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8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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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领导人与中央政府的产生方法，五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关系。

毫无疑问，这是关系到共和国基本制度的五个关键问题。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不管是谁，只要在解决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资格进入共和国历史上最伟大领导人的行列。正是如此，当王元庆提出“宪法修正案”之后，即便是最现实的评论员都会把他当成“理想主义政治家”。

王元庆有多大的把握走完政治改革的最后一步呢？

共和国国家电视台在做相关报道的时候已经给出了答案。作为共和国的官方喉舌，国家电视台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共和国最高当局的观点，也就是王元庆的观点。国家电视台提出“全民表决”，实际上就是王元庆传达给全国公民的政治信号，是争取民众、特别是那些积极拥护政治改革的民众支持的政治信号。王元庆这么做，反映出了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在共和国高层、特别是代表各大利益集团的代表中，绝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宪法修正案”，甚至会有很多人反对；二是民间支持“宪法修正案”的力度远远大于中央，公民对社会公共权利的诉求是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

看清这两个问题就不难明白王元庆有多大的把握了。

用半岛电视台的评论来说，只要王元庆一如既往的发挥出其政治才华，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共和国的前进方向，“宪法修正案”很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首先在全体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然后在一年之内通过全民表决得到最终确定。

当然，胜利并不是唾手可得。

即便在最乐观的人眼里，要想让“宪法修正案”在全体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王元庆都要做出卓绝的努力。

别的不说，首先就得解决“全民表决”的合法性问题。

按照共和国现行的法律，“全民表决”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甚至不可能实现，因为共和国的国家权力是通过“代表制度”履行的，公民没有直接履行权利的途径。当然，王元庆也不是毫无准备，而是在“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了“直选法”。问题是，用“宪法修正案”中的条款去佐证“宪法修正案”表决方式的合法性，在因果逻辑上并不成立。如此一来，王元庆必须在此之前用其他手段，比如出台行政法案或者临时法案，首先承认“全民表决”的法律地位。

不管怎么说，“宪法修正案”可以看成是共和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巅峰。

道路是艰幸的，前途也是美好的。

可以说，除了目标过于远大之外，所有优势都在王元庆的手中。军队不用多说，就算第三次军事改革伤害了很多军人的利益，因为项铤辉要等到新政府成立之后，也就是向下任国家元首请辞之后才会离开总参谋部，而军队的高层，也就是“少壮派”早就与王元庆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所以只要王元庆还住在元首府，军队就会无条件的听从指挥。民众的支持更不是问题，在占共和国总人口大约七成的“改革派”中，就算不是所有人都会支持“宪法修正案”，也有绝大多数会站在王元庆这一边；事实上，就连一些政治改革的反对者也能从中获益，从而成为“宪法修正案”的支持者。最后就是全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不出所料，肯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随后在争辩中通过新法案；用西方新闻媒体的话来说，共和国并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议会制度，在所谓的“议会”中没有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也就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名副其实的“甭派”，也就是常说的“骑墙派”。只要大的政治方向没有动摇，表决往往只是走过场的仪式化工作。

正是如此，从一开始，共和国的民众就被美好的未来冲昏了头脑。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宪法修正案”给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带来的好处。

“土地所有制改革”方面，王元庆提出的方案比很多人想像的还要理想，不但针对既得利益群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对未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做了规定，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制改革”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户籍制改革”一同提出来的。

仅此一点就足以让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特别是中产阶级成为改革的坚定拥护者。要知道，“户籍制”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进入21世纪后成了共和国社会矛盾的主要诱因。别的不说，世纪初的高房价问题就与户籍制有着密可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存在严重违宪的嫌疑，因为“户籍制”与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的社会公共权利相抵触。按照王元庆提出的改革方案，除了将现有的“使用权”按照一定比例转变为“所有权”之外，从新宪法生效之日开始，共和国现有的全民所有制土地中，除了公共用地、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用地之外，其余土地将通过拍卖的方式私有化，变卖国有土地所得归入“国家主权基金”，为全部公民共同享有；集体所有土地通过集体协商，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加以解决；从新宪法生效之日开始，户籍制度全面作废，在现有共和国居民身份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共和国全民档案”，“居民身份”变为“公民身份”，任何共和国公民从出生之日开始就拥有独一无二的身份号码，并且凭此号码享受公民权利与履行公民义务。因为涉及到“公民身份”的细节问题太多，所以在官方公布的相关消息中没有全面提及，只是强调了“公民身份”是确保公民自由活动与自由居住权的基石。当然，从立法的角度看，要想建立起完善的“公民身份制度”，需要的就不是一次宪法修正案这么简单了。

实际上，对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来说，最看重的还是“宪法修正案”中的第二点。

简单的说，第二点就是“直选法”。

政治改革搞了10年，在实现了县市一级代表直选之后，通过直选产生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与最高领导人早就成为了全国公民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王元庆不失时机的提出“直选”，摆明想借此争取全国绝大多数公民的支持。

问题是，“直选”并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

早在2033年，也就是王元庆第二届任期的第二年，就有代表提出，应该尽快强化共和国的“两级议会”，为加大民主政治改革打下基础。随后就有代表提出了扩大协商大会权限范围的法案，想借此提高协商大会的政治地位。当时让外界不太理解的是，在推行“两级议会制”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王元庆竟然无动于衷，没有把代表的意见放在眼里，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随后进行了几项非常重要的改革，所以关于“两级议会制”的讨论也在当年偃旗息鼓，再也没有人提起。

直到这个时候，王元庆才提出了“直选”的解决方案。

按照他在“宪法修正案”中提到的相关条款，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全体代表大会，只是将对全体代表大会的组成方式进行全面调整。以往的常务代表大会保留192个席位，其中30个席位归中央，另外162个席位归54个省级行政区，即每个省级行政区拥有3个进入常务代表大会的名额；全体代表大会的规模将大大缩减，代表人数减少到740人，其中270个席位由中央安排，另外470个席位仍然归各个省级行政区。光看这些，会让人觉得王元庆照搬了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只有看到细节，才知道，这是王元庆针对共和国的国情弄出来的议会制度。在所谓的“高院”中，中央的30个名额主要提供给国家领导人与中央政府，而各个省级行政区获得的3个名额中，只有1个名额由该省代表大会推举产生，另外2个名额通过直选产生。在所谓的“普院”中，中央的270个名额除了提供给国家领导人之外，还可以用来平衡地区影响，而提供给54个省级行政区的470个名额则按各省在该届选举中的投票总数中所占份额进行分配。

因为与直选有关的法律需要单独制订，所以以什么方式实现直选，还是个未知数。

当然，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问题。

虽然在绝大部分人看来，在共和国这种大国中，不可能通过“纯粹的直选”来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个类似的国家采用了“纯粹直选”。比如美国总统选举靠的是“选举人票”，而不是“选票”。但是在已经公布的消息中，老百姓仍然发现了一些端倪，比如“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问题关系到国内团结”。按照很多人的猜测，王元庆肯定不会走“直选”的道路，也不会照搬西方国家的方法。

事实上，用什么方法选出国家最高领导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将在共和国的未来政治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就是说，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将决定其产生方式。

看清这个问题，就不难猜测王元庆的安排了。

在某些“知情人士”看来，王元庆很有可能是共和国最后一任“强势元首”，在他之后“元首”的概念将发生重大改变，至少在和平时期，共和国不会再次出现能够决定整个国家命运的“超级领导人”，国家权力交给由选举产生的“议员”，集体政治代替寡头政治，成为新的政治风向标。

果真如此的话，国家元首肯定不会直选产生，而是间接产生。

很多人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在王元庆描绘的“民主政治”蓝图下，作为精髓的党派竞争将如何产生？

实际上，这也是外界猜测的圭要话题之一。

因为王元庆没有在“宪法修正案”中给出答案，共和国官方也没有公布相关信息，所以按照外界的猜测，王元庆很有可能选择性的忽视了这个问题，降低改革的难度，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提出解决方案。

到此，“宪法修正案”的第三点与第四点，也就是权力分配问题、以及最高领导人与中央政府的产生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普通民众看来，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实际上，在10年政治改革期间，王元庆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达出了调整中央集权制度的信号，或者说承认了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致命缺陷。用纪佑国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的话来说，21世纪初，共和国暴露出来的众多问题，几乎都中央同地方的矛盾有关；作为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与上千万平方千米国土的大国，虽然中央集权能够最大限度的确保共和国的主权、以及中华民族的完整性，但是也将极大限度的限制共和国的发展，制造众多难以解决的国内矛盾。

“放权”成为了“中央地方关系改革”的代名词。

如果看远一点就能发现，10年来，王元庆已经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别的不说，“精兵简政”就为统治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随着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裁减公务员数量，缩减烦琐的政府机构，很多权力已经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并且逐步取消了以往那种从中央到达地方的垂直管理方式。

对王元庆来说，最后要做的，就是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新制度的合法性。

当然，在普通民众看来，新的统治制度肯定会成为推动共和国发展的新动力，因为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等于解放了地方发展受到的束缚，让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与需要确定发展方向。

不管怎么说，“宪法修正案”描绘的未来值得所有人期待。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

在举国沸腾的时候，仍然有不少人保持了冷静。23日夜间，一批社会学家就联合致电元首府、全体代表大会与国务院，希望元首能够慎重考虑修宪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修宪的做法过于激进，很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更有一些学者直言不讳的提到，如果在修宪问题上出现错误，共和国将重蹈覆辙，王元庆将成为共和国的“锅巴”，将共和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虽然将此时的共和国与半个世纪前的苏联相比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毕竟共和国的改革已经持续了近60年，“新世纪改革”也进行了20多年，不但民意基础非常牢固，统治集团也比较团结，不大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天，但是有所担忧并没错，要知道，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这场改革将产生什么结果，别说王元庆说不清楚，恐怕连纪佑国都说不清楚。

虽然作为“知情者”，李存勋没有杞人忧天的担忧，但是在他看来，并不是所有担忧都是空穴来风。对于王元庆的举措，李存勋也非常震惊。当天晚上，见过王元庆之后，在返回军情局的路上，李存勋仍然有点恍惚，觉得白天发生的事情像是在做梦一样。

只有一点很清楚，暴风骤雨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