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了林彪-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个异彩纷呈杂乱无章的世界使他们惊心动魄，无论结合的或者没被结合的官员，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被造反派结合上的，胆战心惊，因为完全没有经验的运动随时可能将他们投入可悲的下场。和这种严峻残酷的政治形势相对的是，平时必须学会和造反派相处。造反派行为随便，做事没有章法，情绪变化多端，行为冒失急躁，还不听劝告。
结合进新班子里的，等于被放在火里烤。没被结合进去的，则可能随时被拉出去批判。如果一个地方只有一派，走资派还好受点，无非是上台丢人，弓腰认罪而已。有的地方分成对立的派别，互相指责当权派是对方的后台老板，使劲地批，千方百计地虐待，回答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有的还遭受严重的人身污辱，体罚是普遍的现象。到这个时候，红卫兵和造反派反对官僚阶层的情绪，表达自由的情绪，已经发挥得过分了。他们没有正常得程序可以遵循。
全面的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造成普遍的分裂。分裂的原因，各地有不同，没有一个适用于全国的解释。但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夺权的时候，大家都参加了，可以说都是造反派，也可以说阵线不明确。干部参加了革命委员会，他们的管理经验在新政权中派上了用场，从而使得红卫兵等革命群众代表相形见绌。造成社会上这样的流言蜚语：红卫兵象孙悟空，只会大闹天宫，不会掌权不会生产。此其一。
其次，干部中被结合的是少数，多数人对留在外边不高兴，老想表现自己，以便得到革命上进的机会。而革命委员会中的这两种势力，又都得听军队代表的号令，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军事管制组织，军队代表大都当第一把手。军队代表的工作方法和方式和造反派以及干部代表不同，也是他们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
整个社会的动荡情绪，就和夏天的燥热一样，容易动员，容易出汗。北京那些失去权力的老帅和老总们一闹，社会上就不安静。康生这些人反对他们，有毛泽东支持，胜利了，得寸进尺，又要在全国搞一搞。那边的气还没出来，这边又给人家死老鼠吃，当然是欺负人。那些官僚家庭的子女，那些军队高官的子女，及历次运动中曾经得到好处的红人，从前的红五类，都纷纷为他们鸣不平。他们这些人在六六年工作组领导文革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被组织认为最保险的接班人，后来批判资反路线，他们就黯然失色了。
后来的反二月逆流，造反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文革真的会搞得多么彻底完全，于是以极左的口号分裂了当时的革命委员会。而那些和他们作对的造反派及红卫兵组织，对社会渐渐进入秩序是基本满意的。他们反对分裂，有保皇的色彩。于是，对立的双方就在谁是保皇派谁是革命派上争论不休。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的，各个对立组织都努力向左的方向表现，比如，努力斗争走资派，口号喊得偏激，行为具有强烈的造反性等等。
夺权运动没有造成混乱与对立，是夏天的反“二月逆流”使大陆陷入全面混乱之中。为加速文化革命新格局的形成，毛不得不用军队控制局面，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他敢于发动文革的仰仗。
一月二十三日－－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四大机关（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该决定的主要目的是协助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毛泽东发布指令：以前有关军队不介入文革的命令作废；积极支持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组织和分子。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坚决还击。
文革开始以后，很多工厂停工闹革命，工厂里根本谈不上纪律。这个国家的财产所有制真正显示出它的弊病。没有人关心效率和收益。农民也闹起来，乡村公社里的武斗比城里还凶。学生不响应号召，说是复课了，实际上都还在社会上转，心安不下来。整个社会机器停止了运转。
三月十九日－－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四大机关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从此军队走向社会，全面控制了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整个中国大陆变成一个大兵营。
军队全面进入三支两军，是林彪的一大胜利。工业学大寨，农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队成为文革时期的三面红旗之一。军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分量大大提高了。军队三支两军的任务，最初是针对当权系统的反抗，后来就变成对人民群众的控制。
军队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稳定力量。最初的十条命令规定：军队无权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不得随意逮捕群众或者体罚；学会调查，做好群众工作，不能向群众开枪。这个命令在执行中很艰难，到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的命令改为：不准群众夺取军队枪枝物资，违反者一国法论处，军人在执行任务时如遇到拒捕和抢枪者，可以开枪还击。
除了军队，还有民兵。当时三大城市和沈阳的民兵约二百五十万人，光上海就有一百万。一个由军事力量作为强心剂的国家，继续着史无前例的试验。
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也积极参加了首都地区的三支两军。
八三四一部队，三万多人，两个警卫师，一个独立装甲团，还有若干防空、通讯、工程方面的独立团和独立营。这个宫廷卫队虽然不能控制北京全局，但牵制北京武装力量，监视和控制高级干部，是足够了。后来汪东兴又搞了六厂二校（即北京机床厂、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这八个点。那里有二十万工人和几万学生，可以随时增援八三四一部队执行任务。
直到这时，林彪才发现，他遇到了在战场上从来没有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军队政治上保守实质和他们当时扮演的激进派角色的矛盾。
共产党部队的保守性在于它已经形成了忠于那个政权的习惯。从理念原则到行为方式，接受了全部共产党的教条。所有省委书记都兼任省军区的政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地方部队几乎就是党委的部队。十几年来，野战军也和党政权力机关属于一体。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是用武装力量保卫现政权。军队基本上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落后的文化阶层构成了部队的组织基础。主导部队的思想主要的不是保卫国防，而是镇压不同政治力量，是党的武装。
这样一个军队，要让他们突然参与支持那些造反派－－典型的造反派大都是在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是被共产党打入另册的人物－－在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但是，毛泽东当时就是要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支持造反派向各级党政权力机关夺权，因为只有那些受压的人，那些血气方刚青春躁动又缺乏经验的学生，才真正有热情反对毛泽东的敌人－－刘少奇及其官僚体系。毛泽东希望军队能够明白：先前他们忠于的那个王室，差不多不是毛泽东的了，现在要翻一个个儿，你们得帮个忙。可是，他们不能那样直接地说明，必须在实质问题上保持暧昧，而将意识形态的斗争说成是实质。中共的军队接受不了当权派是走资派的道理，军队很难转这个弯。他们相信：那些造反最积极的人，一个个都是“有问题的人”，是受中共压制、受政府打击的、对当时的权力机构或个人不满的人。在那些按照历史经验和常规办事的人看来，这些人是比五七年右派分子还要猖狂的反动异己力量，是应当受到无产阶级铁拳惩罚的人。让“人民的军队”“党的武装力量”去支持这些人，简直等于让猫与老鼠共处，不是强人所难吗？！
那是个非常尖锐的矛盾。
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强行叫部队听毛泽东的指示，喜欢造反派也得支持，不喜欢也得支持。不论理解与否，都得执行。这就是林彪所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到底谁是造反派呢？全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几乎都分成了两大派别，连军队也分成了两种观点。毛泽东也好，林彪也好，无论有多么大的本事，都不可能将全国各个地方各个层次的造反派组织都给以清楚的鉴别。于是各地军队就只好根据自己的观点去介入地方政治。有的部队对毛泽东求乱的思想领会得好，就支持了“左派”；但多数部队按照习惯原则和感情倾向行事，支持了保守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的西宁，天气异常寒冷。
从市区的大十字到青海日报社，布满了执行命令的军人。
根据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指示，省军区的一支部队奉命军管青海日报。
夺了青海日报党政财文大权并控制日报的是造反派“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当时省军区党委不认为这个组织是一个可靠的革命组织，就象各地的观点一样，他们认为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的成分复杂，让这样的组织控制宣传机构，无产阶级军队不放心－－实际上共产党从来也没相信过新闻和言论自由，即使在最混乱的时候－－如果报纸当时控制在保守一些的组织手里，也许会得到军队的默许；越是左派，越是积极夺权的，越不可能得到支持。
“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拒绝了军队的要求。他们要求军队尊重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走资派那里夺到的权力。他们承认三结合的革委会，但不理解为什么军队要强行将造反派刚刚夺取的权力拿走。
军队不予回答，他们只是蛮横地要求群众让出权力来。
当军队强制性地向报社院子里开进时，学生、工人、报社带头造反的人员将第一批冲进来的官兵驱逐出去。
此时，西宁大街上看景的人感到形势紧张，纷纷散去。
雪花纷扬，恶劣的天气为严峻的形势添油加醋。
造反派一边加固防卫工事，一边希望与军队谈判。但是，丢了面子的军队，恼羞成怒。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强行攻击报社。由党一手培养的军队用他们雄厚得无以伦比的物质力量和人力，向报社手无寸铁的群众发动猛攻。机关枪对着大门扫射，到处是被打碎的玻璃的碎片。有人喊叫：“你们这些人，胆敢夺无产阶级喉舌的权力，叫你们尝尝我们的铁拳！”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双方造成三百七十七人伤亡（其中死亡二百多人，绝大多数是群众）。消息传到北京，江青有意将这个事件作为二月逆流的例子，她问林彪办公室是否知道西宁事件，林办说从没接到有关方面的请示。江青遂将这一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类似的事件使林彪寝食不安。
林彪没想到事与愿违，支左变成了支右。叫他们上东他们却上西，让他们捉狗他们偏偏去逮鸡抓鸭－－因为过去训练时用的诱饵就是鸡和鸭，而不是狗。武汉的百万雄师，山东的黑旗兵，江苏的保派，都是政治倾向比较保守的组织，而当地军队就是喜欢他们。如果设身处地想想，一边是有很多过去的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党员发展对象和干部子女组成的力量，一边是由历次运动受打击的、对书记和行政长官不满的、出身不很红不很纯净的人的组织，受党的传统浸泡过的军队会支持谁？
林彪冥思苦想，很难找到一个整齐划一的解决方法。“支左不支派”，这个由当时安徽领导人李德生发明的方子已经渐渐失效，因为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把自己说成是左派，而所有这些“左派”又都在互相攻击，武力冲突的事件不断增加不断升级。
在三支两军活动中，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也出现了新局面。林彪曾经问江青：“军队三支两军以来，象青海这样的事已不是一桩两桩。地方上的情况很复杂，有时军队很难说话。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能不能给军队一些指导？”
江青巴不得有这样的宗教裁判权，当即就愉快地答应了。
于是，鉴别谁是革命的谁不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任务，主要落在中央文革身上。林彪也巴不得有这样一个裁判。这个时期，即从反对“二月逆流”到三支两军，是林彪和中央文革的蜜月时期。
那也是叶群最愉快的时期。
夏末秋初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陆定一和严慰冰。和陆、严夫妇有仇的叶群一听这个消息，兴奋极了。无论如何她要参加这个批判大会，为了解她多年积压的心头之气。所谓“多年积压”，是有一段故事的。
从六零年三月起，叶群和林彪就不断收到匿名信。信的内容，先是谴责叶群虐待林彪前妻生的孩子，后来就说叶群有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