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黎明-第9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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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昭和维新”这帮年轻军人并没有单纯用日元支付劳动。参与搬运的劳动者可以自己选择日元、粮食、成衣来实施支付。中方人员观察到，最初的第一批运输中，六成以上参与运输的日本百姓都选择了大米白面，不到三成选择了日元，还有一成选择了成衣。

第二批运输中这个比例发生了变化，接受大米白面的日本劳动者比例不变，还是在六成以上。选择成衣的一跃到了三成，只有少数日本百姓接受日元支付。

第三批运输有发生了变化，在大部分劳动者都穿上了厚实耐磨的成衣之后，要大米白面的与要日元的对半开。

情报人员分析的结果是，日本还没有乱到连日元都失去信用的地步，整个日本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步稳定下来。

中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并不太在乎这点物资。中国已经普及了良种、化肥、农药的使用，基础水利建设这玩意永远没有尽头，建的越多，粮食稳产的效果越强烈。粮食总产量达到3亿吨，蛋、禽、肉以及调味品供应充足。随便一套新合成氨生产线，1400平方公里亩产400斤的普通农田生产一季，以及5000亩亩产200多斤的普通棉田，一年的产量就够这些援助物资。这仅仅是工业国并不算什么大数字的物资罢了。

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即便是空气这原材料不要钱，日本1936年的合成氨也不过70万吨。中国的空气分离制氮行业与炼钢行业紧密结合。大型钢铁企业都有配套的专门空气分离厂，氧气提供给炼钢厂，氮气自然是提供给合成氨企业。因为空气分离企业规模庞大，连惰性气体分离甚至都能够把成本压低到能够接受的程度。日本钢铁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更没有产业链条的优势。日本同样也有产业联合的迹象，可整体营运成本是中国三倍甚至五倍之多。

至于日本那平均亩产刚200斤的农业产量，因为土地匮乏更没有大型的农业基础建设，更缺乏棉田。中国支援的这些物资总数甚至超过的日本政府能够通过税收等方式征集物资总量的5％。日本政府想生产这些物资，投入的直接成本最少是中国的两倍，生产中需要消耗的人力以及征集这些物资需要消耗的人力，总数是中国五到七倍之多。

情报分析人员经过分析之后，这些数据就递交上去。这些数据在中国外交部里面引发了不少的震动。顾维钧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家伙，他少年时代就脱离了底层去上学，后来更是出国留学。回国之后就始终在上层，北洋覆灭之后他又被带去了武汉，根本不清楚中国的变化。身处新中国的公务员，顾维钧尽管知道人民党的功绩很伟大，那也是与国外相比的武力对抗，他并不清楚具体民间的变化。中日之间的比较让顾维钧算是非常直接的理解了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30年前比中国还先进很多的日本，如今与中国相比就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中国农业甚至出现了大型农业机械播种以及收割队的概念，这些收割队按照季节如同候鸟般往来中国各地。不仅仅是工业生产已经社会化，连农业生产也开始卷入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范畴。农村劳动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住宅区一个接一个的建设。而从农村出来的劳动力依旧潮水般涌入城市，把那些住宅区塞的满满的。每到农忙时节，城市总会安静许多。在过年的时候，很多新城市就变成了一座空城。然而即便中国农村出现劳动力大量流失的情况，农业产量却不断提升。因为整个农业已经得到了工业部门的全面反哺。

顾维钧知道国家要在全面实施统购统销的情况下取消农业税，这个计划已经在人大正式表决通过。经过几年的过渡期，实施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将在1940年寿终正寝。而且还有更神奇的消息，据说有可能对农业实施农业补贴。种地不仅不用交税，反倒能够因为种地拿到额外的钱。顾维钧第一次听到这个传言的时候，他认为要么是陈克疯了，要么是他顾维钧产生了幻听。

而情报部门谈论起日本的时候，日本沉重的农业税，无数的木质棚户区，让顾维钧觉得倒是有些安心的感觉。日本这种情况才是比较能够接受的现实，中国的现状已经是一种超出人类想象力的境界。

这次日本革命，负责对日工作的是直属政治局的行动，外交部被排除在外。这让顾维钧感到有些不满，哪怕是比较麻烦的情况，也没有理由把外交部一脚踹开，由党中央直接负责这些工作。想了好一阵，顾维钧最终决定约见一下日本驻华公使。

顾维钧也没直接劝说，他只是领着驻华公使在中央直隶的河南逛了一圈。这一圈当然没有去山区，而是开车在平原地带游历了一番。

日本与中国不属于友好国家，双方这些年来没少打仗。所以日本驻华公使的行动比较受限制，亲自在河南的黄淮大平原上开车跑了两天，行程上千公里之后，日本公使被吓住了。

水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例如周口就不用说了。刀切般的农田由一排排树木包围着，沟渠灌溉十分发达。在水源比较紧张的地区，同样是一排排树木包围着刀切般整齐的农田，在这些土地上，中国人实施了喷灌法。农田中拖了很多塑料管子，上面插了喷头。喷头均匀的喷着水。地皮薄薄的湿了那么一层，碧绿的庄稼叶片上挂着晶莹的水珠，美的难以形容。

最大的特点是农田里面基本看不见人，广袤的原野上就这么分部着美丽的田地，还有那哨兵般整齐的高大树木。农村的庄户完全掩映在树林中，几个带着草帽的老农悠然的看管着机械设备，有着让日本驻华公使不寒而栗的美感。

能混到驻华公使位置的日本人绝对不是笨蛋，瞅了这样的现状，公使就明白中日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顾维钧这次看似友好的旅行邀请是在向日本驻华公使示威呢。

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表现形式很可能是全面的惨烈战争，也可能是制造出两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这样的两支军队剑拔弩张的实施对峙。就如同《韩非子？？五蠹》：“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日本陆军已经不准备和中国“执干戚舞”，中国陆军与空军在台湾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强大装备、火力、技战术方面的差距，已经让日本陆军绝望了。别说进攻中国，日本现在连染指朝鲜的念头都没有。只要中国没有执干戚“舞”到日本本土，日本陆军就阿弥陀佛啦。

至于日本海军的现状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中国钢铁产量已经是日本的五十倍。哪怕中国用在建造军舰上的钢铁比例只有日本的五十分之二，其新建军舰的吨位也有接近日本两倍的水平。更何况中国在造“干戚”的时候可相当的卖力。

面对中日两国之间的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日本公使一开始的时候还饶有兴趣的问这问那，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他意气消沉的不言不语。日本内部的“昭和维新”行动搅乱了日本的局面，中国要是趁此机会杀进日本，日本驻华公使能做的也就只有“最强烈抗议”这么一件事而已。

顾维钧当然看出了日本公使的态度，他笑道：“公使阁下，我这次请您来参观的都是中国的精华地区，看起来好看一些也并不奇怪。不过我在想，日本也有非常富饶的地区，如果日本的精华地区也能够达到中国的这种程度，不知道阁下觉得这是否对日本是好事。”

日本驻华公使并没有直接回答，在外交上这话代表着相当的意味。既是威胁，也是一种示好。日本驻华公使很快就想明白，顾维钧的意思很可能是想表示对日本某股势力的支持，而且在试图劝说日本驻华公使也对这股势力进行支持。至于这股势力到底是谁，其实也不用多猜。在日本，北一辉这个非国民的名声足够响亮。作为公认的对华友好派，也是日本这次“昭和维新”的发动者以及领导者，北一辉自然是中国要支持的对象。

“如果贵国真的希望日本能够达到贵国的这种程度，那么贵国准备怎么实现你们的想法呢？”日本驻华公使问道。

“一个国家如果处于全面的混乱局面，是注定无法进行自身建设。同样，如果一场变动之后仅仅是最终恢复原状，那么流淌的血，牺牲的人命价值何在？”顾维钧慢慢的说道，“阁下想必是知道我的个人经历。满清覆灭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因为满清是肯定会覆灭的。但是在北洋覆灭的时候，我却觉得心里面天塌地陷，我所知道的中国好像跟着北洋一起覆灭了。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对我说，十几年后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强大更富裕更文明的中国的外交部长，我一定会认为那个人是在胡说八道。”

搞外交的很多话其实不用说的这么明白，既然顾维钧已经把话说的这么明白了，日本驻华公使也完全理解了顾维钧的想法。这是在劝说日本驻华公使投靠“昭和维新”派，而且不是驻华公使一个人投奔过去，还要让驻华公使回去煽动尽可能多的人投奔“昭和维新”派。

日本驻华公使并不反对这种建议，正如顾维钧所说，日本驻华公使很清楚顾维钧这传奇般的人生经历。能够在先后两个政权出任外交部长，而且顾维钧本人并没有遭受到任何“叛徒”的指责，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玩味的事情。

或许是很顽固的坚持者中日的敌对立场，日本驻华公使很快就冷静下来，他虽然认同顾维钧所说的“过去”，不过他也发现了顾维钧很巧妙的隐藏的一个事实。那就是顾维钧并没有主动选择新的人民党政府。在北洋覆灭的时候，顾维钧仅仅是承认了失败的实施，以投降的方式表示了对新政府的态度。如果顾维钧当时选择的是公开抛弃北洋政府，主动投奔人民党政府。想来他的名声绝对不会像现在一样值得称道。

不管什么时候，为了谋取利益实施叛变行为的叛徒会被打上不可磨灭的叛徒印记。

顾维钧很快就理解了日本驻华公使的沉默，他笑道：“如果公使阁下并不认同昭和维新的理念，也不希望日本走上中国的道路，那么可以完全不理会我说的这些。如果阁下是真的认同昭和维新派的理念，是真的希望能够为日本人民做一些事情的话，我想阁下也自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道不同不相与谋，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样。顾维钧本人也是前几年才明白了人民党所宣称的“无产阶级”的概念。例如他顾维钧就是一个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决心一辈子吃外交饭的人。顾维钧既不想拥有资本，也没想过要独占什么权力。当然，从个人利益角度而言，顾维钧也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承认，得到相应的报偿。

人民党反复讲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顾维钧当然希望中国的现行制度能够保护无产阶级利益。从这个阶级立场的角度来看，顾维钧觉得无论是占有土地的土地分封制度，或者是占有权力的权力分封体系，或者是占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是无产阶级制度上的敌人。

尽管顾维钧本人与地主、封建权力者、资本家，都这血缘或者师友的关系。尽管顾维钧本人即便是觉醒了阶级觉悟，也没有让他产生什么仇恨的感觉。但是顾维钧已经很明白，在现有的制度与旧制度的斗争中，顾维钧会因为亲情去同情甚至在生活上给与同时拥有“阶级敌人兼亲友”帮助，可顾维钧是不会再站到阶级对立者的立场上去，不会去支持这些人希望维持的制度。

顾维钧对这个认知有时候感觉很苦恼，人类毕竟是感情动物，人类是拥有肉体的生物。纯粹理性的判断经常会给感性带来相当的痛苦，而这感性引发的精神痛苦也经常会带给肉体痛苦的感觉。所以对日本驻华公使的沉默，顾维钧非常能够理解。

人民党中并非没有“叛徒”，尚远、蒲观水、严复，还有很多人都是真正的叛徒，他们也在人民党中获得了地位与声望，在退出政治舞台与人生舞台之前，他们还有着巨大的权力。然而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为了追求这些地位、声望、权力而背叛以前的效忠对象。他们参与革命的原因仅仅是他们希望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并且矢志不渝的为这个革命理想而奋斗。对于顾维钧这样的人来讲，想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

在顾维钧尝试着劝说日本驻华公使的时候，日本天皇裕仁也感到了巨大的痛苦。在他面前跪着的是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伏见宫博恭王并不是因为接受了昭和维新派的建议，前来探望天皇的安危。而是在海军爆发的叛乱中被抓了起来，海军的叛乱者们把伏见宫博恭王作为“礼物”送给掌握着东京的昭和维新派，然后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