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5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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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最终的结果我们都要在五年后决一死战。如果你们答应我的条件，五年后你们或许还有一战之力，但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可以肯定地说，你们不但没有一战之力，而且必定败逃大漠。”
左贤王骏稽勃然大怒。武烈王盛气凌人，秦人更是骄横跋扈，竟敢如此轻视对手，欺人太甚。
但他忍住了，咬牙切齿地忍住了。
武烈王说得没有错，目前局势对匈奴人的确不利。中土富裕，秦人统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必定更加强大，即便匈奴人持续攻击，但秦人损耗得起，而匈奴人却损耗不起，最终必定被秦人活活拖垮。
大单于和单于庭之所以要以猛烈攻击来赢得秦人的停战议和，正是看到了不利之处，试图以双方的议和来破坏秦人和大月氏的盟约，继而拿下河西，在南北战争中抢占先机，确保将来匈奴人可以顺利杀进中土。
武烈王有骄横的本钱。我给你五年时间，让你去打河西。你打下来了，实力更强，我们决战，但你打不下来，与大月氏两败俱伤，那对不起，你滚蛋吧。你在五年时间内连一个小小的河西都打不下来，你还拿什么打中土？
这是赤－（裸）－（裸）的蔑视，根本没把匈奴人放在眼里。
“在你看来，这是我故意设下的陷阱，以便让你们和大月氏打个两败俱伤，然后我出塞捡便宜。”宝鼎脸上的嘲讽之sè更浓，语气更是不屑，“我坦诚地告诉你，这的确是个陷阱，但问题是，你跳也罢，不跳也罢，五年后我们都要决一死战。你跳下去了，五年后尚有击败我的可能，而拒绝跳下去的结果只有一个，五年后你必败无疑。”
宝鼎微微一笑，“左贤王，你敢不敢跳进我的陷阱？五年后，你敢不敢与我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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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崛起 第452章 不当言论
第452章不当言论
武烈王公子宝鼎把北疆镇戍策略堂而皇之地告诉了匈奴人，清晰地透lù出大秦人的两个讯息，一是大秦统一了中土，实力强悍，足以傲视天下；二是大秦要北伐，要拓展疆土，要和匈奴人决一死战。
我有实力，虽然我暂时有困难，但这些困难影响不了我的实力。凭借我的实力，我可以轻松打败你，所以我毫不畏惧，更无须隐藏我要打败你的想法。你实力不济，不是我的对手，所以我给你准备的时间。我希望在决战之刻，你能成为我强劲的对手，一个值得让我酣呼鏖战的对手。
秦人的自大和傲慢让匈奴人愤怒，但也让匈奴人更加警觉。
秦人的实力有目共睹，五年后秦人一旦恢复了元气，其实力将更加强大，匈奴人即便倾尽国力与之一战，也未必有绝对的胜算，更严重的是，匈奴人迫于大漠现状及其本身生存的需要，无论如何都不会抱着两败俱伤的决心与秦人决一死战。匈奴人有自己的生存和战斗方式，所以匈奴人才要与秦人议和，才要抢占河西，唯有抢占河西，建立了对秦人的本土关陇地区的战略优势，匈奴人才能在未来的南北决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秦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得意洋洋地给匈奴人设下了陷阱，岂不知匈奴人一旦攻占河西，秦人自己也被拖进了陷阱，到那时，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胜负就难以预料了。
匈奴人就像草原上的狼，为了吞噬猎物，有足够的耐心。当他们经过一次次的侵扰发现猎物过于强悍和庞大，暂时无法将其击杀的时候，就不得不另寻他策，比如暂时退避蓄积实力，比如佯装不敌以作麻痹。
左贤王骏稽选择了“示敌以弱”。既然你要我跳陷阱，那我就跳下去，但如果我把陷阱中的猎物吃下去了，那形势就逆转了。
不过，匈奴人无法确定秦人是否信守承诺，是否在暗中帮助大月氏，是否在匈奴人和大月氏jī战正酣的时候，突然给匈奴人以致命一击。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中土人从未停止过向北拓展的步伐，而修长城的主要原因源自国力的不足，无法支撑其继续扩展。如今中土一统，可以集中国力对外，那么可以想像中土人现在的防御不过是暂时的，未来肯定要出塞，肯定要继续向北拓展领土，所以，秦人今日设下的陷阱太深，谁也不敢确定这个陷阱里埋藏着何等凶险的杀机。
左贤王骏稽决定结束这次会谈，禀报大单于，商量对策。
原则xìng的问题基本明确，接下来就是具体磋商如何互相制约的事情，以便最大程度地规避对方背信弃义所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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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返回离石，一边奏报咸阳，一边与奉命赶到北军大行辕的诸军统率商讨新的北疆镇戍策略。
十万北军回镇京师，北疆镇戍只剩下二十万人马，虽然还是十个军的编制，但每军兵力在调整之后，只有两万将士，再加上咸阳大幅削减了镇戍支出，延缓了包括直道修筑在内的所有北疆发展规划，导致北疆镇戍实力骤减，镇戍策略不得不做紧急调整。
北疆诸边郡虽然一直在实施休养生息之策，但因为过于贫瘠，战事又不断，所以必须靠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才能勉强维持，仅靠边郡的农耕畜牧和有限的工商业实际上是无法维持镇戍和生存这两大重任。
现今帝国的财经政策进行了重大修改，由过去的“横征暴敛”改为“轻赋薄徭”，但这一政策对北疆边郡来说影响甚微。边郡承担着镇戍任务，自身的生存发展固然重要，而如果镇戍失败，也就谈不上生存发展了，所以边郡需要的不仅仅是好的政策，更需要财赋，需要钱粮，需要中央财政的大力投入。
现在中央财政大幅削减了对北疆镇戍的投入，同时又在全国推行休养生息之策，导致那些本来对投资北疆就信心不足的巨贾们马上把主要精力转到了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财富的关东地区，由此进一步恶化了北疆的经济形势。
琴珪早在宝鼎返回北疆的时候就向他禀报过这件事，而宝鼎于初春时分在平城也曾召集部分巨贾商讨此事。宝鼎明确告诉那些忐忑不安的巨贾们，逐利是营商的第一原则，大家都跑去关东捞钱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希望他们能正确分析和预测形势，不要因为赚钱而mí失了方向，最终人财两空。
宝鼎隐晦地做出暗示，按照现今的形势发展下去，中央和地方肯定要爆发冲突，而冲突一旦演变为叛乱，帝国陷入内战，最终出来一剑定乾坤的还是北军，所以要加紧建设北军，要竭尽所能发展北疆，利用北疆的武力击败匈奴人，平息边患，然后北军才能腾出手来应对国内局势，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大家的利益。
宝鼎这句话其实说得很清楚，巨贾的背后虽然有豪门贵族做支撑，但始终是个弱势群体，经不起风雨，一旦风起云涌，瞬间就会被彻底摧毁。宝鼎希望在形势有利的时候，大家尽可能去捞钱，不过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要未雨绸缪，要为应对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也就是说，要始终关注北疆的发展，要为建设北军出一分力，唯有如此，将来才有回报。
蓼园巨贾们不敢违背宝鼎的意愿，而咸阳对关东富豪的打击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若想生存，当前还是紧紧依附在蓼园这棵大树下最为稳妥和安全。再说假如几年后中央财政摆脱危机，咸阳要发动北伐，那带给蓼园巨贾的利益极其丰厚，肯定会远远超过在关东的利益所得。
蓼园巨贾统一了认识，继续保持对北疆建设的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边市的运行，有效推进了北疆的发展，虽然这个发展速度非常缓慢，但贵在持久，可以让北疆武力得到稳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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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首要调整的镇戍策略就是全面防御。
现在北军在长城防线肯定是转入全面的防御，而全面防御的重点就是武力储备，也就是保证边郡有一定数量的可以随时投入到战场上的预备役力量，所以对边郡适龄男子的徭役征发要控制，一方面要绝对保证北疆农耕畜牧的需要，一方面要保证他们的战斗力，必须保持一定的训练时间，如此一来就必然要减少诸如一些筑城修路等劳役的征发，否则边郡的男丁不堪重负，后果严重。
为此宝鼎反复告诫北疆的军政官长们，要体恤民情，要善待边民，要让这些边民在改善生活的同时逐步认同大秦，切身体会到中土统一带来的好处，并慢慢建立起对大秦的忠诚。
其次就是全面实施“以夷制夷”的防御策略。
与匈奴人停战议和之后，大秦若想确保未来几年北疆无战事，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挑起大月氏、东胡和匈奴人之间的战争，甚至挑起单于庭内部的分裂和战乱，把匈奴人拖进战争的泥潭，再也没有力量入侵中土。
从这一目标出发，北军的西行辕就要承担起暗中支援大月氏的重任，而东行辕要利用辽东、辽西的东夷诸族，主动与长城外的东胡诸族建立联系，给予其必要的援助，鼓动和唆使东胡诸族联合起来“反击”匈奴。
北行辕则利用楼烦、林胡等诸族联系依附于匈奴人的本族部落和澹林等其他种族，以重利yòu使他们叛离匈奴，jī化匈奴人的内部矛盾，给单于庭制造内部危机。
司马尚等人本来对宝鼎与匈奴人议和非常不满，认为凭借今日的北军武力，根本不需要与匈奴人议和，只待中央财政摆脱危机，大军就可以出塞北伐，把匈奴人赶到yīn山以北。现在听到宝鼎的计策，才知道宝鼎与匈奴人议和的本意，不仅是要让自身得到休养生息的时间，还要让匈奴人陷入战争的深渊持续消耗。几年后，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匈奴人更不是北军的对手，如果运气好的话，匈奴人和大月氏、东胡打得两败俱伤，北军“渔翁得利”，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攻占河套地区，建下北伐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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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和匈奴人的接触早在河西大月氏的关注之中，当“停战开市”的消息传到河西之后，大月氏人坐不住了，大月氏王紫苏派出使者赶赴离石，邀请武烈王公子宝鼎在时机合适的时候与其会晤于大河。
紫苏担心武烈王拒绝，又派使者请出公孙豹相助。公孙豹知道宝鼎决心夺取河西之后，以年事已高为由，避居于岐山，不再过问河西的事情，但碍于昔日诺言，公孙豹还是给儿子公孙贤写了封信，请他斟酌是否进言武烈王。
公孙贤自解（禁）之后，一直镇戍北地。宝鼎入主北疆，遂召其至麾下任用，今已官拜王府、太傅府和上将军府三府司马，深得宝鼎的信任。
宝鼎并没有马上答复大月氏使者，不是他不想与紫塞会晤，而是从咸阳传来的新消息让他心神不安。
太子东巡，由中原至河北，再东进至山东，接着辗转南下两淮。太子在山东和两淮数次与关东名士探讨诸子学术，其中核心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行礼治施仁政，一个是诸子百家要百huā齐放。第一个议题牵涉到帝国的基本国策，第二个议题则牵涉到帝国的官学、教育和选官等一系列相关制度。
关东士人盛赞大秦实施“与民休养、轻赋薄徭”之策，但他们认为大秦若想赢得天下万民之心，尚需“师古”从周礼，裂土封侯，屏卫国祚。关东士人普遍的看法是，中央集权制适合诸侯国，却不适合统一后的庞大帝国。
从礼治和仁政出发，关东士人还认为帝国应该废弃和修改一些残酷律法，比如连坐制。律法宽松了，对普通的“民”固然有利，但对贵族阶层的“民”更是有利，这无疑会大大助长贵族阶层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疯狂掠夺。
士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饭碗，也就是诸子百家的学术继承和发展。
大秦“法治”的理论基础是法家的学术思想，这一思想在咸阳稳定整个中土后，必然要开始巩固和加强，也就是要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而广之。帝国的官学肯定是法家学术，而帝国的选官制度首重法家弟子，这导致帝国以研习除法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学术的sī学遭到遏制和打击，这等于打碎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所以关东士人同声谏言，要求帝国进一步支持sī学，推行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并修改选官制度以便把这一策略落到实处。
sī学的过度发展，固然可以推进中土学术文化的发展，但无助于推进中土文化的统一，更重要的是，sī学发展了，其弟子门生多了，必然会推进地方势力的发展，尤其是选官制度的变革假如向sī学倾斜，不但会阻碍中央集权制的推行，损害到尊奉法家学术的官僚也就是大秦官僚集团的利益，同时还会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