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山空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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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一封信已经封皮破旧，日期上写着1946年。那个时候，我才3岁。我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完这十来封信，期间我甚至没注意到大毛和马大叔又吵了一架。看完之后，我才算彻底明白了一切。

　　　　这个叫“张春生”的人，就是张大爷的儿子。在1944年的时候，瞒着家里人，谎报了年龄参军了。张大爷当时还并没有住在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自己一觉醒来后，发现儿子已经不见踪影，于是四处寻找。因为自身有残疾，和人沟通起来就非常吃力，好不容易才从码头上的人打听到，孩子前几天就跟着一群新征入伍的新兵，从码头集体坐船离开了。而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四天之后了。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重庆城还处在**统治的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张春生参加的军队，并非当下执政全国的军队。而且张大爷自己也是军人出身，所以他知道，就算此刻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也无法再让他回家，因为那叫做逃兵，是要被枪决的。在儿子从军后两年，自己才从以前部队的人口中，打听到了儿子的部队。

　　　　于是张大爷开始给孩子写信，但是都被退回，因为部队里没有这个叫“张春生”的人，于是张大爷心想，既然孩子参军的时候是谎报了年龄，那很有可能连名字都是假的，自己不知道他用的哪个名字，自然是找不到的。但是他还是坚持时不时就给孩子写一封信，存着侥幸的心理，万一儿子哪天看到来信中有一个收件人为“张春生”的，他也就知道是自己给他写信了。

　　　　最后一封信的时间，在1950年三月。此后就没有再写信了，因为如果张春生没有叛逃投敌，或者没有战死沙场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已经找不到这支部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张大爷就每天都在码头上坐等，因为仗打完了，儿子又不是什么军官，也该从部队退下来了，他没有别的去处，也许会回到家乡来。张大爷在码头找了一份杂工，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每天下工后，都风雨无阻地坐在码头等到最后一趟船靠岸，期盼着儿子哪一天还会从离开的这个码头回来，他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希望儿子见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只是老了一点。然而这一坐，就是十多年。

　　　　看完信以后，心里的那种感觉说不上来。算是遗憾吧，毕竟我就算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没办法帮张大爷联系到他的儿子，毕竟不知道张春生究竟是已经战死了，还是被俘了，或者跟着**撤退去了台湾。

　　　　除了用水碗圆光术的问米之外，我没有别的法子可以跟亡魂进行沟通，且问米也只能我给出选择，和它们一问一答。大毛也只能看到，并在对方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和亡魂交流。眼下若是做超度法事，把信烧给张大爷的话，虽然我有信心安然地送他上路，但这对于张大爷来说，终究是一件巨大的憾事。他死后选择留下，就是为了找到儿子，我若是送他走，他的执念终究是未能消除。

　　　　于是我决定再问一次米，我问张大爷的亡魂，若是你愿意跟着我先走一步，你的信件我暂且保留，将来无论如何都替你打听到张春生的下落，不管是生是死，都会在你的灵前给你一个交代。如果愿意的话，七颗米沉下三颗浮起四颗，然后再浮起来一颗。

　　　　这次问米我问了两次才收到回应，很显然，张大爷对于我给出的选择非常犹豫。但是他终究知道自己已死，就算真的等来了儿子，也只是坟头前的祭拜罢了，答应我的选择，无非就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于是在第二次问米之后，张大爷答应了我。我把我了解到的情况走到屋外告诉了马大叔和大毛，两个吵得不可开交的人，都认为这样做应该是最好的办法。我让马大叔先跑过去告诉那些大妈大婶，说咱们现在要给张大爷做最后的超度法事了，张大爷生前深受街坊们的照顾，如今就要真的说再见了，大家如果能来送一程，他也会很高兴的。

　　　　然而，街坊们都来了，小小的屋子外面站了很多人。我在众人的注视下，开始落幡给张大爷做起了超度法事。街坊们大概都听马大叔说了张大爷为什么留下的原因，纷纷表示都会一起尽力帮忙打听张春生的下落。于是在我给他超度的时候，他显得特别温和，尽管带着遗憾，他也算是走得安心了。

　　　　法事结束之后，我把我的地址写给了周围的街坊们，告诉大家我也会尽量托江湖上的朋友们一起打听，这信件我先暂且带走，劳烦诸位若是有了张春生的消息，还请按照这个地址，给我报个信。

　　　　马大叔见我处理好了这件事，心里的石头也就落了地。他问我说，你需要多少钱的酬劳。我想了想说，那就一万元吧。马大叔吃了一惊，吓得久久没有说话。我哈哈笑着说，你把张大爷给你的那一万元法币给我就行了，当做酬劳。这钱是他做鬼的时候给你的，将来若是寻到了张春生，这钱还能给我搭桥做个媒介。

　　　　正当我要告辞的时候，却发现大毛在那群大妈大婶中已经混得风生水起了。大家都夸他可爱懂事，又说他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好的本领之类的，哼，我才是那个给张大爷做超度法事的师傅好吗，你们只夸他不夸我，没搞错吧。

　　　　从那天起，大毛成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小伙伴，他的岁数还小，尽管所学的法门不同，但是如果要他来驱邪抓鬼的话，他的确还各方面都差了一点。从那天起，我和他也越来越熟，成了好朋友。

　　　　这件事如师父说的那样，尽管结局还是不算完美，但让我感觉到了信心的回归，并且察觉到原来人的感情就是这么简单，且不管生前做了什么，死时的不舍和挂念，就是如此纯粹。这件事原本马大叔不用绕这么大的弯子来完成，只需要解决问题即可，但是他却从头到尾都赞成了我的做法，这个面恶心善的大叔，跟大毛这样的小孩吵架，也一样显得那么可爱。还有那群善良的街坊，每个人都在默默地帮助着一个自己其实原本犯不着帮助的老人。

　　　　这让我感动，也让我感受到，帮助别人，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那么快乐。

　　　　回到家后我和师父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师父赞许我的处理方式很好，并许诺他也会托人托关系帮忙打听。而在1966年的5月，总算是打听到了消息。原来张春生的确是用假名参军，在战场上保住了性命，当了俘虏。后来经过思想教化后，投靠了光明。眼下已经在某军区担任思想建设的宣传干事。当我去信告诉了他父亲已故的消息，他表示会尽快回乡祭拜，多余的，我作为外人，自然也不便多说，由他去吧。

　　　　然而我并没有把那些信件烧给张大爷，而是交给了张春生自己保管。而我只留下了那几张粮票，以及那些早已不能用的法币。

　　　　在解决了这件事以后，望龙门的街坊之间，渐渐把我和大毛的故事传开了。开始不断有人听说过原来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师傅，有本事，肯帮忙，找到师父家里来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陆陆续续我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或大或小的事情之后，手艺也开始越来越成熟，我依旧有每次完成出单后，都要习惯性地跟师父回顾一次经过。师父的指点和纠正越来越少，那就意味着，我和他越来越像了。

　　　　然而，这样看似有些风光的日子，在1966年9月，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十六章。暴死之人

　　　　9月里的一天，我照常和师父早起练功。因为夏季的关系，天总是亮得很早。原本在我们以为将要平静度过新的一天的时候，一声近在咫尺的枪响和喧嚣嘈杂的呐喊声，撕破了那天清晨的宁静。

　　　　我和师父住着的房子，是城郊一个背后靠着一座小山包的地方，位于一个四五米高的堡坎上。堡坎的下方，就是一个缓行上坡的梯坎。那枪声和呐喊声，就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

　　　　我年轻好事，听到声音就想要出去看，但是还没跨出门口就被师父一把拉住了。他对着我摇摇头，示意我不要出去。不远处传来妇女受到惊吓时的那种尖叫声，继而传来一个粗暴的声音：看什么看，全都给我回家去！

　　　　很快地，脚步声越走越远，街道上又恢复了安静，这种安静有别于以往的清晨，因为刚才那一声巨大的枪响，必然已经惊醒了附近所有的人，按照常理，此刻应当比较喧闹才对，恰是因为这莫名地安静，才让人倍感不安。

　　　　师父让我待在家里，他自己却试探着悄悄走出屋外，谨慎地张望着。接着他快速回到了屋里，并关上了门。通常情况下，我和师父只要有人在家，一般来说房门是不会关的，因为时常会有需要帮助的人上门拜访。但是今天师父的反常更加让我确定了有事发生。于是我有些焦急地问师父，外面发生了什么。因为当时我隐约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既然已经听见了枪声，在已经解放快20年的今天，难道说还有谍匪没有拔除吗？

　　　　几年前在叔父的茶馆里，有个人在距离我很近的地方被枪打死，虽然那人是个谍匪，但是那一幕却死死印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此刻的我再次听见枪声，就更加觉得害怕。我已经从师好几年，生死也见过不少，连鬼都不怎么害怕的人，此刻却格外心慌意乱。

　　　　师父说，下边的梯坎上躺着一个死人，被枪打死的。看样子总算是闹到咱们这一片了啊。

　　　　我知道师父在说什么，在那个年代，虽然通信并不发达，但是发生了什么大事，百姓们总会很快传遍城里的每个角落。早前师父就告诉我，出门别穿袍子，穿便装即可，我一直以为是这个职业需要低调的关系，并不以为然。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有些人的情绪突然之间变得特别激进，一旦激进起来，就开始不顾后果。

　　　　那些人，最早出现是去年年底，从今年的5月开始，突然在街上出现了很多。他们有男有女，大多数岁数跟我差不多，甚至更小。他们大多穿着军装，可是却并不是军人。他们的手臂上，都缠绕着一个红色的袖章，他们开始有组织地去抓捕一些手无寸铁的人，并当街数落对方的罪行，对方如果还口否认，立刻就会被打跪在地上，直到他们承认所谓的“罪行”。

　　　　这是一个奇妙的年代，当一部分人走上街头，开始蛮横地使用着暴力，用极具煽动性的言语，来践踏对方的人格，并以此判定对方有罪。面对着人多势众，谁都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大多数人低头屈服了。当我们刚刚从几千年的王朝强权和战乱中走了出来，很多人骨子里习惯了逆来顺受。差不多的事情以前发生过，现在发生着，将来未必就不会发生。

　　　　可是这当街打死人，难道就真的没有王法了吗？

　　　　被枪杀暴死的人，死后还没有收走尸体处理，而是留在原地曝尸。对于我和师父这种学道的人来讲，这可不是一个好事，因为若是死得冤枉，且本身并不害怕那些杀死他的人的话，是很有可能变鬼害人的。我问师父，那现在怎么办，这周围附近就我们两个人是懂这些的，可不能不管呀。

　　　　师父长叹一口气，有些颓然地坐在凳子上，隔了许久才说，咱们管得了吗？今天只有这一个人死在咱们这里，那别的地方呢？死了多少人咱们能个个都管上一管吗？这些人之所以死，就是因为他们被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有罪，咱们如果插手，那咱们也成了有罪的人，你懂吗？

　　　　我不懂，我只知道人不该这样，无论死人还是活人。

　　　　师父说，从去年开始，这世道就又变了，你还记得1月初的时候，咱们俩去城里置办年货看到什么了吗？我点点头，我当然记得。那个地方叫七牌坊，沿着道路的两边都是民居和商铺，牌坊就在道路的中央。原本这里平日就比较热闹，但是那天跟师父去办年货的时候，却更是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本以为是大家都出来置办年货了，所以街上人才会这么多，然而就在牌坊底下，我听到一阵喧嚣和高喊的声音。一个穿着黑布袄子的男人，看上去六十多岁，低着头，笔直地站在牌坊底下。双腿立正姿势，却忍不住一直在微微发抖。他的双手攥着拳头垂放在身体两侧，脖子上用麻绳挂着一个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俩字：地主。

　　　　站在他身边的，依旧是那些穿戴着军装和红袖章的年轻人，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高高扬起一个红色的小册子。大声数落着这个人的罪行。这样的地主其实解放后并不少见，因为很多人都顺应了国家，把土地还给了老百姓，自己到了城里来另谋生路。他们做着和所有人一样的工作，至少在今年之前，我觉得他们多数人并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