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情缘-第3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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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楷书中毕现无遗，这是何等神奇的手法！
如果细看，可以现，他没有一笔是直的，而是曲的；没有一笔是像欧阳询或虞世南那样保持着每一笔画的平直与匀净，而是偃仰起伏，轻重缓急，极尽变化之能事。从笔法上来看，萧散而恬淡，不衫不履中尤见性情的流露，可谓极尽风流。
总之，从笔法与体势上来说，褚遂良是直接承继晋人风度的；或者说，他在同时代人之中，是最深刻地理解晋人韵致的书家，并将这种风韵也表现在自己的书作之中。他既是初唐楷书风格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晋人书风的继承者。在他之后，人们便走向了另一种书风，虽然魏晋人的风度仍然是人们所追慕的对象。
“广大教化主”
将褚遂良与同时代的楷书大师如欧阳询、虞世南相比，是否意味着从褚遂良开始，书法已经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或者说，是由张怀瓘所说“妍美功用”而趋向以“风神骨气”为美的纯艺术转变呢？
张怀瓘评价褚遂良的书法说：“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正表明了一种与以前的书法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
褚遂良书法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不管褚遂良是否刻意地在追求这一点，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注入作品之中的那种情调，又从作品之中飘逸出来，而让我们为之神往。
苏东坡在《题唐六家书后中，曾将隋唐时期的六位书法大师逐一作了评价：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真知书也。知书者，凡书像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对褚遂良的书法只用了四个字“清远萧散”。这种清远萧散，正是东坡所追求的意境之美。
米芾在评书时，对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分别作了评述：“欧阳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欧阳如新疾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这些唐代书法大家没有一个不受到米芾的挑剔，唯独对褚遂良却是这样的赞美：“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对褚遂良《兰亭序》的摹推崇备至（见前），甚至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米芾的儿子米友仁同样也是如此赞美：“褚书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最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以比肩。”熊秉明在《日记摘抄——关于罗丹》中引查德金（Zadkine）的话说：“……在雕刻里要把握的是‘精神结构’ructurespiritue11e），这是唯一的原则，其余则任凭你们创造……”。褚遂良提供给后人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结构”，让学习他的人。从他那里拿走笔法、拿走笔意、拿走结构、拿走法度，然后从事自己的创造、改革、翻新……。薛稷学他，瘦硬通神，跻身于“唐四家”之列；薛耀学他，风骨棱棱，不仅作为一时的名手，而且开启了宋徽宗的瘦金体；颜真卿也学他，颜体楷书是建立在褚遂良的楷书的基础之上的。
刘熙载在《书概》中对褚遂良有这样的评价：“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广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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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代表作
倪宽赞：
倪宽赞》墨迹，传为褚遂良书（亦有人认为是欧阳询书），真伪尚无定论。然此书颇得褚书三昧。楷书5o行，共34o字。宋赵孟坚评论此帖说：“容夷婉畅是河南晚年书。”明杨士奇评云：“评者认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而詹景凤则谓：“燥而不润，觅贬天趣。”此帖原迹现在台湾。
雁塔圣教序：
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凡二石，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为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褚遂良书，18行，行42字。后石为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书，2o行，行4o字，文右行。
在运笔上则采用方圆兼施，逆起逆止；横画竖入，竖画横起，尾之间皆有起伏顿挫，提按使转以及回锋出锋也都有了一定的规矩。唐张怀瑾评此书云：“美女婵娟似不轻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秦文锦亦评曰：“褚登善书，貌如罗琦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
阴符经：
大字墨迹，传为褚遂良书。纸本，楷书96行，共4。传为褚遂良所书的《阴符经》尚有小楷和行书两种刻本流传于世，字迹皆很小，难窥庐山面目。此帖大盈寸，末题：“起居郎臣褚遂良奉敕书”。很有可能是唐代学褚书的伪作。即便如此，大字《阴符经》也不失为书法精品。此帖不但具备了褚体楷书的特点，还与“唐人写经”极其相似行笔起落多参以写经史，写得自然古朴。元杨无咎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瞻，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石皆为楷书，万文韶刻。现所选为前石拓本。《雁塔圣教序能代表褚遂良楷书风格的作品，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进入了老年，至此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在字的结体上改变了欧，虞的长形字，创造了看似纤瘦，实则劲秀饱满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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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色
其书处学欧阳询等，继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融会汉隶。其特点是：正书丰艳，自成一家，行草婉畅多姿，变化多端。当时与欧、虞齐名，学者甚多。颜真卿亦受其影响。《唐人书评》称褚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传世碑刻有《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伊阕佛龛记》、《孟法师碑》等。
第二一一章 薛稷
薛稷
薛稷（649～713）中国唐代画家，书法家。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后被赐死狱中。工书法，师承褚遂良，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并列初唐四大书法家。善绘画，长于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精于画鹤，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鹤的形貌神情。无作品传世。
薛稷曾祖即随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官至内史侍郎。祖父薛收，仕唐为记室参军，封汾阴县男。从父薛元，唐中书令兼左庶子，加金紫光禄大夫。薛稷出身官宦世家，本人亦仕途显达，武则天朝举进士，累迁礼部郎中、中书舍人。唐中宗景龙末年（7o9年），任谏义大夫、昭文馆学士。其时唐睿宗李旦尚未登基，与薛稷关系很好，将女儿仙源公主嫁给了薛稷之子薛伯阳，二人结成儿女亲家，过从甚密。景云元年（71o年），李旦甫登帝位，即刻升迁薛稷为太常少卿，以后累迁中书侍郎，转工部、礼部尚书，复以翊赞之功，封晋国公，赐实封三百户，加赠太子少保。唐睿宗还经常召薛稷入宫参赞政事，一时恩遇，群臣莫与为比。可惜好景不长，唐玄宗即位后，因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政变，事泄被杀。薛稷以知情不报，亦被赐死，卒年65岁。
薛稷为人好古博雅，辞章甚美。政事之余，专力于书画艺术。当时虞世南、褚遂良二人书法妙绝，海内翕然宗法。薛稷外祖魏征为初唐名臣，家富收藏，其中虞、褚墨迹颇多，薛稷得以日久观摩，进而“锐意模学，穷年忘倦”，最终学成，名动天下。窦泉《述书赋》中说：“柬之效虞．疏薄不逮；（薛）少保学褚，菁华却倍。”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此外，薛稷还曾向精于草隶的舅父魏叔瑜学习草书，世称“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后世于是把薛稷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列，称之日“初唐四大书家”。薛稷的隶书、行书俱入能品，“章草书亦其亚也”。其书法特色是“结体遒丽”，“媚好肤肉”，被人形容为“风惊苑花，雪惹山柏”，充满了诗情画意。因为薛稷的书法能够很好地继承褚遂良的笔法和风格，“可谓河南公（褚遂良）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所以，当时就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说法。唐代李嗣真在《九品书人论》中更将薛稷的真书、行书列为第一。在学习继承褚遂良书法风格的同时，薛稷又有所展创造，由此形成了他个人融隶入楷，媚丽而不失气势，劲瘦中兼顾圆润的书风，展了初唐书法劲瘦媚丽而又圆腴挺拔的时代风格，并给后世以影响，赢得人们由衷的赞美。史载薛稷曾经为普赞寺题额，三个大字，各方径三尺，笔画雄健，结构劲挺。唐代大诗人杜甫写诗赞道：“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他的书法作品还有《中岳碑》、《洛阳令郑敞碑》、《信行禅师兴教碑》、《升仙太子碑》、《佛石迹图传》等，其中颇不乏历代公认的书法精品。
薛稷行、楷书，始见称于开元中叶张怀瓘所撰之《书断》，并入能品，且立传称：“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杜甫曾见其普赞寺题额三大字，笔势雄健，有《观薛少保书画壁》诗赞云：“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董逌《广川书跋》承息唐人，视作褚氏嫡嗣，其卷七有评曰：“薛稷于书，得欧、虞、褚、柬之）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用笔纤瘦”，出于刻意，乃一时代作风，不特薛稷如是，他的堂兄弟薛曜则更少丰润。稷之书法出自褚氏，虽时有新奇能别成风神，然终因“石鼠之效能，愧隋珠之掩类”，未能尽脱褚氏规模而独张一军。名列“初唐四家”，实见逊色，其所以附骥欧、虞、褚者，斯盖论书者为求得偶数矣！存世的《信行禅师碑》，越王贞撰，神龙二年（7立在长安，是其代表作。
薛稷又具备很高的文字才能，“文章学术，名冠时流。”诗歌写得很好，《全唐诗》**收录其作品14篇。
在艺术领域中，薛稷一生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绘画。套用古人的句式，大约可以说他是“诗不如书，书不如画”吧。薛稷的绘画擅长花鸟、人物及杂画，而尤以画鹤最为精妙。鹤之作为绘画题材，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但画迹寥寥，还谈不上什么成熟的技法。直到唐代花鸟画开始成为绘画的专题之一，随之出现了全力从事花鸟画创作的画家，薛稷就是其中较早而专以画鹤知名的一位，开创了一代花鸟画之先河。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很有关系；上古时代，鹤已进作品，现存的青铜器上，亦可见到鹤的形象。春秋战国肘期，出现了驯养鹤的记载，卫懿公因养鹤而身死国灭，是著名的历史故事。唐代文人更是养鹤玩鹤，蔚然成风，鹤在他们的生括中占据了一定地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一批以鹤为题材的诗歌。当文字表述有所欠缺．使他们感到不满时，则必然要求助于形象的艺术再现。于是，鹤画在绘画领域中也就顺理成章。迅广泛地展起来。然而，诚如《宣和画谱》所言，“世之画鹤者多矣。其飞鸣饮啄之态度，宜得之为详。然画鹤少有精者，凡顶之浅深，氅之黧淡，喙之长短，胫之细大，膝之高下，未尝见有一一能写生者也。又至于别其雄雌，辨其南北，尤其所难。虽名乎号为善画，而画鹤以托爪傅地，亦其失也。故（薛）稷之于此，颇极其妙，宜得名于古今焉。”“故言鹤必称稷，以是得名。”这里提到一般的画家连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