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黎明-第8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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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并不想在蔡元培这件事上歪曲事实，因为这事实根本是藏不住的。浙西的百姓都在，人证物证俱全。蔡元培自己对自己所干的事情也供认不讳。
陈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真的是个“知行合一”的家伙。马相伯极为关注陈克在浙西的审判，加上周树人创作的一系列戏剧作品在各地公演。经过仔细对照，马相伯在陈克的书中都找到了对应的内容。
秦律规定了一套诉讼制度，公室告与非公室告。人民党就有刑事的公诉人与民事的举证申诉体系。
秦国审判机关为中央、郡、县三级。人民党有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分别。
在秦国中央，皇帝掌握最高审判权。廷尉审理全国案件。御史大夫和监察御史对全国进行法律监督。人民党完全照抄，有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制度与区别。周树人的戏剧里面在这些方面是极力强调的。
在细节上，在秦国，诉讼可以由受害人提起，也可以由国家官吏提起。审讯时一般不主张刑讯逼供，重视现场勘验和搜集证据，实行“爰书”报告制度，判决后准许上诉。
甚至连秦国法庭审判过程中，“在犯人发表陈词的时候，哪怕是法官明知犯人是在说谎，也不能打断犯人陈述”的要求都毫无二致的被贯彻了。
不管你想什么，只管你干了什么。干了什么之后，触犯了法律就得承担起责任来。
陈克所赞美《秦法》的存在，“秦朝定罪量刑的原则有：确定刑事责任能力；区分故意与过失；区分犯罪后果轻重；共同犯罪和累犯加重处罚；诬告反坐；教唆犯加重；自首减轻处罚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觉的古典法治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秦法之前，中国是礼治时代。秦之后，中国是人治时代。只有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国走进了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社会。这是中国民族在原生文明乃至整个古典文明时代最大的骄傲，最大的文明创造。”
然而在文人们看来，这根本不是“最大的骄傲，最大的文明创造”，这是严刑酷法，这是泯灭人性。
马相伯对浙西百姓的遭遇当然是深感同情的，他认为浙西百姓即便是行事过激，也不到死罪的地步。同样，马相伯认为人民党不管蔡元培有什么想法，甚至有什么苦衷。只是以参与412大屠杀中为由判处蔡元培死刑，同样有失公允。若是没有北洋袁世凯的煽动，若是没有冯国璋的支持与篡夺，若是没有地方上的地主士绅拿着鸡毛当令箭，大肆利用蔡元培发动的“清党”命令来清除异己。浙西也绝对不可能杀成那个样子。
在这些方面，人民党甚至在法庭的审判过程中调查的很清楚。所以马相伯很不理解，既然人民党不愿意冤枉蔡元培，为什么人民党就不能因为蔡元培的苦衷而放过蔡元培一马？
所以马相伯不能不怀疑人民党坚定的态度背后的理由。难道是因为蔡元培公开反对过人民党么？难道是因为蔡元培公开抨击公开指责过人民党的各种政治纲领么？难道是因为这些，人民党就要借了人民的名义砍了蔡元培的脑袋作为警示？
基于这些顾虑，马相伯才出手试图营救蔡元培。人民党到现在为止所建立的功业是不容否认的，然而人民党所表现的冷酷无情毫无优容之心的举动让马相伯很担心。这样一个完全由年轻人所组成的强大政治力量会不会一路奔上秦国的老路。马相伯相信，如果事情真的如此发展，那不仅是人民党的悲剧，不仅仅是马相伯相当赞赏的陈克的悲剧，不仅仅是加入了人民党的那些复旦公学学子们的悲剧，更是天下文人的悲剧，是整个中国的悲剧。
当年马相伯只是对陈克有种说不出的警觉感，那时候陈克只是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请求严复收陈克当弟子的时候，马相伯更多是想帮陈克一把。没有想着在人民党里面先布下什么棋子。更不用说严复绝非是那种给别人当棋子的人物。
现在，马相伯发现他除了能够找严复帮忙之外，竟然没有其他门路可找。听到严复那句“那相伯先生现在是想让我站在文人这边了？”，马相伯觉得心里面一阵冰凉。这话的意思竟然是严复也认为蔡元培该杀。
马相伯正色说道：“几道，孑民的过失若是让他以死相赎也不过分。若是不存慈悲怜悯之心，只是一味行苛政，这就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这就是前车之鉴啊！”
“一味行苛政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严复忍不住大笑起来。虽然陈克从来不自诩历史学家，但是陈克爱讲些历史。还把讲述的历史与人民党的现实相结合。
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首先是内部秩序的崩坏，李斯参与赵高的谋逆行为，篡改遗照，扶植胡亥，杀死扶苏与蒙恬。然后又是对自家兄弟大肆屠杀。在这番胡作非为之后，整个秦朝的内部秩序荡然无存。这是陈克反复强调组织纪律的原因。想攻破坚固的堡垒，要么是这些堡垒脚下的基石变成了沙砾，这个堡垒轰然倒塌。要么就是堡垒内部大乱斗，导致内部一片混乱。秦国的崩溃的确与秦国制度不完善有关，严酷的秩序也的确导致了内部乱斗的扩大化。但是严复已经很明白，马相伯所说的秦国残酷法律和秦国崩溃之间的关系并非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站在文人立场上的态度。
马相伯看到严复大笑到眼泪都差点笑出来，忍不住有些气恼的问道：“几道为何发笑？”
严复好不容易收起笑声，“相伯先生，我实在是没有看出来我们人民党到底用了什么严刑酷法。”
马相伯大声说道：“我看你们这次公开的名单，杀人数以万计。哪朝哪代见杀人有这杀法的？”
严复严肃的反问道：“相伯先生，你既然关注此事。你觉得这里面哪个人是罪不至死的？你若是发现了就可以提出申诉，我们人民党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冤假错案。这种心情我们只怕比您还强烈些。子曰：民无信不立。我们制定法律，执行法律，我们最怕的就是冤假错案。”
见严复态度如此强硬，马相伯也有些来气，“几道，我不是说你们要行冤狱。对文青和你的人品，我是信得过的。我说的是你们所制定和执行的法律太过于苛刻！”
即便马相伯明确表示“信得过陈克与严复的人品”，但是这种善意并没有让严复觉得开心。相反，严复已经明白自己和马相伯已经没什么好说了。这种善意下所表达的是马相伯对人民党基本理念的反对。斟酌了一下用词，严复缓缓说道：“相伯先生，我们人民党也相信人品这一说，但是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标准是实事求是，是看这人干了什么。您相信我和文青的人品，这是您对我们的肯定，我很感动。但是若我与文青犯法，我们也得伏法。”
这下马相伯彻底变了脸色，“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杀孑民不可了？”
严复的脸色也变得极为无奈，“相伯先生，我们没有一定要杀谁的意思。若是相伯先生相信我和文青的人品，就请你相信这点。我们对孑民绝无恶意，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是他自己欠下了人民的血债，人民要他偿还。杀人是要偿命的。相伯先生你总不会反对杀人偿命的道理吧？”
马相伯好歹也是个大学问家，即便认为蔡元培不该死，但是他也没办法说出杀人可以不用偿命的道理。
严复继续正色说道：“相伯先生，我们们相识以来，我真的很珍惜咱们之间的情谊。所以我就直言了，若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还请您担待。现在肯定有人觉得我们想杀孑民，是因为孑民骂过我们。我得向您说，这不是事实。不用说远的地方，就在这个上海骂过我们的人到底有多少，您应该很清楚。我们把他们抓起来杀了么？我们把他们抓起来了么？没有啊！您也举了王士珍的例子，他岂止骂过我们，他还带兵来和我们打过仗呢。他还杀过我们的战士呢。但是我们杀他了么？没有啊！打仗各为其主，上了战场的就是知道我们有可能会被敌人打死，我们因此报仇了么？没有啊！我们人民党没有我们自己的私仇，骂过我们算什么？只要不触犯法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论自由。正当的言论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人民党通过法律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但是我们保护的权力是不包含杀人的。我相信您一定可以理解这点。”
马相伯感受到了严复的诚恳与无奈，他很了解严复，严复从来不是一个热衷于给自己辩护的人，严复个性中甚至极度缺乏给自己的行为的态度。能让严复说出这样的话，已经是极为罕见的事情。不过严复的话深深的刺激了马相伯，在这番话中，严复要表达的只有一个核心，那就是“国法无情”！
若是在满清时代，有人提出这等观点，并且尝试着去真正执行。马相伯会觉得天下恢复了朗朗乾坤。但是听到马相伯十分欣赏信赖的严复说出此话，马相伯却感到了一种寒意，那仿佛是晴朗的冬日夜晚，观赏明月时感受到的几乎能冻死人的寒意。好不容易压制住心中的不安，马相伯问道：“几道，我知道你不肯为此事见我。所以今天我如此无礼的要见你，其实也只是想最后和你说一次此事。我想问你，可有法子饶孑民一命？”
严复微微摇了摇头，脸上都是遗憾的神色，“法律不容亵渎。”
莫道前路无知己193章蝴蝶的翅膀（十）
“冯主任，你果然要发这篇文章么？”沈曾植一进冯煦家的客厅，就冷着脸瞅着冯煦说道。天气不错，阳光从三楼阳台直射进客厅，把客厅里面照的亮堂堂的。加上屋里面的煤炉上接着的烟囱均匀的释放着的热量，尽管冷着脸，舒适的温暖仍旧让沈曾植的脸色看上去好了很多。
冯煦当然知道沈曾植这个“冯主任”的称呼里面颇具恶意，自打安徽教育学院从凤台县迁到了安庆之后，一度是“前清罪官收容所”的文史馆也迁到了安庆。随着人民党的解放区越来越大，对前清官员的高压态度也放松了。现在的文史馆也就是少数真的喜欢文史工作的人，以及实在不愿意出去找普通工作，或者找不到差事的家伙们混饭吃的地方。
沈曾植是安徽文史馆的副馆长，虽然冯煦几次建议沈曾植出任安徽省图书馆的馆长，而且沈曾植也“兼任”了图书馆副馆长一职。不过沈曾植偏偏还是要把自己的单位定在文史馆里面。沈曾植自己对此的解释是，“一个亡国老囚，还有什么资格挑挑捡捡的？”
人民党不愿和沈曾植一般见识，加上沈曾植倒也聪明，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说一句关于政治的话。也就是几个和沈曾植关系很好的人才听沈曾植自比过遗老，人民党在安徽搞过多次宪法普及工作，“言论自由”这一条大家都学习过。哪怕冯煦公开这么宣称，也不符合入罪的条件。既然人民党如此优容言论，大家当然不更愿意在背后嚼舌头了。
沈曾植在图书馆工作着实卖力，人民党攻克了北京之后，沈曾植还去参加了国家大图书馆索引编撰工作。回来之后还是真心赞扬了人民党对图书工作的重视，认为国家大图书馆以及各地图书馆的确是真正尊重文化。
冯煦知道人民党是坚决主张“物勒工名”的方法，所有图书索引上都有编撰者的姓名。沈曾植此时不认为这是代表了“不信任”，反倒因为自己名列其上而觉得有些洋洋自得呢。
“沈老弟，你先坐会儿，让我把这份住房调查表填完。”冯煦带着沈曾植回到书房，坐下后说道。冯煦没什么积蓄，被俘之后也就认命了。重获自由之后，他把自己的家产都给卖了，所得的钱大部分分给家人。只给自己留了点钱在安庆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有六十几平方。人民党正在解放区大兴土木搞基础建设，每个人都要申报自己的财产情况。冯煦正在填写的就是标准的房产登记表。
带着老花镜仔细研读了表格上的内容，冯煦用钢笔把表填完。这才转头问沈曾植，“沈老弟，你填完了么？”
沈曾植是个书法家，收入远较冯煦，他买了一套三室两厅两卫的公寓，价格足足是冯煦的两倍以上。听冯煦这么问，沈曾植冷笑一声，“我怎么敢不填，人民党杀自家人都毫不手软，对我又如何会放过。”
冯煦知道沈曾植说的是人民党近期的“三反工作”。仅仅反贪污这一项，就杀了好几个官员，入狱的官员更多，整个政府里面为之震动。
但这些明显不是沈曾植找冯煦要谈的东西，沈曾植指的是冯煦最近为了参加文化斗争而写的一篇名叫《上下小析》的文章。文章里面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与“惟上智下愚不移”这两句话展开陈述，认为先秦前血缘宗亲社会的刑礼观上看，远古时代，社会的所有成员，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