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皇帝-第2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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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取消上海英租界和内河通行权，并绝不就香港问题进行任何谈判，而关税权则愿意还给中国内阁政府。
虽然说军事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基础，但对于英国而言，放弃在华意义几乎像是一种侮辱。可英国从未考虑过，甚至不相信这些特权是对中国的侮辱。
比之英国更为傲慢的德国完全无意进行谈判，即便是在美国的协调下。德国派遣公使参与了谈判，也并没有任何要放弃青岛租借权的想法，反而要求在其他特区中占有特殊的利益。
德国之所以这么做。正因为德国坚信在中日辛亥战争中，德国对新帝国前后期所作出的各种支持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既然英日同盟是失败方，德国就有权获取更多收益。
为什么在一战、二战时期，所有的国家都更倾向于用战争直接解决问题，正因为谈判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所有的谈判都是徒劳的，关于英德海军竞赛的问题，英德两国在1911年至1913年之间就进行过四次谈判努力，每一次都是失败告终。
天津会议的情况相对要好一点。因为宋彪也意识到谈判根本不可能解决任何实质意义上的问题。
谈判一直到1911年11月4日才最终达成了一个各国都能接受的协议，新帝国用特区政策换回海关权、法外治权、领事裁断权、内河通行权和部分租界后，将上海英租界、山东胶澳租界和香港问题搁置下来，废除各国在清政府时期取得的大部分特权，包括回收沪宁铁路的所有权。
鉴于德国的傲慢和英国的退让。此时的宋彪已经基本同意签署俄国拟定的《中法俄三**事互助协约》，剩下来的只是如何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从法俄借贷款用于国家建设，并且尽可能的减少对中德外贸关系的影响，以及继续用其他方式维持中德军事合作。
所谓的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每个国家都想要极力争取本国的利益最大化。国家之间的平等、尊重都是狗屁。
……
这天上午，宋彪从广西省的6荣廷督军那里收到了一封信，无非就是如何愿意效忠皇帝，悔之过去，懊恼不已，忘皇帝留下他，替皇帝分忧解难，必要保广西安宁之类的。
信里将宋彪汇去的那六十万银圆的支票送回来，又说他6荣廷是个如何效忠皇上，视金钱如粪土，只有微薄军俸，他也愿意誓死效忠，效犬马之劳等等。
神经病！！！
这就是宋彪看完信后的唯一体会。
没文化真可怕，6荣廷还真以为自己是洪秀全，能在广西搞出一番大业吗？
龙济光也是神经病，两人都不想放弃手中的军权，6荣廷是想赖在广西，云南彝族土司出身的龙济光则写信给皇帝，自荐去云南安抚地方各部。
两个神经病，还以为现在是大清国吗？
看完6荣廷的信，宋彪将龙济光几天前托人送过来的信函也找出来，打电话将秘书局的陈其美喊了过来。
从秘书局到宋彪的御书房只有几十米远，不过片刻，穿着一身白色西装的陈其美匆匆快步走进房间，和宋彪躬身行礼，道：“皇上。”
宋彪将两封信都拿出来丢给陈其美，道：“这两封信，你都看过没有？”
陈其美毕恭毕敬的答道：“臣下没有看过。”
宋彪吩咐道：“你先看吧，看完之后再和我说。”
说完这话，宋彪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陈其美则立即将信拆开浏览。
等了片刻，陈其美迅的将这两封信都看了一遍，恭谨的问道：“皇上，您决定如何处置此二人？”
宋彪反而问他：“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陈其美稍加思量，答道：“臣下以为姑息一时或可治标，却不能治本，前朝之乱，正乱于姑息养奸。不可否认，前朝姑息之中养了不少忠臣，却也留下隐患，从一至十，从绿营到湘军，从湘军到淮军，最终致使各省各地的军队都成了私军。臣下在日本留学，所见各军唯知国家。唯知民族，唯知天皇，而不知道有其他，此才是国家之死士也。”
宋彪微微颔，赞同道：“你就是这一点最让我颇为赏识，知大局，识大体。又是心细的人，大事小事都能办。”
说到这里，他继续和陈其美商议道：“如今这个事情会拖延到这个份上。其实就是历史的惯性，如果搁在满清时期，这个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朝廷不太可能会继续追究。我已经委派第二步兵师和其他三个新军师作出合围之势，他们还敢继续以这种宣誓效忠的方式一搏，并不是他们觉得自己天高皇帝远，手握重兵，我又面临外面的各种危机，更不是因为中央6军的主力都在东北，而是他们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还在用他们当年和清王朝周旋的本事对付新的帝国。所以说，对付他们并不难，难的是对付那种落后于时代的旧观念。如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件事，就算现在铲除了龙济光，以后还是会有蛇济光，虎济光。”
陈其美附和道：“皇上圣明。皇上常强调当要依法治国，臣下以为先应由中央军部下令撤销二人军职。只是他们两人虽然声明承认帝国中央内阁政府，现在也写信宣誓效忠皇帝，却没有正式接受中央军部统辖和整编，从《中央军事法》的角度而言，他们还不属于中央国防军及管辖内国家军事武装。所以，应该按照新推出的帝国刑法第1o2条规定追究龙6二人的叛国罪。在国家战争期间私通外敌，接受外敌贿赂和支持，谋图分裂国家和反叛中央。在这个方面，我们所掌握的情报足以治罪，只是两广的省政府一直受他们的暗中阻扰，未能完全行使管理职责，两省法院和检察局也未正式成立，只能由中央军部布公告，正式公告国内两人并非中央承认的国防军人和国家军事武装人员，再由中央检察总局在中央最高法院控告他们犯有叛国罪、非法武装罪、危害行政罪，由中央最高法院直接出传票，如果两人不应诉，则采取强制执行，广西、广东缺乏法警执行能力则由两省警察厅执行公务，只要他们采取抵抗措施，就由军队正式出兵镇压。在新闻报道中，我们也要牢牢抓紧主题，一方面要使国内舆论有利于中央政府，毕竟国内还是不希望有内战；另一方面则要通过正规的司法行动，向全国普及一次司法教育。”
宋彪很是满意的点头，道：“这个事情就应该这么办，让中央日报社在最近几天表一个新社评，题目就叫《现代国家和现代国防》，我们的光复革命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新中国，而现代之中国先就要有现代的国防军事来支撑，一个真正的现代国防不仅要有现代的武器装备，也要有现代的国家和国防思想。全国的军事武装必须是隶属中央和国家的武装，不准有私人的武装和非法的武装，所有的私人和非法武装都是建立现代国家的阻碍。在中央检察总局正式起诉龙6二人后，中央日报社要继续刊登新社评，对叛国罪进行详细的解释，要借用这个机会警告那些在国家危难之时，为了一己之私和个人思想勾结外国势力的人，警告那些宁可让国家被外国奴役，也要一心控制自己的军事武装和霸占一方的人，警告这些野心家和军阀主义者。”
陈其美顿道：“是，臣下一定加紧督办此事，并将皇上的意思转达给内阁。”
对于陈其美的能力，在这段时间中，宋彪已经是深有了解，可以说是很满意，微微颔，示意陈其美可以下去办事了。
陈其美躬身行礼，这就离开了御书房。
在他离开后，宋彪将全国的军事地图打开，仔细的琢磨两广的军事武装，龙济光和6荣廷手中所控制的新军都是他们从前朝带出来的私兵，此后才逐渐改编为新军，基本只效忠于他们。
这两个新镇和两个混成协都是以广西为根基，此后就是桂系的前身。
其他的新军虽然多少都有类似的情况，要处理起来并不是很难，在三年之内，宋彪会逐渐将不合格的军官淘汰，让其退役，尉官则大量重新补充，《兵役法》开始推行之后，三年时间也足以让他将6军上下换掉大半。
如果不是军费紧张，他很希望在三年内完成整个中央6军和巡防军的整编。
按照最初的规划，宋彪计划在十年时间里建立15个整编师、35个普通师、43个旅，总编制135万人，全国巡防部队总计65万人，最后总计全国实际6军总员2oo万人，7o万国防官兵、13o万服役兵。
这个计划所需要的军费开支太大，以中国之财政，不建海军倒是可以这么做，海军分掉5成的军费之后，想要组建两百万的6军规模就有点太难了。
目前，宋彪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先保证一线部队的建设，至少保证中央国防军有过六十万的精锐部队可供调动。
一战中前期，宋彪估计自己不太可能有实力去多争取一些国家利益，只能等到后期，他才能力做点事，以调动三十万到四十万精锐部队的规模去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身为皇帝，宋彪雄心万丈，事实却是残酷的，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海6两军的同时展。
特别是海军的问题太复杂。
海军。
海军。
宋彪心里感到无限的为难和纠结。
海军啊，他现在确实是挤出了每年六百万英镑的海军军费，但这里面有1/3是靠借款，考虑整个海军几乎是从零开始，从根基抓起，连军校建设费用都要在这里一起计算，十年时间能建立一支什么样规模和实力的海军实在是未知数。
反省一战中的德国到底败在哪里？
原因其实很简单，德国既要在6军开支上保持世界第一，同时也想建立世界第一的海军，而英国只需要建立远胜过德国海军的海军。
1914年，德国总军费是5。54亿美元，英国是3。84亿美元，但是德国6军的军费高达4。42亿美元，英国仅有1。47亿美元，而在海军军费上，英国则是德国的两倍。
这一年，法国的6军军费是1。97亿美元，俄国则是3。24亿美元。
经历了这么多，宋彪对于军事的看法已经返璞归真，军事就是钱的问题，没有钱不代表部队打不过别人，因为这个世界总存在不朽的精神和高明的指挥，甚至是奇迹，可没有一个国家能将希望永远寄托于这些，更不能寄托于奇迹。
军事就是钱的问题。
有钱才有装备，有训练，有物资，有资本和敌人打一场真正的生死之战。
对此时的宋彪而言，如何平衡中**事展的重点，如何多快好省的提高中**队的作战力，这些才是真正的难题。
至于如何处理龙济光、6荣廷那两支武装，说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否则宋彪也不用如此简单就决定直接采取司法和军事行动。
比起如何平衡军事展的重点和策略，如何解决军事武装的现代精神问题，使得全国的军事武装职业化，国防化，这倒是更加复杂的问题，而这就需要想办法扭转全社会的思想，需要大张旗鼓的宣传。
如果在思想上不能实现全国的大扭转，像李鸿章、曾国藩，以及龙济光、6荣廷这些人还是会不断的出现，危害到国家队命运，国民党为什么会败，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个前面，前面已经是威胁到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后面还在搞派系之争，前面已经是整个政权和党的崩溃，后面还在搞派系之争，这样的军队不失败才叫没天理呢！
第200章 不可阻止的中法同盟
1911年。
帝国神武元年的这一年的年底，新帝国同时在国内外面对两件决定民族命运的大事，一是天津谈判，二是两广事件。
皇帝采取了一种非常司法化的方式处理在两广拥兵自重的龙济光、6荣廷，也用这样的方式给全国上一堂真正的现代立宪法治和现代国家主义课程。
这样做的好处是先将龙济光、6荣廷置于一种国家罪犯的死敌，用叛国罪、私通日寇两个最忌讳的死罪去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以此为基础动内战。
皇帝的这种选择完全出了龙济光、6荣廷的预料之外。
这两个人的头脑里根本没有这种现代国家和法治时代的理念，直到《中央日报》在整版面的社论报道中将他们的问题分析一遍，并且要求中央政府依照“依法治国，犯法必究”的原则处置两人时，他们才知道事情很麻烦，他们摊上了真正的大事。
两人很着急的再次托人哀求皇帝网开一面，皇帝也没有回答他们，1911年12月中旬，在第二步兵师和第八、第三十步兵师挥师南下，分兵两路进军两广之后，龙济光从广州乘船逃到香港，6荣廷也匆忙带着部队逃往广西南部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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