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10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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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少壮派军人就是伊朗新兴利益集团的代表者，或者说是新兴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因为内贾德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伊朗就如同当年的印度一样，诞生了一大批通过对外贸易发家致富，获得了经济地位，并且希望获得政治地位的新生代社会精英，而这些社会精英的对手就是围绕在最高精神领袖身边，依靠宗教传统来谋求利益，并且压榨国民的传统既得利益份子。新兴社会精英要想获得政治地位，就得削弱宗教的影响，并且在伊朗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既得利益份子要想保住社会权势，就得扩大宗教的影响，并且继续施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这两大政治集团势同水火，根本不可能在同一片天空下共存，迟早得拼个你死我活。

德黑兰暴动，就是这种拼斗的直接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暴动没有造成毁灭性的社会灾难，与内贾德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给伊朗带来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事实上，一直有人认为，这不是一场由宗教势力引发的军事政变，而是内贾德为了铲除异己份子，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椎行政治改革，将伊朗改造成一个世俗伊斯兰国家策划的阴谋。也就是说，刺客是由内贾德亲手安排的。这里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内贾德受的枪伤确实很严重，也确实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当然，也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即刺客本身就想杀死内贾德，因此策划这个阴谋的人把行刺地点安排在了军事医院，并且在行刺前就让人控制了共和国陆军的军医，并且做好了急救准备。

不管怎么说，这场军事政变并没从根本上改变伊朗。

因为哈什在什叶派穆斯林中有非常高的威望，所以将哈什软禁了数个月之后，伊朗当局以最高精神领袖健康不佳为由，把哈什送往共和国上海。也就是说，2043年中期，伊朗当局就流放了最高精神领袖，内贾德成为了伊朗的最高领袖。

从这一安排上也看的出来，暴动很有可能就是内贾德策划的，不然他没有理由放走一心想除掉他的哈什。

其实从15日暴动的过程来看，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行刺之后，首先采取行动的不是忠于哈什的革命卫队，而是忠于内贾德的国防军。如果刺杀行动真是哈什策划的，那么不管有没有达到目的，哈什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一些。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几轮军事斗争中，哈什的革命卫队一直很被动，反而是被困在市区内的国防军处处主动，最终在外省军队的帮助下平息了暴动。如果哈什真想推翻内贾德，那么在他策划行刺之后，首先就得控制国防军，而不是让对方操控大局。

正因为哈什是“无辜”的，所以内贾德才不得不让他到国外养老。

问题是，内贾德成为伊朗唯一的领袖之后，并没积极改善伊朗与共和国的关系，反而让两国关系迅速跌落到冰点。

归根结底，内贾德是伊朗的内贾德，而不是共和国的内贾德。

虽然这位锐意改革的伊朗总统从一开始就主张与共和国修好，并且在与共和国合作的时候推动伊朗走向文明世界，但是内贾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祖国与他的民族，而不是为了共和国。当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共和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内贾德肯定不会做出让步。

这种软硬兼具的政治手腕既让内贾德获得了国民的坚决支持，也让伊朗走上了一条不那么宽敞的小路。

　　　　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8章　利益之争

虽然没人否认，伊朗的首要国家利益就是与共和国结盟，但是落到具体问题上，情况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赶走哈什之后，内贾德为了争取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开始推行一系列强硬政策。

2043年7月初，内贾德做了一件非常过火的事情：单方面终止在2024年6月份与共和国签署的《中伊货币互换协议》，放弃了里亚尔紧盯人民币的货币政策。可以说，如果不是中东战争刚刚结束，以及伊朗之前是共和国的准盟国，仅此一项举措，就足以让共和国当局做出兵戎相见的决定了。

《中伊货币互换协议》属于《货币互换协议》的一部分，早在2020年之前，也就是共和国全力推广人民币、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多个国家签署了以人民币为贸易结算货币的时候，就有一些拥有远见卓识的金融学家提出，共和国当局在大力推广人民币的时候，应该与主要贸易往来国签署货币协议，组建一个以人民币为核心的结算体系，从根本上确保共和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因为当时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大萧条时代，所以该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国家高层的重视。随着王元庆在2022年回到中央，并且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022年底，共和国就与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老挝、越南等多个周边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受大萧条影响，《货币互换协议》从一开始就是一份为贸易服务的金融协议，在协议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其他国家的货币与人民币保持规定汇率。虽然仅从金融角度看，这一协议极大的损害了共和国的利益，因为这让那些拥有较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可以向共和国倾销商品，但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而且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就能发现，这是一份对共和国与其他缔约国都有好处的协议。

对其他缔约国来说，好处显而易见，那就是利用固定汇率增大对共和国的出口，依靠出口来消耗国内剩余物资，盘活国内消费品市场，度过大萧条时期。对共和国来说，好处不那么明显，却更加实在。

把目光放长远一点的话，该协议至少有五个好处。一是从根本上确定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为挑战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奠定了基础。二是为建立以共和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提供了帮助，并且简化了贸易结算的复杂程度。三是为共和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新的活力，帮助共和国向境外转移低端产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四是在以共和国为核心的国际同盟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金融手段成为了同盟关系中的重要环节。五是在大萧条后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让共和国拥有了最大的发言权，从而为重建国际贸易规则打下了基础。

即便把目光放近一点，该协议也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为大萧条期间由共和国主导的多场对外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虽然这种保障本身并不可靠，因为共和国与当年的美国一样，也是以举债消费的方式，通过向其他国家输出人民币换取物资，然后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抵消欠债，但是这为共和国解决战争经费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共和国度过大萧条时期提供了帮助。

根据没有得到证实的传闻，共和国在印度战争的开支中，大约有15万亿元是以金融手段掠夺其他国家获取的。甚系有人认为，大萧条的余波持续到2037年才完全过去，与共和国在印度战争后的掠夺性金融与财政政策有很大关系，比如在2035年到2037年间，人民币对外贬值幅度高达32％，直接导致其他国家持有的外汇缩水近10万亿元。又比如到2037年的时候，共和国国债高达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4％，仅在前2年间，其他国家争持的共和国国债就接近5万亿元。这两项加起来，刚好是15万亿元。当这些债务需要由所有与共和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承担的时候，国际贸易自然会受到影响，大萧条的影响也就不会迅速散去。

不管怎么说，《货币互换协议》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对外协议之一。

到2035年，所有与共和国结盟、或者希望与共和国结盟的国家，都得像签署《友好互助条约》那样，与共和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更重要的是，《货币互换协议》也是双边协议，而不是集团性协议，所以该协议也被人称为是金融领域的《友好互助条约》。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该协议从根本上确定了共和国在同盟集团内部的贸易与金融霸权，为巩固以共和国为中心的军事、政治、经济、贸易同盟打下了基础。

作为最早与共和国鉴署该协议的国家之一，伊朗的地位非常特殊。

《中伊货币互换协议》的有效期只有20年，也就是在2044年6月底到期。只是按照双方相关协议，在协议到期前1年，如果双方均没有提出终止或者修改要求，协议就将自动延长5年。因为在2043年6月底之前，伊朗当局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所以该协议的有效期已经自动延长到了2049年6月30日。也就是说，内贾德在2044年7月初宣布单方面终止该协议，是一种违约行为。

毫无疑问，内贾德的这一举措，让共和国当局非常意外，甚至措不及防。

结果可想而知，数日之内，里亚尔对人民币的汇率由之前的7。4左右狂跌到10。2，并且很有可能跌穿20。因为伊朗是共和国的净贸易出口国，所以里亚尔飞速贬值，让伊朗商品在共和国市场上获得了额外的，也是不正当的竞争力。虽然里亚尔贬值对共和国企业的影响不是很大，伊朗出口到共和国的主要是天然气、石油化工产品、手工纺织品、食品调料、天然着色剂等共和国企业不生产或者不出产的产品，但是对共和国的其他贸易伙伴来说，这绝对是一场灾难。拿天然气来说，伊拉克就因为第纳尔必须盯紧人民币、而主要竞争对手的货币可以任意编制而损失了数十亿元的贸易收入。正是如此，在伊朗总统宣布终止《货币互换协议》之后不到24小时，伊拉克、巴基斯坦、叙利亚、缅甸、老挝、越南、朝鲜、印度等数十个与共和国签署了该协议的国家就发出了抗议，甚至有几个国家宣称，如果共和国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将采取同样的行动，或者暂时终止履行该协议。

虽然《货币互换协议》是一个模式下的双边协议，但是每份双边协议都是以共和国为核心，所以数十份双边协议构成了一个以共和国为核心的贸易金融体系，该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成员破坏了游戏规则，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毫无疑问，内贾德在玩火。

设想一下，如果因为伊朗退出了该协议，导致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贸易结算体系土崩瓦解，以共和国为核心的同盟体系分崩离析，就算掌握大权的是顾卫民，共和国也会用最直接的手段打垮伊朗。

正是如此，前面才说道，共和国完全有可能据此推翻伊朗政权。

问题是，执政的是顾卫民，不是王元庆。

在决定采取实质性行动之前，顾卫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亲自跟内贾德通了热线电话，并且在电话中暗示了共和国会在某种情况下以极端手段解决问题。

毋庸置疑，内贾德肯定听出了这个赤裸裸的威胁。

也正是如此，就在其宣布单方面终止《中伊货币互换协议》之后不到48小时，内贾德就再次宣布，将就该协议的一些具体条款与共和国进行磋商谈判，在谈判取得成果之前，伊朗当局将继续履行该协议规定的职责与义务。也就是说，伊朗并不会立即终止该协议，只是希望修改一些条款内容。

虽然算不上完美，但是问题得到了解决。

问题是，这次风波已经无可挽回的改变了共和国与伊朗的关系。

要知道，顾卫民不是王元庆那样的铁腕领导人，虽然在处理该事件的时候，顾卫民也体现出了强硬的一面，但是并没因此获得国内利益集团，特别是那些希望共和国在伊朗有所作为的利益集团的认同。

正是如此，仅仅1个月之后就爆发了“管道危机”。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在修建贯穿伊朗，从伊拉克的巴士拉港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油气综合输送管道的问题，因为在油气过境费上没有谈拢，结果伊朗当局借国民议会否决了修建管道的协议，使该项目胎死腹中，让共和国的几家大企业至少损失了数百亿元，并且让共和国当局不得不花大力气拉拢科威特，投入巨资在科威特修建一座专门用来为运送石油与天然气的船只提供服务的专业港口。

客观的讲，伊朗当局这么做并没错。

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人一样，印度战争之后，共和国已无后顾之忧，而且国民的实际购买力已于美国持平，成为了世界上消费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所以共和国民众的消费观念悄然转变。有人说，共和国公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以节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所以再怎么变，也接受不了美国人的消费观念。有这种想法的人，只能说并不了解共和国公民，不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要知道，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几个鼎盛时期，比如汉初、唐初、明初，乃至一些算不上鼎盛的时期，比如南北宋、满清前期等等时候，中华民族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