，却还是聪明的高丽人。高丽国都开京与塘沽隔海相望，一闻此讯，国王马上遣大臣金富轼，奉表二封道贺，其一为有些迟到的贺平金表，其文曰：
非常胜事，不世异恩，实千古之未闻，举一方而祗服。皇帝陛下应三灵之符谶，袭累世之宗祧，仁之渐者深，则义之所制者众。德之施者广，则威之所屈者多。故得神兵一挥，率土大定。东西南北，拓地增疆。华夏蛮夷，望风束手。功业光辉于竹素，威灵耸动于乾坤。今者，饬使节以有宣，与侯邦而同庆。便蕃上眷，渥缛多仪，惠厚及遐，固论酬而无计。心存事大，但忠尽以为期。
其二为誓表，其文曰：
使节贲来，训词密喻，俯偻闻命，凌兢矢图。窃以周官司盟，掌其盟约之法，盟邦国之不协与万民之犯命者，而诅其不信而已。至于衰季，春秋之时，列国交相猜疑，不能必于诚信，而惟盟誓之为先。故诗人讥其屢盟，而夫子与其胥命。伏惟皇帝陛下，至德高于帝尧，大信孚于天下，光开一统，奄有四方。大邦震其威，小邦怀其惠。惟是小邑，介在边隅，闻真人之作兴，先诸域而朝贺。故得免防风之罪，辱仪父之褒，略诸细故，待以殊礼。锡之以边鄙之地，谕之以贡输之式，朝廷更无他故，属国敢有异心？而严命荐至，敢不祗承？谨当誓以君臣之义，世传藩屏之职。忠信之心，犹如皎日，苟或渝盟，神其殛之。
杨应麒拿到誓表后骂道：“这些高丽人，和我玩这文字游戏，欺我看不懂他的意思么？”但顾念大局，还是命韩昉制作诏书，上呈给折彦冲审阅，准备敕封高丽为大汉第一藩属。
折彦冲看了诏书，却不加玺，说道：“高丽孩儿虽然孝顺，然如今我大汉水师发达，不比往朝。又定都于燕京，与此半岛隔海相望，顺风来去不过数日，比江南尤近，想来此藩终须内附。”
杨应麒道：“高丽内附固迟早之事，然以先后而论，不在今日。云中尚容其且存，何况高丽？”
折彦冲这才允了，杨应麒留金富轼居太学，命胡寅为使，前往高丽敕封。胡寅因向韩昉请教待高丽之礼节。
韩昉道：“依旧礼，中国上使往高丽，使者与国王抗礼。”
胡寅道：“谨受教。”
和高丽的顺从不同，云中宗翰、河南宗弼却都以一场战争来挑衅新汉政权。曹广弼在南方打得十分辛苦，曲端在太原却大获全胜，宗翰向南不利，自忖向东也未必奈何得了杨开远，这才服软，派遣使者，表示愿和折彦冲“东西并尊”。
折彦冲冷笑道：“东西并尊？他以云中一地，与我并尊？莫的惹人笑话！”
分管北国理藩的韩昉道：“名义上且搁住莫提，然而他求和一事，可以答允，以应先北后南之策。”
折彦冲哼了一声道：“这样就和了，恐怕燕京永无宁日！”不顾群臣劝阻，于二月初兴兵，以李世辅为先锋，蒙兀尔为左，石康为右，折彦冲的中军在燕京还没动，前锋就已经一举攻下了居庸关。
宗翰大恐，再次派人求和，杨应麒移书折彦冲，认为宗翰尚强劲，汉军军力虽胜，但新收服的两河问题多多，要同时兼顾几路大军的后勤与河北东西路的改革，汉廷在钱粮上精力上都顾不过来，如果先外后内。而且他认为，就算侥幸打下了云中，恐怕马上又要对付西夏，集中精力处理内部问题将遥遥无期，现在西北有山脉为隔，南方有大河为堵，国防线已经完整，不如暂留云中，以行先内后外之事。
折彦冲却回书道：居庸关已下，曲端亦在请战，此时为进军良机，若不出战，恐慢了军心。
杨应麒又回了一封书信，这次却没说什么，直接把一份账目给折彦冲送了过去。原来这几个月来汉廷既要给河北东西路减免赋税以收人心，又要支持漠北、黄河的用兵，钱粮耗费极大。这次攻打居庸关补给线短，再说居庸关为燕京西北门户，攻占后对节省汉廷的国防开支大有好处，所以杨应麒并不十分反对，但若折彦冲要继续进兵覆灭宗翰，那就不是一场短线战斗，而是一场大战役了，杨应麒寄这份账目表实际上是在向折彦冲摊牌：汉廷现在的财政状况，打不起这场战役！
折彦冲这才允许，命石康为居庸关守将，以防云中之兵。
金使又请以蒲鲁虎、安塔海易迪古乃。军方重将都认为这笔一虎易二鹿的买卖不划算，但折彦冲却一口应承，诸将便不敢多言。
原来当初韩昉、种去病设计救援折彦冲时，蒲鲁虎和安塔海就分别被拘在第一、第二辆大铁车中，因此不得走脱，忽忽几年，直到此刻才得以回归。
完颜虎听说折彦冲肯用迪古乃去换蒲鲁虎、安塔海，心道：“总算他还有良心！”她到达塘沽才一个多月，还不是很习惯这个地方的水土，听到消息后却亲自赶往居庸关来接两个外甥。
蒲鲁虎和安塔海在云中过了几年的俘虏生活，幸好宗翰念在同宗，又拿他们当奇货，并未虐待，但少年儿郎被禁经年，终究是极痛苦的事情。这时得以回归汉廷，恍如隔世，在居庸关遇见来接他们的完颜虎，姑甥三人抱头痛哭。
伴随母亲前来的折允武道：“两位表哥这番苦楚，都是代父皇承受，允武在这里代父皇给两位表哥行个大礼，以表感念之万一。”
蒲鲁虎和安塔海这几日早已问清了时局大概，闻言哪敢受他的大礼？蒲鲁虎当即拉住道：“允武表弟，你现在是太子了，我们哪里受得起！”
完颜虎道：“什么太子不太子的，都是一家人，计较得这许多！你们替他爹受了这么多罪，他给你们行个大礼，又有什么受不起的？唉，当初若能将你们也救出来，这几年的苦你们便不用挨了。”
安塔海道：“姑姑，您这般说便不是了。当初姑丈得以逃脱，宗翰手底下那些人天天都来与我们鼓噪，说姑丈弃了我们。我们却不这样想！当时的境况，能救出姑丈已是万幸，如何能奢望连我们也救出来？我们虽久困云中，却都知道：只要姑丈能得成大业，我们脱困是迟早的事。今日果不其然，姑丈果然没忘了我们。”
蒲鲁虎和安塔海回到塘沽的当日，华夏世界又诞生了两个皇帝——宗翰和宗弼分别在大同和汴梁称帝了，两人都自承大金正统，而视对方为篡逆。
对于这两个末日政权，南宋和西夏的态度都颇为暧昧。赵构和乾顺都认为在折彦冲如日方中的压力下，这两个政权迟早都得面临被吞灭的下场。不过在当前的局势下，保留这两个政权对于制衡崛起惊人的新汉政权是必要的。所以，南宋和西夏在公开场合都没有承认这两个政权的合法性，但私底下却都派遣了秘密使者前往商讨共同牵制汉廷的事宜。
宗翰宗弼称帝的消息传到塘沽，汉廷士林对此群起而攻，从各个层面论证这两个政权的荒谬性。反而是折彦冲听说后只是一笑，对左右道：“他们想称帝自娱，就让他们称好了，这么当真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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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九五章 晋北的财路 上
折彦冲登基的仪式虽然号称仓促，其实也准备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登基之后各方的反应又延续到次年年中，在这段时间里，杨应麒所领导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续。这场改革并非划一进行，而是依照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先后缓急之别——汉廷统治基础较深厚的辽河流域与齐鲁东部没有大动作，河东路是作体制上的调整，而河北和陕西则进行了渐进式的革新。为了因应这场规模颇大的政治革新，从华元一六八二年年底到次年年中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新汉政权治下发生了规模颇大的官吏流动。
这种流动，一方面是从四方往中枢流，津门、辽阳的中枢旧班底在几个月间陆续进入塘沽，占据了新中央政府上下各个部门接近四成的席位。不过，随着统治范围的大大扩展，新的中枢所需要的官员也比以前大为增加，所以山东方面也有大量的中层干部上调，而河东、陕西则主要是高级官员如郭浩、马扩相继进入中枢成为政要。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上空出来许多缺来，便需要中央政府下放青年士子，或从临近地区平调、升迁。尤其是新收复的河北东西路，更成为新晋士人以及流求、山东官员谋求升迁的绝佳途径，这个地区在近期内各种条件是十分辛苦的，要做的事情也多，但由于百废待兴，所以容易出政绩，加上临近未来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出了政绩也容易为上面所知，因此热心仕途者都愿意到这个地方上任。
正是有这样的背景在，河北东西路如沿海的滨海、沧州，以及腹地大府河间、冀州，都在一众中青年官吏的努力下迅速稳定下来。
这时汉帝国的南北疆界基本上都已经稳住，宗翰被限制在云中，宗弼也始终无法越过黄河，汉廷在这两条战线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而结果证明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和云中、河南、西夏、南宋接壤的边疆线仍时有摩擦，但从渤海那边的辽河流域，一直延伸到渭水中上游的广阔腹地，在靖康之后第一次实现了长时间的和平。大半年的时间，已足够汉廷扫除大股的强盗势力，足够农人安下心来，享用第一次战后的农业收成。
华元一六八三年的秋收在到来之前，北部中国就已经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农村的富户们欣慰地看到治安转好了，而汉军在边境上不断外拓的胜利又让他们相信汉帝国的腹地不会打仗了，也不知有多少年了，富户们从来没有像今天安心过，这些年的耳闻目睹让他们发现汉廷的军队没有宋军或金军那样骚扰民间的斑斑劣迹，相反，他们感受到了汉军的保护，并将这种感受化为对汉廷军事行动与行政改革的支持。
而穷苦人家看看米缸里的存粮和田地里的庄稼后也倍感踏实。安定得比较早的地区，农民已经收过了一季的番薯玉米，但也有一些地区是到开春之后才逐步平静，这些地区的穷苦人家都不得不靠汉廷各级政府分发下来的赈济，赈济的数量，勒一勒肚皮也够他们吃到秋收，而据汉廷最新的宣传，秋收之后的税赋又将定得很低——甚至全免，这让穷苦人家对来年的生计也有了盼头。
汉廷在国家内部——尤其是河北东西路各州县推行的行政改革和安抚政策，耗费了很大的财力，辽南与塘沽的战备存粮不断地搬出去，至于究竟搬出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就只有杨应麒与陈正汇知道。为了河北的安定与重建，大汉朝廷甚至牺牲了春季趁胜进军云中的契机。
杨应麒一开始以为这种付出要得到回报的时间至少得三年，然而他错了。的确，农民们由重建家园到能够以赋税的方式回报国家，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是在中国，农民一旦安定下来，就意味着着整个地区都安定下来。而国家安定后所产生的间接作用之大，却远远超过了杨应麒的想像。
首先是治安开始进入良性循环。汉廷对各处强盗的打击越进行到后来就越顺利，因为农村的安定已经最大程度地切断了新强盗的来源。最大股最顽固的强盗在第一轮的清洗中就已被拔除，小部分就地正法，大部分流放海外。剩下来那些大大小小的毛贼，由于整体性社会混乱已经结束，他们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又因为新政府给了他们另外一条可以活下去的道路，所以他们又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现实意义。在冀州发生过一件后来被编成戏曲的事情：一个八十岁的老妇人，在汉廷宣布免除全县两年农业赋税和诏谕盗贼归家务农的特赦令之后，颤巍巍地跑到山上去把她的儿子——当地山中最著名的一个强盗头子——揪回老家种地。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在河北东西路不知发生了多少起。
与此同时，乡绅们也依靠着新政府重新肩负起重建乡里的作用来，在韩昉、陈显及其下属的努力下，新的政治秩序和旧的乡村秩序正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杨应麒所领导的政府班子，对处理治下农村事务显得十分灵活，他们并没有非常强硬地将辽河流域的模式搬了过来，而是在保证几条大原则的前提下放手让乡里自保自治。此时的河北农村，无论人才还是经济都已经比不上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