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黎明-第7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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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搞新制度还是有必要的，孙中山就是当下中国唯一能够在政治制度构架上能与人民党对抗的那个人。
“孙先生不在北京，北京最近的情况如何？”蔡元培问道。
“北京天津几乎变成了兵营，大家都在准备打仗。”送信人连忙答道。他知道蔡元培对孙中山的欣赏，若是蔡元培一定追问孙中山的近况，送信人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何时可以开战？”蔡元培问，虽然北洋上下一直吆喝着要打仗，但是什么时候都是征兵，练兵，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动静。
“这就不知道了。”送信人答道。
“我知道了。”蔡元培答道。他也知道信使去北京不是确定这件事的，现在全国街头巷尾的议论多的是，若是他们所说的是真的，那么战争早就打了几十次了。信使没有回来“贩卖”沿途听到的谣言，这让蔡元培相当满意。
等信使出去之后，蔡元培无力的坐在空无一人的屋子里面，他不仅在想着北洋什么时候开战，他也同样疑惑人民党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毫无动静。
人民党当然不可能没有动静，1913年就有同志认为全面解放战争会爆发，1914年人民党继续作战，外国也试图干涉中国事物，人民党内认为全面解放战争会爆发。陈克都力排众议，要求根据地按部就班的完成征兵、训练以及工农业生产工作。
到了1915年，北洋进入了大规模扩军训练的阶段，人民党内部的同志在这方面都有足够的经验。北洋军号称200万，这种规模的军队没有一年多的训练装备，根本不可能普遍拥有战斗力，特别是拥有配合作战的能力。根据人民党情报部门收集确定的情报，北洋军号称的指挥中心连作战参谋都没有配齐，更不用说已经有的参谋基本都是办事员，根本没有作战经验。所以大多数同志都认为全面解放战争会在1916年下半年开打。
与前几次一样，陈克又出来力排众议，他认为北洋的战争会在1915年8月左右开始。同志们不敢不信，他们要求陈克给出明确的理由。到了1915年4月底，陈克终于召开了人民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会议上陈克终于解释了这个问题，“北洋面临输入性通胀的问题。根据最近的情报总结，输入性通涨已经突破阀值，进入全面爆发阶段。”
“输入”是同志们通过输血、输水等具体事情建立起的概念，“通涨”则是上课时候学到的经济学名词。两个词分开，大家都明白，把两个词连起来，又给定了个“性”。同志们就感觉理解不能。
陈克也没有让同志们猜测的打算，他解释道：“北洋遇到的输入性通涨，指的是北洋的经济体系之外的某个经济体向北洋经济体系内大量输入货币。在经济体系内部生产能力没有全面得到提升的当下，货币流通量超过了交易量，导致的通货膨胀。”
这么学术的言论依旧让同志们感到难以理解，路辉天在这方面比较灵活，他第一个想明白了，“陈主席的意思是英国人给了袁世凯大量白银，袁世凯把这些白银铸成银元在北洋发行。英国人向北洋提供了输入性通涨。”
有些同志明白了，但是有些同志还是不太明白，“这真金白银的，又不是滥发纸币。怎么能称为通涨呢？”
人民党实施了法币体系，内部流通的是纸币。对于货币发行，人民党是非常担心通涨问题。央行在发行货币的时候相当的小心，专门成立了项目审核部门，也就是国资委。纸币这玩意若是没有国家支持就是废纸，擦屁股都嫌硬。而北洋的银元却货真价实，在一些同志们的观念中，这玩意极难与通涨联系到一起。
“如果只是多了银元，这不是问题。”陈克解释道，“但是大量货币现在不是平均进入流通领域，而是针对性极强的在某几个部门出现集中。北洋军不能喝西北风，他们得吃饭。货币大量进入粮食购买体系。当下我们占据了黄淮平原这个产粮区。北洋单靠河北山东是没办法养活这几百万军队的。而且我为什么要说阀值？百姓也得吃饭，如果粮价在比较高的位置上维持一段时间之后，人民逐渐把手中的粮食给卖掉了。现在北洋没粮，人民也没粮。大家憋着劲等着今年夏收的粮食。”
“今年夏粮谈不上丰收，却也不是什么问题吧？”河南的同志紧挨着河北山东，他们对北洋今年的收成比较有发言权。
“就因为没有问题，所以才会出问题。”陈克答道。
这种神棍般的发言让同志们感到很是不满，陈克在大事上经常如此，他总是靠着他自己明白的道理来推断事情发展，只有在事后同志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事情会这么进行。在事情发生前，无论大家怎么与陈克讨论，总是会有一种驴头不对马嘴的感觉。所以不满归不满，人民党的同志们确定两件事。第一就是按照陈克主席的思路去规划未来的战略。第二则是认真观察与收集情报。以便在未来的研讨会上能够总结出问题来。
在人民党中，能不能跟上陈克的思路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倒不是同志们的意见与陈克相左会带来什么打击报复，而是那些能够理解陈克思路的同志都能够得到更快的提拔。这是件不能忽视的问题。既然大家都尊陈克为领袖，尊陈克为导师，那么学生那里有不好好听老师讲课的道理呢？
莫道前路无知己七十七章结束的开始（二）
“征兵工作也已经完成了目标，今年3月，最后一批40万新兵已经征集到位。包括预备役在内，现在工农革命军共有300万部队。”在陈克讲述完了对北洋的预测之后，国fang部部长华雄茂开始讲述战争准备情况，“共编制了20个军，80个师。预计满员情况下共有200万部队，野战军有110多万部队。海军与空军数量共有五万。一线部队数量大约有120万。铁道兵40万，工程兵60万，其他预备役部队80万。军委的计划已经完成。”
参加四中全会的党代表中有过从军经历的比例超过60％，同志们对部队数量大概也有一点概念。北洋军全部兵力是工农革命军野战军数量的两倍，但是这个比例并不足以形成北洋军绝对优势。工农革命军的根据地练成一片，这几年的战备可不是什么都没干。根据地30万铁道兵玩命的修建铁路，几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全部通了火车以及航运。理论上工农革命军可以在六天左右时间把一个军十万人的部队连同装备从最北端的黄河北岸运抵到湖南去。再用十天时间让部队步行到广西的海边。或者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把一个军的部队从东海之滨的连云港进入陕西西安。半个月贯穿大半个中国的南北东西，在1915年的中国只有人民党一家能够办到。有这样的机动能力，又只用面对分为两大军区的北洋重兵集团，数量上的劣势反倒不明显。
说完了兵力准备，华雄茂开始谈起部队装备，“武器弹药生产以及储备工作也都完成，为了解放战争我们准备了两亿发子弹，摊到北洋军头上，一个人大概能分到100发。唯一问题是重炮数量不足北洋军。除了100口径的重炮之外，我们部队中的迫击炮，37炮，75炮数量都超过北洋军。发挥部队训练的行军优势，北洋军的重炮根本追不上我们的行军。”
“这次要实施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么？”有党代表提出了这个问题。
“战术范围内的诱敌深入是必然的，但是战略背景下我们不会有任何退却。就是在与北洋的交界上进行战斗，歼灭敌人的进攻部队。”华雄茂做了回答。
“为何不采用先发制人的战略？”这个问题一问，不少代表们都来了精神。
“陈主席已经介绍的很清楚，北洋军遇到极多问题。他们每晚打一天，难度就大了一天。如果拖到明年再打，北洋军自己会先崩溃。先发制人的战略固然有其好处，不过整体上看，我方已经掌握了战略主动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主动权会越来越大。我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开战，可以今天打，也可以明天打。但是每过一天北洋军的日子就难过一点，他们对开战的选择范围只会越来越小。越是想准备的更完善一些，他们就会发现局面会向他们更不利的方向发展。”面对当下的局势，华雄茂非常有信心。
“那么按照咱们的估计，北洋军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对他们最有利？”有代表忍不住问道。这么不合时宜的话一出口，立刻招来不少人的白眼。可是代表也不在乎这个，能向军委质询这种问题，本身就能给人极大的满足感。
华雄茂倒是不太在乎这个，军委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工农革命军何时作战有利，还要讨论北洋军如何进攻工农革命军才能起效果。如果做不到知己知彼而是一味的夸大自己的优势，纯粹是自寻死路。所以华雄茂坦然答道：“他们最好的时机是今年三月。可是北洋军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已经五月初，我们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了。”
华雄茂在武汉向党代会同志介绍军事准备的同时，远在北京的北洋陆军部也作着战前动员工作。王士珍是从不抱怨的人，对他这等人物来说，早就彻底明白抱怨是根本没有作用的事情。可王士珍在北洋军军事会议上还是忍不住说道：“这次我们彻底失算了。原本以为陈克会主动出兵夺取浙江，可人民党始终按兵不动。浙江等地清党时乱作一团，无法出兵。现在再出兵的话，人民党严阵以待，只怕是没有可乘之机。”
王士珍嘴上的抱怨远不如他心里面的不满，其实早在年初，王士珍就建议在三月份以精锐部队进攻人民党黄河以北的地盘，并且趁机渡过黄河，在黄河以南打下钉子。
即便王士珍身为陆军部大臣，理论上他可以命令陆军里面的任何人去打冲锋。下面的军头几乎是集体反对这个军事计划。以往北洋对上人民党屡战屡败，统帅弱旅的军头们虽然都不是特别有分量的人物，但是他们都有自知之明，若是这些弱兵去攻打人民党纯粹是送命。段芝贵不就是在河南战败后最后一命呜呼的么？
有分量的人物更不肯去触这个霉头。能不能打败人民党尚且是很难说出口的事情，即便是胜利，也注定是惨胜。吴佩孚的第四军与日本血战一场之后元气大伤，北洋军迅速给吴佩孚补充了部队，但是年初吴佩孚进行的大规模操演中，私下前去观摩的各部队军官都忍不住暗自摇头。就操演的表现来看，吴佩孚的第四军水准大跌。
这还是人民党看在吴佩孚打了日本人，算是个抗日英雄，所以全力救治了近两千重伤员，又把这批人给吴佩孚送回来。其中有七百多好的比较快的伤员重新归队，吴佩孚这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操演。若是没有这么多老兵以及军官的加入，吴佩孚只怕连大规模操演都办不到。
特别讽刺的是，这是北洋军第一次亲眼见到自己部队的复原能力。以往的战斗，人民党的歼灭战根本不给北洋军恢复的机会。眼瞅着一支能够在日照血战并且驱逐日军的劲旅，仅仅一次战斗就失去了战斗力。强弱转化如此迅猛，这不能不让诸家军头格外“谨慎”。
但是北洋军真正能拍板的是袁世凯，王士珍给袁世凯的理由很是“特别”。他的战略策划点并非是北洋的长处，而是针对人民党的“短处”。王士珍的建议很简单，“人民党每年从1月到4月，军事训练都会比较少。各个部队在尽可能的帮助百姓兴修水利，这时候他们力量最分散，若是我们能够出兵，人民党就不得不集结力量，难以在整个河南实施收买人心的行动。这为咱们以后进攻河南也有极大好处。”
不能不说这想法不对，好歹王士珍抓到了人民党最传统的一面。任何时候都要发展生产力，任何时候都要与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过袁世凯的看法倒是完全不同。“聘卿，我们准备的并不完善，既然到4月人民党都不会主动出击，我们倒是可以全力备战。”
王士珍很难得的与袁世凯争论起来，若是按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标准，北洋什么时候都准备的不完善，人民党貌似什么时候都能好整以暇从容应对。在北洋军的各级军官挥汗如雨拳打脚踢着训练军队的时候，人民党还有余暇帮助各地百姓干农活。
袁世凯的老家项城一带属于古时陈州的地界，水运发达，粮食产量极大。只是满清几百年的恶政让这好地方逐渐衰落了。人民党占据河南不过三年，土改之后每年都要出动数万军队与当地百姓一起从事水利基础建设。据从项城来的情报，整个周口所有土地都被改造成了水浇地。成片片的平整农田被一道道河渠环绕着，探子说起周口的现状，明显有种目眩神迷的样子。他信誓旦旦的保证，以周口的现状，绝不可能有饥荒。
“大总统，人民党收买人心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让他们继续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