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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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经济学家把中国的拜年队伍分成两支：第一支基本由各级官员组成，，他们下乡、下工厂慰问职工和群众；第二支既有基层官员、职能部门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也有纯粹的经商者，他们专门跑领导机关，跑垄断行业的决策机关。
给上级部门和领导送礼是个很大的学问；因为你送轻了，人家会觉得你没有诚意；送重了，又容易给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出奇出新就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现在直接把礼物和钱拿到领导家，领导不一定敢收，这里的变通之法，就是通过组织碗麻将来送现金。
不仅是国家机关和中国的企业送礼成风，许多外国企业在年关来临之时，也入乡随俗，对各个相关部门进行礼品攻势。
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一个送礼产业链。而作为源头的产商，在中国的几个重要传统节日，都会产生出一些充满噱头、价格远远高于价值的产品。
从宏观上讲，“送礼经济”的出现，带来了三大颠覆：
一是对社会良性供求关系的颠覆。在这个购买链中间，出现了隐性交易的成交量大于显性交易的情况。一次送礼，显性的交易货物是一盒藏着金表、手机的月饼，或者是一块镶着戒指的年糕；而隐性的交易物，却往往在这些之外，可能是一个职位、一份合同，甚至简单说，可以是目前官场上的任何东西，甚至只是上级的好印象。
二是“送礼经济”的出现，更是对整个社会人际关系和道德基础的颠覆。“送礼经济”的核心，就在于采取了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方式，模糊化地处理原来的行贿、受贿以及道德低下的问题，让它们变得貌似合法。
三是“送礼经济”的出现，是对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颠覆。这种“送礼经济”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多少礼品从前门送入，又完好无暇地从后门卖出。而失去了隐性价值之后，礼品就变得毫不值钱，在这些礼品上附加的各种价值，也随之流失了。
据报道：四川犍为县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受贿案表明，在权力阶层内部的人际交往中，“送礼”成风，金钱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符号，并不一定每一次送出都有直接的诉求，而只是一种礼尚往来。下级部门行贿上级领导成为公开的秘密，包括日常的行贿和解决临时的特别要求。田玉飞的律师提醒人们注意：行贿是一种官场文化。他的被“双规”意味着一条行贿链的局部断裂，立即引起官场震荡。
“如何”送一件礼物，比送“什么”礼物更重要。
礼物本身并不重要，哪个领导在乎你这点东西？重要的是形式。
送礼的奥秘在于给收礼的人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
小礼要大，大礼要小。
送礼不等于腐败，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但腐败肯定包括送礼，这也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当今社会，当领导的最大难处就是无法抗拒别人的送礼。你要拒绝了人家的好意，你就拒绝了工作，拒绝了关系，拒绝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拒绝了别人的礼物，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和和谐，伤害的是人家的面子，损失的是自己的利益。
在今天的官场上，收或不收钱，并不简单的是一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送钱的人没事，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你反潮流，你是个异类。你不收就是见外了，就不够朋友，就不是自己人。你廉政，就说明你不是咱们一伙的，在政治舞台上，你就得出局。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一个具体人的问题，而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了。
现在送礼的人一般是不见面的，免得让主人和客人都尴尬，这是官场上的游戏规则，是必须遵守的，谁不遵守可能就要招来麻烦。
官场上的行贿、受贿，就象传染病，很难治。
一个人只有在离开领导岗位以后，才会真正明白，凡是给自己送钱的人，都不是真正的朋友。他讨好你，巴结你、关心你、顺从你，为的都是你手中的权力。一旦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的时候，一旦你不能再对他提供保护的时候，他马上就会骂你、恨你、咬你。
口袋里没钱，存折上没钱，但心里装满钱的人最苦；口袋里有钱，银行里有钱，但心中没钱的人最幸福。
政府每每颁布一条禁令，有的官员就多了一条生财之道。
在当今社会，是挣钱难还是挣钱易？应该说，有人挣钱难，有人挣钱易。也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或者说是多数人挣钱难，少数人挣钱易；正当渠道挣钱难，邪门歪道挣钱易；平民百姓挣钱难，贪官污吏挣钱易；正是因为贪官污吏轻而易举地把钱挣走了，老百姓才会挣钱难。
财富的烁人光芒，在领袖层面夺目耀眼，是财富故事的恒定元素。常翻常新的财富殿堂，万变不离豪门“霸权”。
垫在荣登财富之颠的“关键的少数”脚下的基石，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体力脑力付出之日积月累。若无出自不起眼的劳动者之手的一砖一瓦，任何高耸的财富大厦都堆砌不出，一个企业的财富奇迹是这样，一个国家的财富辉煌也是这样。
统观财富损益格局，长期固化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改，城乡、地区、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制度漏洞下的一夜爆富神话与公共权力寻租中的腐败敛财屡见不鲜，无不反映出劳动者的财富分享权利流失。
不忘“劳动是财富之父”，关注劳动者的财富分享权利。前者是一场关于财富的激情表演，后者是一个关于财富的永恒问题。
中国的富人阶层实际上是一个最为隐秘的阶层。有人认为，因为在中国大陆，富人的钱大多来历不明。
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不管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肯定地说：钱是个好东西。既然钱是好东西，为什么男人有钱 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变坏怪钱，女人变坏也怪钱， 钱真是把冤枉了。
钱是好东西。钱是门票，进不去的门，有了钱，门就开了；钱是桥，过不去的和河，有了钱，你就可以轻松地从这边到底那边；钱可以让你生出翅膀在天空翱翔；钱也可以让你由一个乞丐变成什么委员什么代表什么主席。钱是车是房是美女是你梦中的一切。
钱是坏东西。钱是诱饵，你上钩了就变成菜了；钱是陷阱，你掉进去就出不来了；钱让提供女人失去贞洁，让男人失去廉耻。钱让救命的药都假了，钱让醉人的酒都“水”了，钱 让人变得不象人了。
到底钱好还是钱坏？有人说钱好，钱听了并不感激；有人说钱坏，，钱听了并不生气。为钱所困者，那是你与钱之间还欠着缘分。为钱所累者，那是你把钱当成了你的三妻四妾，想的是占有。
钱，你叫它“孔方兄”也好，“老人头”也好，“大团结”也好，说穿了，钱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有了它未必能够走遍天下，没有它肯定寸步难行。
用违法的手段获得金钱，更多的钱只有一种用途，就是充当罪证。
经济独立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只有做到了经济独立，才能实现内心的安全感，才能保障自己的人格。钱是钱，感情是感情，没有经济的独立，也不会有感情和思想的独立。
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就想。
8。4 关于预算制度问题
我国在预算管理制度是存在很多问题
国家既要花钱又要来钱，如果说财政是处理花钱和来钱的钱袋子，那么，公共预算就是用民主、公开、科学的方式掌管这个钱袋子。在西方，它被通俗地形容为“贴着价格标签的政策目标”。基于民主理财的实质，公共预算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民众可以依法了解和掌握国家财政收支情况、管理和监督财政收支活动；二是依法有效管理和监督政府权力。在每年的人大会议上，人大审议和批准预算报告，就是这个作用。
在编制预算时尽量报各一点，然后让财政去砍削。这早已是一些地方的惯例和潜规则。
预算与其说是一项必须做好的工作，不如说是一个不得不履行的程序。大多数地方做得不到位并且流于形式。其中最大的不到位是政策、预测与预算三张皮，彼此缺乏衔接，直接导致预算配置难以准确反映政府施政重点和优先性。再加上执行工作不透明，导致对资金分配和使用的裁量权过大，并且由此产生腐败问题。
政府部门除了财政预算拨款外，还有一部分经费需要自筹，要靠跨越既有制度到制度外去创收。不少部门一身兼具社会管理者和牟利者两个角色，而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也经常打乱收支行为的规范，并诱发各种腐败行为。
预算本来是硬约束，可执行起来却成了“软豆腐”。目前预算执行中的随意性和长官意志很常见，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个原因是在目前的局面下，无论是财政部门还是其他核心部门，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起码的条件承担管理全部政府现金资源和审查各部门政策（导致支出增加）的职责。同时预算执行中的监控机制也很脆弱，导致预算实际执行结构经常偏离预算初衷，甚至导致预算重点和优先性的改变。
今年七月一日，美国新泽西州宣布了一项行政法令，因预算经费不足，决定“关闭”州政府。事实上，因政府和议会出现意见分歧而导致政府、机构关门的事情，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希奇。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仅仅是美国的州政府，1995年就连中央政府也曾经因为预算问题而遭遇“关门”危机。
发生在美国的政府“关门”事件，令人感叹美国政府的权力原来是如此“有限”，也让人感叹在全世界都能“呼风唤雨”的美国总统居然还有如此无奈的时候。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恰恰体现了纳税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分量。根据现代民主法治的基本原理，纳税人既是人民的主体，也是国家的主人，而人民的主人地位，正是通过对政府的财政控制来实现的。纳税人在向政府缴税的同时，也有权通过议会来审查政府财政预算、监督政府如何花钱。换言之，通过预算监督这一基点，人民可以限制政府权力，并督促政府行为体现民意。
政府“关门”事件也许过于极端，但从中体现的强有力的预算监督机制却对我们不无启示。在我国，各级人大承担着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重任，“预算法》为此设计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要求各级人大代表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但在实践中，仍有不少人大代表看不懂专业的预算案，预算案的审议往往演变成程序性的走过场，政府的预算案经常未经严格审查就轻松过关。此种情形下，政府权力得不到应有的约束，民众的监督也就大打折扣。因此，加强预算监督的力度和实效，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民主法治事业的重要一环。
从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报告看，各部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各部委年年都在积极整改，但是，年年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问题恐怕在于，这种内部整改的模式，没有起到问责作用，未能有效地督促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对待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因为，相关责任人、包括部门负责官员，只要没有把钱装入自己的口袋，就不会被追究个人的行政与法律责任。
追究预算执行的个人责任之所以很难，一个原因是，现行的《预算法》规定非常笼统；而且，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有些部委滥用分配权力、有些部委未严格执行基建程序安排项目建设资金。所有这些问题，《预算法》根本就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即使提及法律责任的三条，担责的形式也太轻，仅仅规定了行政责任，而没有刑事责任。立法中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定，当然无从追究。
其实，即使法律责任规定得比较详尽，恐怕也难以追究相关个人的法律责任。原因在于，违法违规现象相当普遍。根源是，无论中央预算还是地方预算，预算案的编制质量都很低，不能充分反映现实的财政需要；而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调整过程中，未曾预料到的财政需要又层出不穷，因而，每级政府在执行预算的时候都不断调整。而《预算法》仅仅规定了重大的预算调整如何进行，却没有规定一般性的预算调整如何进行。因此，大量的预算调整就由各个部门擅自进行。
凡此种种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预算在各个部门，各级官员眼中，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按照法治的财政原则，政府的花费必须接受人民——通过其代表——的控制和监督。因此，预算案具有法律地位，唯一不同仅在于，法律具有较为长期的效力，而预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