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逆袭路-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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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媒体竞争，使得电视台找到一个好的经济增长点并不容易，而节目热播的背后显然是可观的经济效益。“娱乐节目会从某种程度上成为各地卫视的‘救命稻草’。”一位媒体研究人士如是说。这一点仅从2005年《超级女声》便可一探究竟。有资料显示，湖南卫视仅十强赛一场的短信收入就已超过1500万元，再加上冠名广告和插播广告收入，湖南卫视总收入数以亿计；李宇春、张靓颖等由《超级女声》打造出来的“明星”，也随之登上了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财富100强”。如此丰厚的收益与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使得从主办方到参赛选手，各个怀揣“梦想”，共同打造了一个“全民选秀”的电视娱乐时代。
“但是不能指望观众总这样疯狂下去。当一个节目达到一定的高潮后，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这是市场的周期规律。”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创新匮乏已成选秀类节目的一大“硬伤”。 “但现在我们遇到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节目的创新。”李浩说。《超级女声》原本是对美国电视节目《美国偶像》的模仿，国内其他选秀节目又是对《超级女声》的模仿，“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一味雷同地模仿下去，也难怪观众厌烦了。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正荣认为，节目模板是如今电视制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新颖、高收视率的电视节目模板会给电视台和制作公司及广告商带来丰厚回报。由于国内对电视模板的研发能力较弱，很多电视台采取了模仿海外成功节目模板的方法来制作节目。“目前电视内容的同质化只是中国电视发展的必经阶段，通过对海外电视节目的学习，可以缩短与国际电视产业的差距。但从长远来看，抄袭将毁坏这个产业，只有推进原创才能保证其可持续发展。这一点电视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是一致的，都要从‘中国制造’过渡到‘中国创造’
电视娱乐节目符合了电视的日常化和生活化的特点，也符合了当代文化的发展趋势，它是电视节目中的一种重要的类型，欧美国家娱乐节目的发展现状便是明证。随着娱乐节目在国内的起步和发展，引发了观众的大力关注。
，电视娱乐节目也被贬为：低俗、没有文化、没有创意。其实，就娱乐节目本身来说，它对创意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因为娱乐节目与人们的生活节奏联系紧密，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电视娱乐节目必须作出相应的反应。好的娱乐节目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简单复制，它应该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基础上的创新。
对于当前国内电视节目的模仿现象，有不少人提出批评。笔者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首先，电视界对电视娱乐节目的重视有目共睹。许多电视台为了引进或制作娱乐节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应该是我国电视业觉醒和进步的表现。其次，国内的电视界开始认识到与欧美国家电视发展水平的差距，开始“放眼世界”，这对于跟上国际电视发展水平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模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不能简单地照搬，而是必须作本土化的改造。但是，目前国内电视界的一些人短视行为是明显的。不少人只想在短期内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而忽略了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那种只顾眼前利益的而不注意打基础的行为无异于揠苗助长。
无可否认，我国的电视娱乐在浮躁中也有发展。从游戏节目的风行到目前益智类节目的兴盛以及真人秀节目的跃跃欲试，这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电视娱乐节目是一种更新换代非常快的节目类型，不可能有“常胜将军”，虽然益智类节目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真人秀节目的本土化需要一个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节目的热潮会被另外一种更新的电视娱乐节目承继下去，它们自己则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节目类型
娱乐节目的内涵有待增强。电视娱乐节目走出“政治”和“教化”等功能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节目的文化内涵的弱化，一些简单的游戏难以让娱乐节目的发展看到希望。以前的一些电视节目依靠明星的捧场和俊男靓女的主持取悦观众，展现普通人的智慧、发掘成熟有内涵的节目主持人是大势所趋。近来的娱乐节目也有意识地注意增加节目的文化内涵。如益智类节目对知识的提倡，真人秀节目对普通人的关注等。
一、在“后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的文化图景中，娱乐文化作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形成强大的集体性氛围，并且娱乐文化在大众传媒中也有了独立的表达诉求。
韩国自20世纪80 年代以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也普遍得到提升。与此同时，伴随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的都市化、物质的商品化与生活的时尚化迅即形成，今天的韩国已逐步进入了所谓“全球化”、“后现代”的历史演变之中。
在文化层面上，那种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多元文化景观也已形成。一种消费性、享受性的大众文化开始独立出来，并获得了表达需要。韩国影视业的崛起与其他娱乐性文化的迅猛发展，深层次的原因（或许还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已经在期盼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新型文化的诞生，在这个背景或逻辑下，大众文化，也包括娱乐文化，便不再屈从于传统“高雅文化”的表达方式，而在寻求隶属于自身的书写系统。
有关“大众文化”的概念，所谓大众文化，“概言之就是后现代时期文化的另一种称谓”，，“大众文化属于后现代世界的层面”，其特征则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杰姆逊的观点，指明了大众文化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解读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实质乃是传播消费和快乐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指向。至于韩国社会，由于社会的迅速现代化，以及受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社会特征都已显现，人们对于时尚的体验、商品的消费、文化的享受，愈来愈表现出以“享乐主义”为主导的价值取向，明显反映出“大众文化”的“众人乐乐”的倾向。
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的文本形式，电视娱乐性节目之所以受到欢迎，首先便缘于它与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相熨贴，体现了大众文化环境中媒介的“展示性”。在市场经济成熟的社会中，公众的文化消费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更多地缘于对“娱乐性”的追求，这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
从正面看，以电视为代表的娱乐文化的传播对于节奏加快、压力增大的现代人们，确实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宣泄和满足的渠道，它丰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比如置身在韩国大学的校园中，你就能深切感到，娱乐，并不断地制造娱乐，已经成为大学生们集体性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自己编排、表演的节目中，是那样尽情地释放自我，娱乐自己，也感染在场的每个人。
二、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已成为人们重要的娱乐、休闲工具。在大众文化的影像中，以及在直接产生广泛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那种能充分释放情感、梦想和欲望的娱乐都是大受欢迎的。
如果说娱乐的本义就在于把人们从紧张的体力、精神透支状态，以及烦琐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那么电视传媒分割出一定的时间段，让人们在软性的、生命“本我”部位上得到快乐的“抚摸”，似乎也不该被认为是一种奢侈。
对于电视娱乐节目，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时有诟病，认为媒体中娱乐节目的风行，便必然抵消大众传播的“劝世”意义，甚至会降低社会道德的标准，我以为这种观点自有杞人忧天之嫌。其实，电视的娱乐性，首先不应致力于改变观众的判断力，而是以相信观众的判断力为前提；其次，我们也不必把“娱乐”与“堕落”划上等号，娱乐可以健康向上，也可以劝诫道德，我们不能用一种带有“文化歧视”（娱乐也是文化）的标准来偏面看待娱乐的意义。况且，传媒是一个综合性节目的集成，如果说新闻、评论和其他文化教育类节目应该更多地承担“文以载道”的职责，使人在道德、观念和知识的层面上获得教益，那么娱乐节目则像生活中的“娱乐”一样，它主要是藉以放松身心、愉悦自我的文本形式，尽管它也可以做到“寓教于乐”，但毕竟娱乐是第一位的——或者借用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个成语，人们也可以追问：假若“娱乐”都不存在，“教”又何以寄托？从韩国电视的节目分档看，它们的节目生产倒是清晰地展现了传媒的文化逻辑，也即：新闻节目应被赋予思想、道德和知识性的“意义”，而娱乐节目则主要是为提供享受和娱乐，换言之，在此类节目中，享受“快乐”便是它的本质意义——反之，就是把娱乐节目混置为新闻节目，反而丧失了娱乐的本来价值。
有人把传媒以沉醉娱乐、寻求刺激为表征的传播消费法则，概括为“快乐至上”或“快乐主义”思想。但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媒体仍自诩为圣殿、教堂，坚守着用理性与道德去压抑欲望，把享受快乐视为罪孽，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大众”而言，丧失了“情趣”和“意义”的日常生活又如何忍受？在极端道德、宗教原旨主义的信仰中，物欲的泛滥曾经是一种罪恶，血肉之躯便不能步入上帝的天国，但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人”的价值已被确证，欲望（所谓“恶”）也不再是讳莫如深的话题，那么媒体还有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文化特权”？在我看来，人的本性推动着人与社会的关系，它构成了价值意识的深刻基础。萨特、迈农、费尔斯等也有过相似的论述，认为价值是基于快乐的情感，是主体对客体的寻求，是需求的满足，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等等。媒体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概言之大众文化，其基本判断和逻辑基础就在这里。
由此，大众传媒必将由高不可及的神坛，走向大众化、生活化和世俗化。电视娱乐节目也在各种指责声中，逐渐高扬起受众至上、捍卫受众权利的旗帜，开始与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合流，成为世俗人文主义的消费场所。在这一进程中，它紧贴着社会趋于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不断调适的价值观念，并开始与传统的文化价值的评判尺度拉开距离，逐步形成了以年轻观众为主流人群、以商业消费为显著特征的共享性文化空间。这里，我们不妨透过韩国电视娱乐节目的窗口，来分析其共通的审美旨趣。
首先，娱乐性节目突出“娱乐”的本体价值，把能否引起观众快乐情感视为第一目标。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也曾指出，艺术的很多东西其实就是为满足群众的狂欢心理，电视娱乐无非就是借助传播平台，制造出满足群众“狂欢”心理的嘉年华。因此，娱乐节目的生产本身就是个契合现代人心理的文化创意，它满足人类的好奇天性，让人在一个不受特定道德规范约束的“虚置情景”下满足自己的快乐心理。而在国内，电视的娱乐性始终是一个充满道德异数的问题，甚至在文化无意识里，我们还在相当程度上把娱乐视为“丧志”和堕落的开始，因而在人们享受娱乐的同时，时常会在内心拷问：这样的娱乐其意义在哪里？这样的娱乐对社会有没有道德风险？这样，在那种过分“意义化”的情感紧张状态下，娱乐本身早已失去了趣味，娱乐节目更在多种意识形态的共同抑制下失去了“快乐”的本义。
其次，娱乐节目根据“日常定律”和“多数法则”还原出生活的原汁性和日常化，表现人们寻找快乐的本真意趣。大众传媒向大多数人讨好的本性，也不可避免地形成“媚俗”的美学。为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俗世日常的热闹、宣泄和各种活动仪式，都被赋予了美学意义，甚至上升为传媒文化的一种意识形态。
概而言之，娱乐节目作为当今大众文化的文本形式，已经成为电视传媒的支柱性内容。它的兴盛，其实与当下的日常生活形态紧密关联，也与“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范式的转型有关。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对于娱乐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的流行，不能简单地以一种偏狭的、预设的传统价值标准加以评判，正如用大众文化的价值标准也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