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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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邹容也并未坚定跟着陈文强的信念，抱着试试的态度，他被陈永强领到了卢家湾。这里不仅有工厂，有实验室，还有陈永强的住所，就在实验楼的旁边。

“呵呵，这有点乱，但屋子足够多。”陈文强讪讪一笑，说道：“嗯，我找人把旁边的屋子收拾出来，你就先住下。”

这些日子里，每天早上陈文强简单安排一下工作，大部分时间便是在实验室里度过。需要休息或放松的时候，他便回到住所翻阅从海外邮来的科学期刊，或者是看一些外国人所写的有关革命的书籍，以便更加适应这个即将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陈先生直接读英文书籍？”邹容有些惊讶，他勉强能译出书名，但要让他通读书籍，他自问是做不到的，而且，还有德文、法文的杂志，这个陈文强竟有如此本事？

“英文的是没问题。”陈永强拿起这两本书说道：“我感觉写得非常透彻。这本书，几乎承载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苦难与未来理想。而中国一点都不比法国缺少这样的问题。从我个人观点来看，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思想自身的演进，都要求国人的历史反思达到同等的水平。引用托克维尔的话：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人们的所作所为。如果不能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邹容简直是肃然起敬，又有些好奇地问道：“陈先生，您读书很快，又能记住，是不是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陈永强想了想，笑道：“可能还达不到那个程度，但我记得是三天看完这本书的，现在只能记个七七八八。”

“您，您简直是太谦虚了。”邹容觉得肃然起敬已经绝对不够了，但也有些遗憾，摇头道：“可惜我英文水平太差，却是读不了这本书。”

“这有何难，我给你念，你记录，咱俩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再找查理印刷出版，让国人都能看到。”陈文强笑着说道：“思考的人越多，行动的人也就越多。至于《革命军》，你就不用管了，我一定让它成为中国的《人权宣言》。”

“我想，还是再修改一下更好吧？”邹容有些不太确定地说道。

“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比其他国家更为聪明，而在于她有更多能力修补自己犯下的错误。”陈文强摇了摇头，说道：“这是托克维尔说的。在目前来说，即便是有缺陷，也要公之于众，振聋发聩。以后再慢慢修补，这样更好。”

“那好吧！”邹容点了点头，算是最后决定下来。

“对了，你日语怎么样？”陈文强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开口问道：“能写书信吗？”

邹容迟疑了一下，谦虚地说道：“简单的应该可以，如果要求很高的话，恐怕就不能胜任了。”

“那你帮我写一封，我要跟一个日本人联系一下。”陈文强突然若有所思，似乎在最后考虑。

……………

到19世纪70年代，人类对细胞的观察在德国进入了黄金时代，这得益于德国两大工业发展：一是光学工业，制造出了更加精良的光学显微镜；二是染料业，细胞学家们尝试了各种染料，试图使不同的细胞、细胞的不同结构能不同程度地被染色，以便在显微镜下区分。

1890年，德国犹太年轻医生保罗·埃利希在r。科赫教授领导的传染病研究所任职，科赫是著名的细菌学家，他首创了“细菌染色法”――即用染料使细菌着色的办法，为细菌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

细菌染色法的创立，使科学家们能够使染料特定地附着在病原体上染色，而不附着人体细胞。从此以后，寻找治疗疾病的“魔术子弹”便成了很多科学家的梦想和实践，并为日后的靶向治疗提供了理论模型。

之前曾经提到过，陈文强从外国化学杂志上知道了一种化学药品“阿托西耳”（学名氨基苯胂酸钠），能够杀死锥形虫，但副作用极大，往往使病人失明。而当时的化学家已经测定了阿托西耳的分子式，证明它只有一条含氮的侧链，难以被修饰。

但陈文强却知道化学家们所测定的阿托西耳的分子式是错误的，它还有一条不含氮的侧链，能够进行修饰，并且其合成衍生物的一种便是历史上第一个治疗梅毒的有机物，商品名为为606，又叫砷凡纳明。

对于陈文强来说，他太需要一种能赚快钱的途道了。所在，这段时间陈文强便是在王卓然等助手的协助下，在实验室里全力地合成衍生物。有正确的理论和方向，陈文强自然不用象历史上606的发明人那样合成千余种样品再进行甄选淘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文强和助手合成出了二十四种样品，并整理了全部流程。

按照陈文强的判断，他很确信砷凡纳明便在这二十四种样品之中。而有这样的自信，并有这样的速度，绝对会让人瞠目结舌，惊掉一地眼珠儿。实际上，陈文强不仅是投机取巧，而且别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则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困难是如何验证这些衍生物对于梅毒病菌的有效性，建立一个生物细菌实验室，再招聘到生物细菌专家来研究，显然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在陈文强被逼得产生了要绑架囚禁一些感染梅毒的坏蛋进行不人道的“活体试验”时，从日本传来的一个消息，让他一下子看到了希望和曙光。

……………

第八十二章革命指南，以人试药？

美国的民主从法国学，之后法国人也需要向美国人学习民主。而向法国人介绍美国民主的，是这个叫作托克维尔的旅美法国青年。法国有托克维尔，中国有托克维尔吗？

托克维尔不应该是一个人名，而应该是一种象征。他象征着：无论多么伟大的国家和民族，都有需要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的极大必要性。或者更加精确地说：无论一个民族自身拥有一种多么伟大的传统，它依然可以在这个传统上从其他民族学到能够丰富更新这个传统的精华。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和统治的人们，一旦被减轻了压力，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的忍受着苦难，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废除苦难时，他就变得无法忍受了。苦难减轻的时候，人们对苦难的感觉却更加敏锐了……”

“……革命之后，似乎只有人民从他们所有主子的过错和失误中得到了好处，其实他们即使真正挣脱了主子的统治，也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听凭他们吸取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的束缚……”

“……革命家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决不能认为这些新人是一时的、孤立的、昙花一现的创造，他们从此成为一个种族，散布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区，世代延续不绝，到处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点……”

在托克维尔生前，他的著作只法文本便出过十三版，逝世后出到十七版，尚有两种全集本。之后，共有英、德、荷、匈、意、丹、俄、西班牙、瑞典、塞尔维亚等十种文字的译本先后问世，而且有些国家不止一个译本和不止出版一次，英国和美国就有六十多个英文版本。

日本在明治14—15年（1882—1883年），肥冢龙曾以《自由原论》的书名，由英译本转译上卷出版。至于中文的译本，直到一九六八年才有香港今日世界社秦修明等人转译出版，但这个译本并非全译，删去了全部注释。

所以，在陈文强口中翻译过来的文字，听到邹容耳中，从他的笔下汩汩流淌，给他带来的是全新的感受，是那种由表及里的透彻，醍醐灌顶般的领悟。

托克维尔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列举收集的大量资料。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暴力血腥运动不断，更给了邹容不小的震撼。

“这个，我到底不是专业的翻译人才，谬误在所难免。”陈文强放下书，自嘲道：“但其中的大意应该是不会错的。窃以为在国难深重的现在，激发出革命的热情是相对容易的，但象托克维尔这样，能够进行冷静思考，并且有着透彻的洞察力的理论家，却几乎没有。比如法国大革命，初衷是追求自由、平等、民主，虽然把皇帝送上了断头台，但结果却充满了暴力与恐怖，并以独裁收场，几乎就是一场悲剧。”

邹容想了想，说道：“既是革命，岂有不流血而成功者？我一向有志学谭君，宁牺牲，亦以退缩为耻，大丈夫岂无勇于担当的气概？”

陈文强摇头，说道：“你这是迂腐，无谓死于满清屠刀之下，便是大丈夫气概？引颈受戮，只有觉得自己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之人才会如此。你自觉有罪，还是觉得该受审判？”

“革命无罪。”邹容很干脆地答道。

“这不就完了。”陈文强一摊双手，说道：“留有用之身，才能行大有为之事。怎么这个道理就那么难懂吗？动不动就羞于退避，动不动就担当气概，那国内的革命党是不是都要在脑门上写上字，国外的是不是都回来投案自首？牺牲在所难免，可总要有价值吧！你脑子要是转过弯儿了，那就按我说的办，《革命军》只署笔名，发表印行传播，都由我安排。”

邹容想了想，无奈地点头，说道：“那好吧，就按陈大哥的意思办。”

“把书先收起来，我口述，你用日文帮我写封书信。”陈文强见邹容被说服了，便岔开了话题。

药品研究出来了，可在验证上遇到了困难。而有可能改变困境的是梅毒的病原体——密螺旋体被发现了。与此同时，日本细菌学家秦佐八郎，又找到了用梅毒螺旋体感染兔子的方法。

希望由此产生，只要秦佐八郎能够应聘，或者帮忙验证这十几个衍生物是否有效，新药也就能从中挑选出来了。

当然，陈文强也有着被拒绝的心理准备。如果是那样，他就要走最后一步，以人试药。按照当时的情况，别说是中国，就是世界上也没有专门的对于临床试验的法律规范。所以，以免费治病的名义，是能够找到试验者的。

说起来很残酷，也不人道，但在新医药的推出时却是难以避免的。即便是在后世，有了“医学研究只有在受试人群能够从研究的结果中受益时才能进行”的规定，很多临床试验也并不尊重，甚至侵犯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更有隐瞒药物风险性、解释不清或只达成口头知情同意等事情。每年在临床试验新药的过程中或之后，全世界死亡的人数更是上以千计。

对于得了绝症，或是病得要死的人，有一线希望也不想放过。对于药物的毒副作用的考虑，十有会放到次要位置。治好了就捡着，治不好认命。这样的想法，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

第八十三章人生转折，操练

在内忧外患的亡国危机下，无数的仁人志士睁大着双眼，苦苦探寻着救国救民之路。由此，也产生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求学救国、商战救国、革命救国等各种理论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成为了中国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

在陈文强看来，这些理论和思想无一例外都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且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更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和影响。因此而显得偏激而不全面，激情而缺乏理智。革命这件大事，起码应该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但在这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历史上却恰恰缺乏这种能指引方向的舵手般的思想家。

而如同惧怕失态一样，人们往往惧怕着迷惘。因为人们通常需要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不论有多困难，大多数的人仍试图替自己内心的混乱找出解决之道，来解除灰色、模糊不清或模棱两可所带来的焦虑，邹容就是这大多数人中的一员。

连续两天，邹容都在记录陈文强口述的托克维尔的书，并带着错误或不完整的答案与陈文强争辩讨论。然后，或带着新的感悟，或带着新的迷惘，步履缓慢地走回陈文强给他安排的住处，又是一夜秉烛夜读。

在若干年后，邹容曾对在这段时间里的思想变化感慨万千，“刚开始，我还只是一种死不服输的心理，待到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所谓学术理论根本就是浅薄和幼稚，我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学会了逻辑思维方式，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起码在我看来，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