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1903-第2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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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心，只要时机一成熟，我自会自行下野，把权力还给人民。”
说罢，徐天宝又苦笑道：“只是此时此刻，我这番肺腑之言，又有几人能信呢？”
众人一阵沉默
“我信！”忽然，杨度大声说道：“我相信！”
“哦？为何杨先生对振华这么有信心？”黄兴笑问
杨度问梁启超道：“梁先生能不能说一说王霸之道有何异同？”
梁启超想了想，说道：““所谓王道。乃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所谓霸道。则是凭借手中强权强力推行，以力服人。两者可谓殊途同归。”
杨度点了点头，说道：“说得好，眼下的中国名义上虽然是一国，然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以大总统的品格，众人都不能确信他能自行下野，还政于民，更何况他人乎？”
众人默然不语，只是认真地在倾听
杨度说道：“目前共和民主深入人心，讨袁本身就以道义口号相号召，可见人心向背。但中国千年以来以人治为主，并无西方之宪政体系，无发达之法律传统，实现通过法律和道义的手段来巩固国家乃是黄粱美梦；眼下国防军兵强马壮，国内任何一路军阀都不是对手，大总统大可一统宇内，横扫六合。但倘若唯凭武力，非但不能服众，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推翻袁世凯的合法性。因为那样就是用一个新地军事强权来代替另一个军事强权，反倒留下一个‘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而’的坏榜样。”
黄兴说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呢？”
杨度笑道：“第一乃是修改《临时约法》，变责任内阁为总统制，总统不仅有高位，而且有实权，这比较符合中国的习惯；第二乃是权力的相互制衡，三权分立虽然是西洋学说，但可取之处很多，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与皇帝专制有很大干系，因此，我认为国体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皇帝，而在于权力有没有制约。不然，何以解释英、日、德均有皇帝而国富民强，中国也有皇帝偏积贫积弱？”
梁启超点了点头，说道：“我当年支持立宪是这个道理，现在还是这个立场，权力，特别是不受制约地权力是万万不可取的，没有监督的权力，最后得到的只能是暴君和腐败！”
黄兴也说道：“中国刚刚实现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百姓还没有摆脱那种皇权至上的观念，需要一个强力人物来给他们希望，这个强力人物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旧时代的代表，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位先驱。”
杨度又继续说道：“第三乃是军队的归谁，如果军队统属个人，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国家，这是相当危险的，说不定到时候就成为野心家的工具。如果当权者野心再大，却得不到军队的支持，那么法律和法院就能将他制服。军人应该独立于政治，不干涉政治方是百姓之福。”
杨士琦说道：“那么军人一定要涉政呢？”
不等杨度开口，徐天宝便说道：“那么他必须辞去军职，以普通人的身份参与政治。而且辞去军职之后，五年内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以防止军政勾结。”
随后，杨士琦、梁启超等人又各抒己见，在政治、政体上说了很多。随后，话题又从政治移到了经济上。
长期掌管北洋财政的梁士诒说道：“革命以来，各地纷纷独立，虽然名义上拥护中央，但在前清时期规定的解款却迟迟未到~”梁士诒说道此处顿了顿，看了看王永江，苦笑道：“其中尤以东北为最。盐税、邮费、铁路收入等，统统截留地方。”
徐天宝笑了，他看了看面色有些不悦的王永江，又说道：“那时候不上缴国库是因为信不过袁世凯，如今是此一时彼一时，东北地方上该上缴的还得上缴。”
王永江这才面色缓和了下来
梁士诒心里也踏实了，便继续说道：“政府财政，一般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家税收，二是对外贸易。就我国目前来说，税收中，以田赋最为大头。田赋历来自古便是主要税源，所谓有土斯有财。前清田赋凌乱无章，弊端百出，民国后基本承袭旧制。田赋包括地丁、漕粮、租课、附加四大类共九种，其中以地丁、漕粮为主要税目。田赋除正额外，还有各种附加，既包括中央也包括地方。由于有永不加赋之言，故田赋主体不动，附加节节升高。前清以来，凡是举办什么事情财政紧张，一般都是利用田赋附加筹措抵充地，故而目前附加是正税地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徐天宝说道：“一个国家若不能对外掠夺别国百姓，便只能对内剥削本国百姓，如此日甚一日，最后官逼民反，改朝换代。我国自古历来重视农业而轻视工商业，只知道关起门来刮地皮。你们看洋人，打一次胜仗就得一笔巨款，所以他们本国的老百姓负担不重，再加上洋人政府处处为本国百姓撑腰，所以洋人百姓也拥护洋人政府。反观前清，屡战屡败，每败一次就割地赔款，百姓就收一次盘剥，最后积重难返。所以，我以为，中国要富强，第一是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确保割地赔款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而后再努力发展工商业，狠狠地赚洋人的钱，用洋人的钱来供我们开销，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梁启超笑了，说道：“这倒符合《孙子兵法》就粮于敌的说法，吃敌人一斗粮，等于节省自己十斗粮。”
众人又是哈哈大笑
1914年年初的这次政治会议影响深远，后来的国史编撰者们把这次会议成为“徐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中华民族复兴党和国民党越走越近，两党互相之间的交流日多，隐然有了合并了的趋势。
304任重道远
1914年2月初，民国政府发布了第一部正式宪法，《临时约法》在经过修改后改名为《中华民国宪法》，成为民国第一大！法，一切与之相悖或者抵触的法律皆为无效。国家机构设置也发生了变化，该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军事力量最高指挥官。中央机构设置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有最高立法机构——国会、最高司法机构——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机构——政务院。地方上的机构也以此为参照，按照省市县三级分别设有三级地方议会、三级法院和三级市政府；撤销了原来的陆军部、海军部等设置，统统并入国防部等等。
在教育方面，各地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些学校以公立学校为主，实行十二年制义务教育。在教育类型上，注重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并重。在教育内容上，从小就重视学生的体育教学和军事基础科目的训练，通过弘扬国术，发扬国粹等名目，培养学生的尚武之风。同时也注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教学，目的在于从小培养国民的国民性，不是把学生教育成只会考试、高分低能的呆子，而是充满民族自豪感、热血尚武的青年。培养他们称为善于行动、善于取得胜利的人，训练他们为民族和国家献身的精神。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三方面的改革，第一是统一币制，进行货币改革。目前市面货币主要有银两、银元、铜钱、铜元、纸币、外国货币等各种，其中又以银元及其衍生货币最为大宗。
中国自古通用银作为货币，因一般交割皆以重量为衡器，故曰银两，与制钱配合使用。自清以来，大额交易用银，小额用钱，国家税收、政府开支用银。而小民日用则用钱。银乃稀罕物资，中国原产不多，自明中期以后。经吕宋而来之丝银贸易为我国主要白银来源。中国用机器大量铸造银元开始于广东。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广东设造币厂试铸银元，光绪十五年开始铸造，次年流通于市场，计分五种：一号库平72钱，二号36钱三号144钱，四号072钱，五号0。36钱。正面光绪元宝四字用满汉两种文字，上环“广东省造”，下环以“库平七钱二分”标称，背铸龙纹，亦称龙洋可用于商品交易、完粮纳税。不久又有湖北、四川等先后成立造币厂，铸造银元，遂使中国银元在市面开始流通。
后来，洋人银行进入中国，又开始发行各自的纸币，弄得中国货币市场一片混乱。袁世凯统一使用袁大头，对稳定中国金融秩序是有功劳的。在此基础上，徐天宝准备在东北统一使用东北银行发行的中国元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规范货币市场，规定“中国元”为中国唯一合法之货币，其他货币皆为非法。但是，为了让市场有一个缓冲期，其他货币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兑换。
第二是大力兴办公共工程，徐天宝计划自己执政的前四年，每年用于兴办公共工程的开支要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其中最大的是建筑铁路和公路。其次是修建公共建筑物与住宅、开垦荒地与改良土壤、整治河道、开凿运河和架设桥梁、、更新铁路设备等。
第三是扩大外贸和新贸易政策，以生产为货币的基础，而不以黄金为本位。逐步减少向外国的借款，甚至最后不再向外国借款。禁止外汇自由，防止将私人财产转移到国外。同时在贸易时尽可能采用中国元结算，或者干脆以物易物。在国际货币制度还是金本位的前提下，这种办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本国积累财富。
在军事上，未来的战争是属于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的，因此，中国为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徐天宝认为，要承担起这个重任，这支军队必须具有以下几项特性：必须是快速反应部队，依靠交通工具实现快速运输；必须装备先进的武器；必须建立完整的后勤体系，随时为军队输送需要的一切；后备军事力量不经过预备役训练期就可以直接上战场。
为此，徐天宝队国防军再一次进行了改变，取消了“旅”的编制，师部直接管理团部，编制指挥更加灵活；徐天宝认为人才是军队的核心所在，所以对军事教育制度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每个省都设有至少两所初级军校，每年挑选其中成绩优秀者送入东北和保定军校深造，而徐天宝自己则出任这些军校的校长。与之配套的，还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振华集团每年的收入也有大部分被投入到国家财政中，主要用于矿山、石油、水力、电力、大型工厂等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政令不断发布，各路军阀表示服从中央的通电也在一份份的发布，新疆都督杨增新、安徽都督倪嗣冲，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广东都督龙济光，江西都督李纯，湖南都督汤芗铭，福建都督刘冠雄、云南都督唐继尧、广西都督陆荣廷等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随后冯国璋和雷震春也接受了江苏、浙江两地咨议局的决议，出任江苏都督和浙江都督，并旋即通电表示拥护徐天宝。
1913年10月，原本在云南的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经界局督办。徐天宝夺取北京之后，给蔡锷的新任命是新兵训练营总办。蔡锷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他请了一个长假，说是要回云南老家省亲。徐天宝准了假，还派人在蔡锷临行前送来了一些西药，其中就有磺胺，嘱咐蔡锷要定时服用。
蔡锷领了假期却没有真的会云南，而是坐上火车，沿着京沈铁路去了沈阳。他要亲眼看看，徐天宝和袁世凯到底有什么不同。
初到沈阳的第一印象就是路宽车多，沈阳街道平整宽敞，而且路面很干净。街道上的行人秩序井然。沈阳街道上汽车和脚踏车众多，比北京还多。两种车辆各自在花了线的街道上行驶，南来北往，并行不悖。蔡锷还发现沈阳街道上每逢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一个指挥交通的岗亭，四面挂着红黄绿三色灯。蔡锷觉得煞是新鲜，一问周围人，才知道这叫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是写进了小学课本的，即便小童也倒背如流。
蔡锷的第二个印象就是沈阳学生的精气神，就外形而言，东北人本来身材就高大，而且提个普遍都结实，这没什么稀奇的。但是蔡锷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之中，分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那时候的自己，一腔热血，一心就想学了本领救国救民。
“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蔡锷在每一所学校门口都能看到这样的巨型标语。
蔡锷似乎开始明白了什么，他摇了摇头，继续在沈阳城内到处转悠。三天之后，蔡锷提前消假，立刻到着手新兵训练工作。
情报科的人立刻把这一事情上报徐天宝，三天时间哪里能够往返云南？其中一定有诈。徐天宝到只是笑笑，说道：“入彀矣。”随即将文件圈阅，示意不必再查。
时间一晃就到了3月，列强有关新政府的承认问题还悬而未决，只有德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承认了新政权，英法意日俄都是含糊其辞。徐天宝忍不住了，他直接以大总统的名义约见朱尔典。
朱尔典一身西服，头戴高高的礼帽，手拿文明棍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