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879-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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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来揭露美国人权的黑暗。

工业化需要大批人才，李经述1882年就在天津推动成立了北洋大学，1889年在山东就成立了山东大学堂，这两所大学成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技术实力超过了后来创办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刘铭传1885年就在台湾成立了铭传大学。这些大学当年就派出了大批的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1895年之后，学新学的大学生日渐增多，到1900年。将近二十年后，本国技术人员的逐渐培养成材，留学生也大量归国，越来越多的科技骨干进入近代产业部门，在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活动中，中国已经拥有两万多名技术人才。

而且，李经述还通过成立了国家科学院，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在全球网络高端技术人才，包括现代潜艇之父霍兰等一大批技术专家受到中国的礼遇，到1902年，在中国工作的约有五千名各国的专家和技工，其中不少是担任过总工程师等职务的第一流技术专家。这对于改变技术落后的面貌，加快工业化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经述任命严复为教育总长后，他和蔡元培等人在中国重新建立系统而科学的教育体系。1897年，科学教育部颁布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把全国分为七个大学区，确立了学区的细分原则和每个学区所需设立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数目，还规定了大中小学的学制年限，规定小学实行五年制，中学四年制，大学采取分科制，先普及初等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初等教育中部分实行义务教育，课程也仿效美国，着重灌输近代文化思想和传播初步的科技知识，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科学课程，还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中国还兴办起各种类型的实业学校，如实业补习学校、实业学校和实业专门学校等，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工业人才队伍。

中国当时也聘请了大量的外教，除了海关总长赫德，这些外籍人员广泛分布在工部省、文部省、内务省等各个部门，从事传授先进技术、讲授语言和技术学科等工作，有的甚至还参与国事管理，成为政府的“智囊”，被聘请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如《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等，李经述的宪法顾问古德诺等，不过中国政府对他们一直采取“只借助而不依赖”，“只备咨询而无权决策”的方针。

另外，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也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大、中型公司纷纷办起职工学校、近代徒弟学校或制订厂内技术训练计划。1900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84所，徒弟学校323所。

私人铁路业在政府鼓励下得到大发展。从铁道建设开工到竣工营业10年内，政府给予股东不低于8分的年利。所占用土地免收土地税，可无偿使用。

中国政府扶植民间资本最大的成果在纺织业、瓷器业，1895年，盛宣怀的内阁政府从英国购进1000台2000锭纺纱机，以无利息10年偿付的优惠转卖给民间，创建了上海纺织厂等十余家纺织厂，中国私人开办大机器纺纱厂的*。

中国缺乏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劳动者的素质也不高。为使中国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强国，内阁总理盛宣怀等人通过了李经述关于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在全国工厂倡议开展劳动竞赛，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广大工人的响应，掀起了工厂之间、车间之间声势浩大、持续深入的劳动竞赛热潮。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拖拉机、汽车、重型机械、机床制造、化学合成工业、精密仪器制造等新兴的工业部门，使中国开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增长幅度之大，超过了同期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从1896年开始，中国政府大力鼓励民间企业发展，在大力兴办官营军工企业的同时，还对私人资本进行各种扶植，鼓励南洋、美国等地的华侨回国创业。改变以官营为中心的政策以后，除军事工业继续由国家掌管外，其他企业都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并大力扶植民间企业发展。船舶工业是靠政府扶植和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最典型的民办企业，中国远洋船舶集团先后开辟了中国到印度、欧洲、北美、澳洲四大远洋航线和多条近海航线，中国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海运大国。

为了避免出现血汗工厂，李经述还让容闳的国会在1895年就通过了过一系列社会保险立法建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总体上改善工人等弱势群体的社会生存状况，1896年，国会通过《疾病保险法》，规定参加疾病保险的工人遇到疾病时享受免费医疗，规定凡在受雇期间并非因玩忽职守或越轨妄动而受到意外伤害者，都应得到赔偿，年满70岁者每年给予老年赡养费，成为永久残废并丧失工作能力者，每年给予残废赡养金，不能自食其力的被保险人的遗孀和孤儿可领取死者赡养费的一部分，后者规定职员也可以领取养老金和遗族赡养费。

同时，为了加强对非殖民地的工人劳动保护，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有关法规明确规定，防止危险是企业主的义务。为了贯彻这一规定，盛宣怀的政府专门设立了工商业监察员巡视监督执行情况，禁止让妇女和儿童从事有害健康的劳动；对16岁的青少年和妇女实行工作日最长劳动时间限制，禁止青少年和妇女从事夜工；对采矿等特殊行业的工人实行每天工作时间和工作期间最高气温限制，超过三十五度高温的情况下，每班工作不得超过6小时；产妇给予产假等。李经述还允许中国的工人在复兴会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和工厂主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工会的主要工作职责。

对于农村的土地问题，从1897年到1902年，盛宣怀的政府继续用国债向大地主赎买，拿回土地分给失地农民，还有就是把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那些山多地少的农民迁移到海南岛、东北、远东、菲律宾等土地肥沃的地方，重新分给他们土地。

到1902年6月，中国的第一个五年工业化计划完成，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有了一定的基础，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仅次于英国和德国，位居世界第三。李经述把中国陆军扩充到70万人，全国分成了七大军区，每个军区十万人左右，中国的海军扩充到两万五千人，拥有三千吨级以上的战舰八十艘！按照李经述的设想，到1905年，中国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奠定大国和强国地位的基础，拥有出兵南洋的实力！

第162章梁启超遇刺

中国第一个五年工业计划完成后，工业得到了大发展，但是农村的发展相对落后了。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中国的人口在1902年达到了五亿，其中三亿是农村人口，农村是中国稳定的基础，农业也是工业的基础，于是1902年国庆过后，李经述着手推动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李经述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这件事就是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这对农民极为利好的政策在中国传统乡村施行起来却颇为曲折。

按照李经述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就制定的《新土地法》，规定“佃农田租一般为收成的百分之十五”，并且“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当时，李经述总统认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以交租15％，这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方案，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民族工商业会因为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

但没想到，这么好的政策，还未实施到两年，内阁总理盛宣怀就来找李经述，说：“减租减息政策执行不下去，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繁多，农民和地主两方之生计，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趋尖锐化，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

李经述问：“这是怎么回事？”

盛宣怀回答说：“土地是中国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地主和农民两方纠纷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他们指责减租之举是‘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抵制减租’，把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以各种借口撤回来。谁家佃户要求减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挟。使农民不敢提减租的事情。农民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要咱种地了’。另外。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让地主减租。有些地方的农民觉得‘咱没牛借牛。没钱借钱，要减租就把掌柜亏了’，很多农民反而动员其他佃户给地主多交租子。”

李经述一听，这旧社会的农村似乎还充满着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对盛宣怀说：“改革总是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减租乃是关切民生的主要内容，那些反对减租或者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的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可以抓起来枪毙一批。”

盛宣怀摇摇头。说：“反对减租的大多是士绅，‘绅为一乡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中国乡间本是个牢固的宗法社会，自明清以来，乡绅势力坐大，渗透甚至控制着宗族、乡族组织。这些士绅地主，主持经营着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务，如学务、教化、公产、水利、桥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桥梁为例，官修10座，官绅合修3座，绅修34座，民修18座。容县桥梁，官修1座，绅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绅修21处，民修22处，官府则未修一处。这些乡绅，还承担着学务、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动，社学、私塾普遍为乡绅主办，乡约等教化活动亦常由乡绅主持。实际上，我们政府任命的县长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十五的租，农民却吃亏了。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免租，一改革反而超过了过去实交租额，因此在农民中引起了反感。”

“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给农民免租？”李经述对此表示怀疑，在他眼里，地主都是黄世仁和周扒皮。

盛宣怀回答说：“是的。地主和农民都是乡里乡亲，地主是农民的东家，很多地主也不想农民饿死。有时，乡坤地主还会组织赈灾。”

李经述回忆起当年自己到河南赈旱灾的情景，的确谢家福等乡绅出资出力不少，旧社会的却是乡里的公共事务听由宗族、乡族长老特别是乡绅打理、操办。对目不识丁、智识未开的广大民众来说，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父慈、子孝、兄亲等传统**。最能集中体现这种传统**的文章是朱熹的《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

仁义礼智信，农村绅士所受的是这种传统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而且基层的保正、甲长、牌头一般由当地民众公举，报县官点充，其任职资格为诚实、识字、有身家，限年更代，轮流充任，以均劳逸，这甚至和现代的民主自治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中国人不*，大多讲“理”，遇事要讨“说法”。总的来说，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讲礼义廉耻。

“看来改革不能光在上面拍脑袋呀，也不能感情用事。”李经述对内阁总理盛宣怀说：“国会那边，我会尽快跟容闳议长沟通，让他们修改《土地法》中的有关规定。政府也尽快把政策做一下调整，佃农田租在原有的田租基础上，减免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农民和地主都能接受的田租比例。而政府通过国债从大地主那里购买来的土地，田租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对于那些失地农民，都往东北三省和远东地区移民，那里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政府可以通过免租的方式，鼓励农民往关外迁移。而地主，要鼓励他们经商，买股票，买国债，开工厂等。”

“这样甚好！！”盛宣怀表示同意李经述的意见。

李经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