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9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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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中东地区的国家斗争变成了“耐力赛”。

叙以战争之后，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了基本政策，不管是继续依靠美国的以色列、还是在中美间摇摆不定的埃及、死心塌地追随共和国的叙利亚，以及与欧盟往来频繁的约旦、奋发图强的伊朗等等国家，其“新政”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解决国内矛盾，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拿叙利亚来说，战争结束后，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不降反增，连续3年都是中东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特别是在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代尔祖尔省首府代尔祖尔的“萨苏哈德电站”（4座5000兆瓦级可控聚变核电站的第一座）的一期工程在2040年底竣工、正式并网发电之后，叙利亚的国民经济像打了鸡血一样，在2040年最后一个月与2041年的第一个月分别创造了环比增长11％与同比增长16％的纪录。要知道，在经济一直不景气的中东地区，这样的发展速度绝对是奇迹。虽然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因为叙利亚是第一个从共和国引进可控聚变核电站的国家，而且引进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1000兆瓦级反应堆（每座电站均有5座反应堆，分3期建成，当时其他国家引进的可控聚变核电站的反应堆功率都在500兆瓦以下，比如约旦从法国引进只有400兆瓦、埃及从共和国引进的只有500兆瓦、土耳其从美国引进的也只有500兆瓦，以色列自研的则只有250兆瓦），电力成本在各中东国家中最低，对国际资本有足够大的吸引力，所以吸引了大批投资，特别是来自共和国的投资，使其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但是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否认，如果不是叙利亚当局锐志改革，推出了很多重大政策，从根本上确保了国际投资的利益，那么点电力成本优势根本不足以吸引到几千亿元的投资，共和国的资本家也没有理由放弃国内市场，到一个没有任何保险的国家去赚刀头上的钱。

事实上，叙利亚的变化就是整个中东局势的缩影。

用西方新闻媒体的评论来说，叙利亚在战败之后不提报复，而是埋头发展经济，不是叙利亚不想报复，而是要为报复做好充足准备。正是如此，很多西方新闻媒体认为，正是共和国的影响让叙利亚成了中东地区的不安定因素。毫无疑问，这是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任何道理的言论。如果因为怀疑某个国家繁荣强盛会对周边的国家构成威胁，就录夺该国民众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西方国家倡导的“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就是一句空谈，更是为了维护西方文明利益的谎言。

事实上，“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本身就是谎言。

如果人类文明能够共同进步，就不会存在国家与民族的界线了。更重要的是，文明共同进步的基础条件就是经济共同发展，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而掌握着大部分资源的发达国家是不可能与发展中国家一起进步的，因为发达国家的基础，或者说发达国家发家致富就是建立在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之上的。

不管怎么说，中东局势并不平静。

在此情况下，最受关注的还是伊朗，因为2038年6月份，即叙以战争结束后不久，伊朗当局就喊出了“改革”口号。

事实上，伊朗的改革在2024年，也就是伊朗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

当时，伊朗百废待兴，除了粮食供应勉强能够自给自足之外，其他所有资源都需要进口，因为炼油厂遭到严重破坏，就连成品油都需耍进口。可以说，6000万伊朗人必须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毫无疑问，要想重建，就得依靠国际援助。因为美国确实理亏，所以在伊朗进行重建的时候，美国并没横加干涉。当时，除了美国之外，包括所有欧洲国家在内，大部分国家都为伊朗提供了援助。当然，绝大部分国家只是集征性的提供援助，连英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都只意思了一下。

真正帮助伊明进行战后重建的是共和国与俄罗斯。

虽然共和国与俄罗斯在伊朗发展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毕竟两国都想借伊朗进入中东地区，但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即伊朗国内改革方面，两国的态度是一致的。毕竟不管是共和国还是俄罗斯，都受到了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威胁。如果能够消除极端组织的最大靠山，就能从根本上改善国内安全状况。为此，共和国与俄罗斯提供援助的时候，都明确表示，伊朗必须进行改革。

当然，说到具体的改革措施，共和国与俄罗斯就有矛盾了。

俄罗斯的想法简单直接，那就是伊朗当局必须从政治改革开始，先纠正政治错误，再发展经济。共和国的想法却很委婉，即首先解决6000万伊朗人的生存问题，在经济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再考虑政治改革。虽然在外界看来，俄罗斯与共和国都在应用自身改革的经验，因为俄罗斯就是在一夜之间成立的，并且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政治改革，等国家挺过政治改革的镇痛之后才开始经济改革。共和国走的则是截然相反的道路，先搞经济改革，等到经济改革收获成果之后才搞政治改革。但是从本质上讲，两国不是在推行改革经验，而是在争夺伊朗利益。原因很简单，如果按照共和国的方案做，谁想控制伊朗，谁就得投入更多的本钱。毫无疑问，俄罗斯没有足够的本钱，与共和国拼资本，肯定会输的很难看。为了国家利益，俄罗斯只能设法在伊朗制造点麻烦。

问题是，谁也不能忽略伊朗当局的选择。

共和国与俄罗斯提出重建建议的时候，伊朗当局就看穿了两个“盟国”的意图。摆在伊朗当局面前的选择非常棘手，事实上不管投靠哪一方都得进行政治改革，区别只是早改与晚改。毋庸置疑，对当时仍然把持着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来说，最好是别提政治改革，如果必须得改，那就越晚越好。

如此一来，共和国与俄罗斯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伊朗当局已经做出了选择。

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在2025年到2030年间，伊朗换了11位总统与17届政府的根本原因。伊朗采用了共和国的重建建议，却在政策上倾向俄罗斯。也就是说，伊朗当局想借助共和国的帮助完成战后重建，再利用俄罗斯的影响来抵制政治改革，最终既得到了共和国的援助，又避免了政治改革。毫无疑问，伊朗当局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因为主导重建与改革工作的是伊朗总统，至少名义上是伊朗总统，所以在共和国非常不爽的时候，伊朗当局就用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来应付共和国。显然，应付不可能持续太久。进入21世纪的第四个10年，共和国的耐心终于用光了。随着共和国以伊朗当局没有兑现保护共和国商人在伊利益的承诺为由，不但终止了对伊无偿援助，还暗中限制国内商人去伊朗投资。正是共和国的愤怒之举，使伊朗的第一次改革以失败告终。因为这场持续了5年的改革充满了政治斗争与大国利益斗争，所以其改革本质反而不为外界所知。

时隔８年，伊朗再次开始改革，问题就没有这么复杂了。

虽然在包括绝大部分西方媒体在内的大部分人看来，年仅六旬的伊朗总统内贾德（正是在2005年6月当选，率先提出了伊朗改革理念的前总统内贾德的儿子）提出改革，除了继承父亲的遗志之外，主要原因就是应对外界压力，通过改革振兴伊朗。目的没有错，但是推动改革的主因不是外界威胁，而是伊朗的国内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朗战争后的战后重建，实质上就是社会财富再分配。

为了巩固政权，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必须高度重视军人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让那些在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军人得到好处。如此一来，在进行战后重建的时候，伊朗国内涌现了数十个通过军功奖赏起家的大家族。利用最高精神领袖赋予的特权、加上军队里的影响、在短短10多年间，这几十个大家族就掌控了伊朗的经济命脉，成了货真价实的食利者。用一名在伊朗生活了一辈子、直到2040年退休后才离开伊朗的瑞典外交官的话来说，伊朗战争之后，伊朗的问题就是50个大家族的问题。根据一些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仅在与俄罗斯合作建立国际能源组织的时候，伊朗的50个大家族就收获了数万亿美元，而这些通过出口资源换来的金钱，原本应该落入伊朗民众的口袋来，流入伊朗国内市场，促进经济循环，推动经济发展。

毋庸置疑，在这轮财富大洗牌中，伊朗民众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可以说，伊朗能够在战争结束后的10多年内维持稳定，没有爆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与战争结局有很大的关系。问题是，再好的兴奋剂也有作用时间，不可能永远保持效力，战胜美国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也就不可能永远让伊朗民众忘记现实生活中的痛苦。

事实上，到叙以战争前，伊朗的国内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了。

在竞选的时候就高呼改革的内贾德能够获得超过72％的选票，以绝对优势当选伊朗总统，与伊朗的国内矛盾，以及民众期盼改革的根本意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伊朗当局在叙利亚挨巴掌前就回心转意，调整了基本国策，积极与共和国修好，也与伊朗的国内矛盾有直接关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再愚蠢，也应该知道，能够帮助伊朗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不是俄罗斯，而是共和国。

毫无疑问，掌权的人都能看出伊朗的问题。

正是如此，当共和国利用叙以冲突重返伊朗，一步一步将俄罗斯赶出伊朗的时候，美国坐不住了。

布兰迪诺在执政的最后2年多，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谋划伊朗。

这位与王元庆斗了好几年，直到王元庆离开共和国元首府，还得想方设法应付王元庆善后安排的美国总统非常清楚，在叙以战争中拣到好处的不是美国，而是共和国，随着共和国控制了叙利亚，要是让共和国再控制伊朗，就算美国联合欧盟支持以色列，都不见得能够挡住共和国称霸中东地区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只要局势明朗，以色列当局就会在向左走与向右走的问题上做出选择，到时候留给美国的肯定是一地鸡毛。

布兰迪诺并不笨，当叙利亚当局答应与以色列谈判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当了。

说直接点，叙利亚输掉战争就是共和国一手安排的。表面上，美国打了个大胜仗，实际上，美国却输掉了民心。准确的说，当美国帮助以色列取胜的时候，所有已经开始独立思考问题的中东国家都会对未来打上一个问号，即美国独霸是否能够带来好处，有没有必要引入另外一个超级大国。

毫无疑问，大部分国家会选择后者。

其实就算不在中东地区，对任何一个小国来说，要想让自身的利益虽大化，就得充分利用超级大国间的斗争。

叙利亚输掉战争，等于替共和国打开了进入中东地区的大门。

毋庸置疑，共和国要拿下的第一块阵地就是伊朗。首先控制伊朗，不但可以把伊朗作为进军其他国家的跳板，还能通过对付俄罗斯热身，甚至可以将伊朗搞成“范本”，向其他中东国家推销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

美国没有选择，必须让共和国栽跟头，让伊朗变成反面教材。

说白了，就是要让伊朗的改革失败，要让伊朗变成一个支离破碎、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国家。

问题是，美国可以选择的手段并不多。

做个恰当的比如，如同共和国不可能在英国搞颠覆活动一样，美国也不大可能在伊朗搞颠覆活动，只能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改变伊朗。当然，这不是简单的旁敲侧击，而是致命的打击。因此，在展开行动前，美国必须找到伊朗的死穴。

这次，布兰迪诺没有犯糊涂，找准了伊朗的命脉：民族问题。

离开白宫前，布兰迪诺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把对付伊朗的行动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办法很简单，即以“人权”为名，让国会通过了一项旨在保护遭到政府迫害的少数民族生存权力的涉外法案。按照该法案的规定，只要有证据证明哪个国家的政府正在迫害其境内的少数民族，美国总统就可以采取收容难民、提供资金、帮助培训、交换情报、乃至直接出兵等各种手段，保护遭到迫害的少数民族。

有了这项法案，在2041年初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兰德斯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虽然兰德斯不可能把布兰迪诺的政治遗产当回事，真像法案所规定的那样，派遣几十万名美国大兵去保护伊朗境内的少数民族，但是兰德斯可以在采取行动上做文章，即用所谓的“灵活手腕”解决问题。

别的不说，兰德斯住进白宫后，在最先签署的10份行政文件中，就有3份与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的生存问题、以及人权问题有关，其中一份就是责成CIA以最快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