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荣耀-第3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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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基础教育依然保持十二年，但是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学子们可以做出选择，成绩优异者可以继续读国中四年级，成绩一般者可以改读技能教育。一般的少年六岁读书，国中基本上是十五岁了。虽然大明国民受教育时负担极轻，但是在这个时代，十五岁就可以成为家里的劳力，还要继续读三年，万一考不上大学，又得重来，白白浪费三年时间。所以一般家庭看到自己的孩子成绩一般时，就不大愿意让他们继续读国中了，宁愿让他们去当学徒或务农，给家里减轻负担，这使得国中越到高年级，学子人数越少。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大明现在人才缺乏，尤其是技术工人，二十多年也才培养出数十万，而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就是靠这些技术工人来支撑，以前专学方式培养技术工人过于理想化了。
刘浩然决定设立业学，即职业技能学校，从国中三年级学生中招收，分造作科、营作科、织作科、冶作科等等，分别培养机械加工、建筑营造、纺织印染、冶炼锻造等方面的人才，下面再细分专业。
由于业学是专门培养技能的，刘浩然决定以学校和工厂互相合作的方式办学，即某一家业学与当地几家工厂协作，根据工厂的需求招录和培养人才，费用国家包办三分之一，工厂负担三分之二，学子在业学里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工厂实习三分之二时间，三年毕业后即可成为该工厂的正式技术工人，而师资方面，理论知识则是业学专门从各大学聘请过来，实践操作则有工厂提供有丰富经验的老工人。这样是互助互利的关系，国家减轻负担，而工厂则得到他们急需的技术工人。为了让工厂积极配合，刘浩然决定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果愿意与业学合作的工厂，税收可以得到一定优惠，学子毕业后，在工厂遵守劳工律法的基础上必须在该工厂待满五年才可换厂。而业学毕业后技术工人也保留继续攻读大学的机会，而且和以前一样，满五年后有录取优惠政策。
不过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业学，那就是农作科，这个没有办法与工厂合作，刘浩然就别出心裁，让农作科业学与农业研究所、大学农牧系和大农场主合作，即可以获得理论教育资源，又可以获得实践场地和机会。而对于农业研究所和大学农牧系来说，他们一般专注于农业研究，至于耕种、培育等动手操作就可以由业学的学子代劳了，而对于大农场主来说，他们有相应足够的劳动力，但是缺乏有耕种放牧的实践能手。
业学建立了，那么此前的专学就没有用了。刘浩然决定将它们合并，归为各大学的分校或院系。
通过了解，刘浩然发现大明大学学子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此时的大明大学生是非常短缺的，算得上是天之骄子。在学考中，他们一旦考上了大学，便视为人生的一大转折，此生便无忧了，于是不少大学生开始荒废学习了，因为除了想参加政考和司法考的学子，一般人都没有什么压力了，只管等着毕业挣钱去了。所以有些工商业代表对聘请的少数眼高手低的大学生有些腹诽。
刘浩然准备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废除以前严进宽出的方式，改为宽进严出的方式。反正诸多专学合并之后，大学资源一下子多了起来，多招收学子不是问题，但是必须保证学子们毕业后的“质量”。
刘浩然决定取消此前大学分预备科和专科的制度，全部改为四年本科制，进行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主要包括人文教育、社会科学教育、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等，其中分为主修学科，核心学科（必修学科）和选修学科。各个大学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设立自己的核心学科。大学生入学后，先花一年时间学习高等基础知识，第二年开始学习核心学科，第三年进入主修学科学习。毕业后分别授予文学和物学科士学位，文学科士学位包括文学语言、艺术、设计、历史等，物学科士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农牧、营造、天文、地理、地质等等。一般科士毕业要修完六到八门核心课目，十二到十六门主修课目，六到八门选修课目，全部合格后再经过毕业论文才可毕业和授予科士学位。
至于法学、机械、冶炼、医学、商学等专业学科，则需要在考取硕士生之后才可攻读，一般毕业后直接授予该专业的硕士学位。
刘浩然提出一个设想，取消在学考中录取大学生，学考只是做为学生们国民基础教育的毕业考试，大学录取由各大学单独或联合录取，因为各个大学知道自己的特点，知道需要招录什么样的学生。而学考成绩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刘浩然觉得，应该给学子们更多的选择机会，那么各学校录考的时间必须错开，如南京大学一月份录考，江苏大学三月份录考，安徽大学五月份录考，这样学子可以先去南京报考南京大学，为了保险，还可以去报考江苏大学和安徽大学。而且学考合格后可以在一定期间里不限次地报考。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构想，必须经过学部、两院一馆、各大学讨论完善之后才能执行，而且执行起来也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不过主要原则和方向确定下来，其它都是细节了。
第二百七十四章 出巡之试点（一）
忙完这个，刘浩然又投入另一项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凑办上海县奉议会。
奉议会算是一个代议机构，成员为奉议员。为什么叫奉议会和奉议员，无非是刘浩然授权他们代民议事，可以奉旨议论民政，故而称之为奉议会。刘浩然想来好笑，奉议会这类似于后世议会的机构，居然要凭借自己专制的君权，不过在这个时代，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经过上千年的默化，皇帝的君权已经是神圣不可侵犯了，故而才有这算得上是滑稽的举措。
刘浩然曾经研究了传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议会制度，还有英格兰、阿拉贡等地区出现的贵族议会。这些西方**的雏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划分等级。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元老院其实跟酋长会议差不多；如现在英格兰已经从一个模范议会分成了两个议会，由贵族、主教组成的上议院，也叫贵族院，由各地骑士、市民组成的下议院，也称为平民院。
不过英格兰的两院职责并不十分明确，开会也是凑到一块开，国王给议会布置任务和听取汇报时。总是两院一起召开联席会议，并不是单独分开。而且贵族院占据主导地位，平民院则占服从地位。
在刘浩然的心目中，大明资政院就是大明的贵族院和上院，也是东方最早出现的议会。不过让刘浩然可惜的是，大明资政院却不是世界上最早的议会，看来议会之母这个称呼是抢不过的。真想不到，英格兰这帮日耳曼野蛮人后代，会走得这么快。是不是因为也居住在一个小岛，和小日本一样有着某种忧患意识，所以不停地吸收先进文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适自己的创新？
现在也该建立大明的平民院了。建立平民院刘浩然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他一直没有执行，主要是顾虑重重。现在大明大部分的乡镇，主流思想还掌握在理学等保守派的手里，缙绅文人也成了乡镇百姓们的代言人。一旦实现平民院计划，搞不好平民院的主导权就落到这些人的手里，到时刘浩然岂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刘浩然经过十几年的遣人四处调研，自己又出巡了一大圈，接触各地军民的意见，了解当地的群体结构，最后决定在上海进行试点。
选择上海试点自然是考虑到其特点。上海县原本就是一个不大的县城，原居民加在一起也不过十万余人，其余大部分都是外地迁居和常住人口。而且上海县教育程度高，工商业极其发达。在这里，除了势力强大的工商业主、银行家，还有一股势力隐隐可以与他们抗争。那就是劳工联合会。当地的缙绅文人势力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而刘浩然就是看中这一点。经过多年的扶植，劳工联合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势力庞大的团体，通过自愿和官方强制等手段，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工商业、银行、大农场的雇员和工人。按照《大明劳工会制律》，以县或城市或行业为单位设立劳工联合会，每年举行至少一次会议，推选理事会。理事会处理劳工联合会的日常事务，如监督雇主的雇佣和管理行为，监督企业如期如数缴纳劳工养老、医疗保险金，帮助劳工解决相应的困难。理事会最重要的权力则是集体谈判权，也就是代表其联合会所有的劳工成员与所有的雇主进行谈判，为劳工追求利益。
例如，明历三年，北伐基本平息，大明又重新全面对外贸易，而大明工商业者由于北伐军事订单的刺激，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贸易重新全面放开之后，商贸额迅速恢复和增长。在这种情况，安徽太平、铜陵。江苏苏州、镇江、松江，浙江湖州等地的劳工联合会便向雇主提出了增薪要求。
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谈判，终于雇主方与劳工联合会达成协议，根据各行业增长不同，劳工分别增薪一成到三成。
大明官府对这种集体谈判和劳工联合会却是极力支持的，因为已经明白制衡道理的大明中枢需要劳工联合会这一强有力的组织去制衡拥有巨大财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大工商业主。经过上千年的传统教育，大明文官们从骨子还是对那些唯利是图的工商业主们不信任。
而且整个大明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通过养老基金已经与大明的工商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自己的利益，大明的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也不愿意看到大明工商业出现动荡，这是因为劳工联合会拥有一个大杀器…集体停工权。
根据《大明劳工会制律》，理事会在集体谈判未果时，可以召开劳工联合会全体会议，劳工们可以参加，也可以数十人授权一人参加，或者通过邮寄方式投票。一旦劳工联合会全体会议半数通过，该劳工联合会下属的所有劳工可以停工三天。而且还可以向当地按察司提出申请，申请十天以上的停工。
按察司接到申请后，如果觉得雇主方的确毫无诚意进行谈判，会裁定允许劳工联合会进行十天到三十天的停工；如果觉得雇主方有诚意谈判，则驳回劳工联合会申请。
尽管按察司很少会裁定允许劳工联合会十天以上停工，但是为了平息劳工们的怨气，稳定市面，按察司会做出一些有利于劳工方的裁定，如允许劳工联合会进行五天的停工。
而劳工联合会还有一个权力，那就是每月可以进行一次为期三天的停工，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市面动荡，于是大明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给劳资双方施加压力，让他们回到谈判桌上来。重新恢复市面。
集体谈判权除了增薪之外，还有其他内容，如提高劳工福利待遇，增加劳工劳动保障，以减少劳工得职业病的几率。而集体谈判则由理事会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主导。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又非常乐意参与其中，因为一场增薪谈判成功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可以获得例如劳工两个月增薪额总数的报酬。一个劳工联合会至少有数千劳工，两个月增薪额总数该是多少？所以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恨不得劳工联合会天天向雇方要求增薪。而根据《大明劳工会制律》，受劳工联合会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有权查阅相应工商企业的财务账簿，雇主无权拒绝。而查阅到企业财务账簿的会计和律师自然清楚雇主赚了多少钱，为劳工争取多少利益是为合适。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本身就负有职业保密的责任，他们平日里为众多工商企业服务，非常清楚其财务和运行情况，自然要遵守为企业保密的责任。
当然了，《大明劳工会制律》也不是单单偏向劳工一方，当企业出现经营问题，利润下降或者亏损，雇主方也可以聘请律师与劳工联合会进行谈判，要求减薪或其它措施，以便让企业能够恢复。这时，雇主方就成了“保护”的对象，而劳工联合会也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不减薪和采取其它措施。一旦企业破产清算，劳工们将面临失业，因此也会做出适当的让步。
可以这么说，大明弘文院法学研究所一直认为《大明劳工会制律》是一个法律制衡的最佳典范。
而上海的劳工联合会势力在大明也是排在前列的，所以刘浩然选择在这里进行奉议会试点。
按照刘浩然的构想，上海县按照区域分成十五个选区，而每个选区按照人口的多少比例，分配一名到五名奉议员的名额，直接由符合选举资格的选民进行不公开投票选举出总计五十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