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之终极进化-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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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近期理想就是将自己看过的书列出一些，让大家很容易感受一下不同观念的撞击，从而找到科学研究的乐趣。知识面过窄容易使人狭隘，而成为专家必然过窄。不同意？我的意思是说，我成不了专家，成为一个方面专家容易，成为各个方面的专家不可能，一个方面地专家对其他领域大肆批评我已经并正在批判，我没必要成为专家，我们必须杜绝对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神话，我们必须相信凡是科学的都是正常人可以理解的。这就又牵涉到学习方法以及如何学会好的学习方法以及如何励志使自己能够去学会好的学习方法的问题了。我不认为李阳那种带有催眠性质的煽动能够奏效，即便奏效也是怀的效果。那些中学生的人格还未发展完善，不存在扭曲，对他们催眠简直就是摧残，灭绝人性。伊朗总统对哥伦比亚大学提出的必须以是或否回答大屠杀问题这一问题时说，言论自由哪里去了？名人就可以不穿衣服满大街瞎嚎叫？必须有人制止他们了。疯狂英语的本源是好的，语言学习也就那么一回事，但现在走火入魔了，李阳老师期望的不仅是金钱，他在企业那里得到了金钱，弥补了新东方占据大学生英语教育市场带来的灾难性危机，还不肯满足，他小时候被父母责骂不受重视的阴影使他异常期望重新得到关注和敬重，他跑到我们河南搞了几场，河南人大都是老实蛋，害羞内向保守，对疯狂的东西都比较排斥，卫辉中学的新乡市英语演讲第一名也不配合李阳老师，不知他是否很不满？是不是要像其他励志成功学家那样不断地进行自我暗示和自我催眠才使自己保持活力？我想，方舟子在大洋彼岸会对此发表意见的，万一我找不到，希望看这篇文章而有所感的读者帮我找一找，看看两个疯狂的人怎样对垒。
我虽然不能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意思，但我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证伪”的，是“科学”的。欢迎大家去查资料检验。下面，看一看方舟子对杨振宁的一些评论吧。
作者方舟子
原载《环球》半月刊2005。3
杨振宁做为在华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当代科学家，一般人知道他的名字是由于他和李政道于1956年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在第二年迅速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速度之快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从此这两名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当时两人都还是中国国籍）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而家喻户晓。在诺贝尔奖颁奖宴会上汉学家、瑞典王家科学院院士高本汉曾用一句“唐诗”“何可一日无此君”有点不伦不类地表示了这种敬仰之情（“何可一日无此君”最早出自《世说新语》，是王徽之评竹子的话）。
物理学界更推崇杨振宁早在1954年与美国研究生米尔斯（已故）共同提出的“杨－米尔斯理论”。这个理论起初不受重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成为粒子物理学最基本的理论和方程，被誉为可与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相媲美的伟大发现（1995年首届美国奖金最高的科学奖鲍尔奖授予杨振宁时的颁奖词）。为什么杨振宁没有因此再得诺贝尔奖，据说是物理学界的一件公案（一种说法是同一领域的诺贝尔奖一般不两次授予同一个人。另一种说法是米尔斯被认为不配得诺贝尔奖，但又不能只奖杨振宁一人）。此外，杨一巴克斯特方程也被认为是对物理和数学研究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成果，这是杨振宁在1967年和巴克斯特在1972年分别提出来的。
因此杨振宁被一些物理学家评为历来屈指可数的大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认为他的主要贡献都带着运气的成分。不过没有人会否认他对当代理论物理学研究的重大影响罕有其匹，虽然这种影响是圈外人所难以感受到的。但是杨振宁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物理学界。像许多大科学家，他极为关注、热心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事务。1971年夏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夕，杨振宁即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科学家。从此他致力于中美科技、教育交流，并经常对中国时事发表评论。今年年初杨振宁回国定居后，更是成为新闻焦点人物。他在清华大学为低年级本科生上物理课，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多方面的演讲，参与签署《甲申文化宣言》，都被广泛报道乃至引起争议。年底传出了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翻译系硕士生订婚的消息，更是成为中文网上一个热门话题。2004年没有另一位科技人物如此引人注目，是名副其实的“杨振宁年”。
“苍苍白发对红妆”的佳话（或丑闻）虽然让人津津乐道，却只配做为饭后谈资，而且风波会很快平息。“炮轰易经”才是杨振宁在2004年所做的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一件事。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做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时舆论大哗，国学家、易学家们纷纷出来批评杨振宁不懂装懂、说外行话，甚至对杨振宁破口大骂。10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与与会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J。E。Switzer）的信中，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言下之意是，古代中国学者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因此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并不令人惊讶。杨振宁实际上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答案，只不过他把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易经》的影响。他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有五条，其中两条与《易经》的影响有关：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
许多国学家在批评杨振宁时，甚至连杨振宁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例如著名易学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批评杨振宁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举例说：“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但杨振宁所说的推演法指的是逻辑推理，根据一些已成立的一般性命题严密地逐步推出较特殊的结论，例如在欧几里德几何中，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这显然和刘大钧说的周易算卦的推演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用了相同的名词。
可见，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是归纳法，其实这是在“天人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