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微,我的天堂-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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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近在眼前，我和它的直线距离大概只有两米。可是，就因为这扇木制的门板，我，以及阿迪和老李，我们完全可能丧失这些——对我来说，丧失这个机会，简直等于丧失一切。
我敢打赌，如果电话不再打来，我现在绝不会坐在我的小窝里，喝着咖啡，一边听RADIOHEAD一边写这部小说。我猜，我大概正在学校里画图纸，再不然就是做线性代数作业。谁知道呢，没准旁边也能有一杯咖啡，不过那绝对是为熬夜准备的。
——人生，命运，上帝的想象力，这些玩意儿真让人心惊肉跳。
后来我们想了很多方法，比如说，一脚把门踹开；还有，从厕所的窗户爬过去。
前一种方法不太好，毕竟那是人家办公室的门，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踹门而入有失斯文，而且第二天见到老张也不好交代；后一种方法倒是值得一试，因为那边的窗户是开着的，和我们这边的距离大概有一米，如果纵身一跃，跳到那边的窗台上，并且在失去重心前打开窗户，就可以成功地钻进去了。
这个方法是我提出来的，可是我自己不敢跳，因为这是四楼，我恰好在很小的时候见过一个从四楼跳下的老头，摔得半死不死，十分痛苦。
掉下去祁又一
有关这个跳楼的老头，我禁不住想要讲一讲，因为他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不愿意听的话可以跳过去。
——当时我还在上小学，住在姥姥家。那天早晨，我被三姨叫醒，她十分兴奋地告诉我说：“快起来看，有人跳楼了。”
我当时刚醒来，正迷糊着，没明白三姨的意思，跑到阳台上我还问三姨：“怎么了，怎么了？”
三姨指着楼下说：“有人跳楼了。”
我从阳台的窗户看下去才明白：有人跳楼了。
那个老头躺在海洋局大院的小马路上，七窍流血，四肢的摆放也不正常——大概是骨折了罢。我还听见他哼了一声，这说明他没死。
当时天已经亮了，时间非常之早，大院里一个人也没有，十分安静。我说：怎么没人呢？咱们打个电话叫医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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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姨说不用，他们家里有人。
我说你怎么知道？
三姨说，刚才她听见那户人家在吵架，声音很大，那个老头还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后来没声音了，再看时，老头已经躺在地上了。
我说：“哪家？”
三姨指了指，说那家。
那是个封着绿色窗框的阳台，很普通，窗台上摆着植物，其中一扇窗户大开着——大概那老头就是从这里跳出来的罢。
三姨还说：“那老头刚掉下来的时候，还能说话呢。”
我问：“他说什么？”
三姨说她也没听清。
我们看了一会儿，大院里一个人也没有，那老头也没动唤，我觉得他可能死了——我的记忆到此为止。后来我大概是继续睡觉去了，因为我不记得有救护车开来——如果我没睡的话，应该能看到。
当时我很小，这个老头给我的启迪是：四楼也可以摔死人；其次是：如果自杀，绝对不要选择跳楼。至于这个老头跳楼的原因和结果，我完全没有记忆，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打听过。
我爱小露祁又一
言归正传，我很怕从四楼掉下去——虽然我掉下去之后会得到及时的救助。阿迪和老李发誓说肯定救我，老李还对我说：“我可以在你腰上拴根绳子，保证你摔不死。”
所以这个跳窗户的好主意，就这样流产了。
后来，天黑了，阿迪说我这个人心浮气燥，应该好好改改。他们拉我打扑克，说这样可以锻炼定力。
在整个打牌的过程中，我们的耳朵竖得像兔子一样长，谁也不大声说话。大概八点多钟那会儿，老李去厕所洗澡，牌局暂停。阿迪跑下楼去买吃的东西，我和小露坐在房间里，看上海的东方台，喝楼下买的橙汁。电视的声音小极了。
毫无疑问，我心神不宁，怎么宁得了呢？一想到中文系可能因为这种可笑的原因离我而去，我就痛苦得想拿脑袋撞那扇该死的门。
小露大概很同情我，她和我聊天，让我放宽心，可是又拿不出什么合适的理由让我宽心。我拿出烟，像个真正的倒霉蛋那样，向小露讲述我的不幸，比如说，如果上不了中文系，我将会度过怎样该死的大学生活；还有，我是多么热爱文学，多么希望讨厌的日子快快结束。
现在想想，我当时的样子真是丢人极了，我是指，我竟然向一个毫不相干的小妹妹道出我的痛苦，而且还直言不讳地告诉她——“我很热爱文学”！奇怪的是，小露竟然不以我的弱智为弱智。相反，她还不断安慰我，说我写的东西是如何好看，就算上不了中文系，以后一样可以写字。
她把手按在我的手上，特别认真地告诉我说：“齐天，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这在我听来像一种暗示。我没把手挪开，虽然在那一刻，我忽然对小露有了点厌恶之心——我讨厌她用这种严肃的语调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没把手挪开，我多么希望小露赶紧扑到我的怀里来——这样，让我抱上一小会儿，当我的心平静下来之后，我可以不失体面地把她推开。——不要讽刺我，我知道我的想法很无耻。
就在这时候，老李在厕所里大叫一声，把我和小露都吓了一跳。而后，老李表演了一场裸体秀——大冬天的，他只裹了一条毛巾从厕所里冲出来，告诉我们——“电话又响了！”
我和小露跟着老李冲到办公室门口，听见屋里的电话一声一声地响。我和老李，望眼欲穿地盯着门上的锁。过了一会儿，电话不响了，老李说冷，回去继续洗澡。
小露拉拉我的衣服说：“走吧，在这儿等着也不管用。”
我跟着她回到房间。坐了一会儿之后，我蹦起来说：“不行！这么着可不行！”
我从小露那里借来发卡，掰成两节儿用来撬锁——我家没装防盗门之前，我就用这方法撬开过自家的大门。
一开始，小露陪着我。后来，老李穿了衣服出来，也在一旁看着。等他们都走了之后，我依然不肯放弃。阿迪回来的时候，我正撬到兴头上，他给我打了一会儿下手，眼见开门无望，也撤了。走的时候嘱咐我说，不要弄坏了人家的锁。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之后，小露来问我，要不要吃阿迪买回来的夜宵，还给我搬了把椅子来，这样我可以一边坐着一边撬。
事情就是这样，我的表现像个偏执狂。
在那个1月份的夜晚，天气寒冷，我坐在楼道里撬锁，绝望之后就停下来，想以前的事，想远在北京的微微；想着想着心有不甘，愤怒地踹一脚门，然后再次掰开发卡，捅到锁眼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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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撬一会儿停一会儿，弄坏了小露所有的发卡。在我撬锁的过程中，电话响过两次，时间分别是9点和10点半。
那是个难眠的夜晚。躺在床上，小露和我聊天聊到深夜，聊得最多是关于我和微微的。后来她翻了个身，就睡着了。有那么一会儿，我认为自己睡着了，可是睁开眼睛一看，眼前的一切历历在目，头脑清醒得可以做数学题。
我仰面躺着，盯着陌生的天花板。
我想起一些往事，记忆的碎片纷至沓来，犹如忽然而至的洪水无以阻挡。我想起高一那年，我开始为自己写作的夜晚，那晚我用圆珠笔把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我想起小时候的穆丹；想起初中一年级时，那些思念她的夜晚；我想起微微；想起此时此刻，她正躺在那张粉色的小床上，呼吸均匀舒缓地熟睡；我想起微微的身体，温暖柔软——想到微微，我就直了。我记得她在我身上留下的感觉，半路上我还想了一会儿躺在旁边的小露。
完事之后，我悄悄爬起来，跑到厕所洗干净。后来，我回到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的月光，闭上眼，立刻就睡着了。
一切都明白了祁又一
第二天清晨，我们醒得很早。阿迪给老张打了电话，说老张大概8点钟能到。
我们吃了早饭，坐在房间里等，老李说，他现在最想干的事，不是接电话，而是走进那个神秘的房间，在里面坐一坐四处瞧瞧——最主要的是，看看那个该死的电话“到底长什么操性，放在哪个鸡芭地方”——这是他的原话。（“操性”这个词，乃北京土语，此处可以理解为“模样”的下流说法——齐天注）
老张快9点才到，我们都急得抓耳挠腮，可是又不好说什么。办公室的门开了之后，我们进去参观了一圈。那里和其他办公室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巴西木，电脑桌，布艺沙发，红木书桌和书柜。
电话放在办公桌旁边的茶几上。我坐进沙发里，拿起电话听一听忙音，然后再挂下，感到幸福无比。
我们参观了办公室之后，阿迪主张回房间去打牌，我不干，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要守着电话，谁也别想把我从电话跟前拽走。阿迪对我的表现表示愤怒，他认为我这种行为的潜台词是：我坚信那些电话是打给我的——至少有一个是打给我的。
阿迪大概对我这种自信十分反感。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三个当中真的有人得到这个奖，那么其中可能性最小的就是我，因为只有我一个是学理科的。
当时的具体情况我忘记了，反正结果是，阿迪不软不硬地说了一句：“就算招也招不到你头上。”——然后就拉上老李回房间去了。
我心情恶劣地坐在电话跟前，目光迷离，如痴似颠。小露大概很担心我，在电话来到之前的时间里，她一直陪伴着我，真谢谢她。
在等电话的时候，我一句话也不说，小露也不说。她坐在旁边看我带来的那本《我的精神家园》，有时候也站起来四处走走。第一个电话打来的时候，她正站在窗户前看风景。
事实上，电话铃响了不到一秒就被我一把抓起，我问对方找谁？说完看了一眼小露，这时候小露也正看着我。我以为对方的回答将决定我的一生，结果对面那个人唧唧喳喳说了一堆上海话，我告诉她我只会说普通话，那个人就用上海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告诉我说：我找老张。
这时候老李也冲进来，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看。我告诉他是找老张的，老李犹豫了一会儿，就转身出去叫老张了。
小露扑哧一声笑了，我也苦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十分丢人。我不断地告戒自己，如果电话再来，我一定要慢慢地拿起话筒，语调和缓地说话，决不能再如此失态了。
可恨的是，当电话再次响起，我依然在第一时间抓起了电话。这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硬着头皮，问对方找谁？那边迟疑了一下，然后问道：“齐天同学是住这里么？”
——至此，我听到扑通一声，那是心脏从嗓子眼落回胸腔的声响。
挂下电话之后，我站起来，没有说话。小露高兴地看着我，说太好了，齐天！
我抱住小露，吻了她，我们都高兴极了。我回屋去拿了书包和衣服，和老李、阿迪握手告别。小露送我上电梯，我问小露要不要陪我去？小露摇头说，她要陪陪阿迪他们。
我下楼之后，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青松城酒店——所有评委和招生办的头头们都住在那里。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当时的心情。如果让我回忆的话，我肯定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好得无以复加。
一路上，出租车司机和我聊天，给我讲如何区分哪些是上海人，而哪些不是。我感觉如坠五里云雾当中，眼前的一切都有一种不真实感，令人不敢死心塌地确定。你知道，最大的幸福不是幸福，而是不幸之后的幸福；可以说，所有的幸与不幸都是相对而言的，而强烈的反差令人难以适应。
到了青松城酒店，坐电梯上到21层。我见到北师大的招生办主任，他和我握手，给我倒水，接过我的大衣放在床上，问我要不要吃根香蕉？——这一切令我受宠若惊——要知道，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被学校里的家伙当作烂在地上的苹果踩来踩去，我这样的家伙在全国数以千万计；而对方是北师大的招生办主任，是那种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必须拔掉家中电话，或者躲到外地才能防止家门被挤破的家伙。
后来中文系的副系主任来了，就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位，同样的握手、问寒问暖。我给他们讲昨天晚上接不到电话的故事，她表示同情，还告诉我她也有个女儿，去年不顾父母反对，考到建筑系去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谁也不说比赛的事，我觉得他们好象在等谁，可是又不好意思问。这个房间的地毯厚极了，可以把整个脚陷进去，还有落地大窗，可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