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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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在登基初期对外戚们的打压，一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刘秀乃至其身后几代帝王时期，外戚们都相当的低调，几乎夹着尾巴做人。典型代表就是汉朝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来成了汉明帝的皇后，汉明帝树“云台二十八将”的时候，本想把马援也树进去，可因马援是自己的“老丈人”，为了避免旁人说他重用外戚，也只好作罢。由此可见，在东汉开国早期，外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群体。
没有了外戚的掣肘，刘秀是非常自在的，东汉早期大批草根官员得以晋身仕途，地方治安大好，与外戚们为了自保奉公守法有很大的关系。至于外戚主动勾结官员的事情，在当时更是官场的高压线，一旦犯上这条，天王老子也救不了。
【二】
而在光武中兴的国家建制中，有另一条被忽略的重要因素：以儒治国。
刘秀建国，表面上看，和西汉一样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但这两种休养生息政策建立的土壤是大不一样的。刘秀时期的休养生息，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统治全国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既是国家大政方针的考虑，也是刘秀的个人爱好。
刘秀时期之所以采取以儒治国的政策，因为此时东汉帝国的国家特征，和西汉时期大不相同。西汉建国早期，还处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遗症的发作期，国家人才凋零，特别是儒家集团遭到了残酷地打压，而法家因为秦末的暴政，也成为了当时汉帝国的公敌，在这种情况下，秦末因为思想平和而未太遭到秦帝国打压的道家黄老学派，也就因此成为国家思想的主流。东汉的情况却不相同，当时的中国，经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百家的思想大都凋零，而儒生集团的发展却极其迅速，到了西汉末年战乱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学派，实现了“规模经营”，当时的国家知识界，主流都是儒生，因此继续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就成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界的呼声。而且东汉建国的政局，和西汉也大不相同，西汉在建国后，通过对韩信、彭越、英布等人的清洗，已经基本扫除了对中央威胁最大的功臣势力，而且大清洗的同时，为了稳定人心，也自然要在行政上推行“无为而治”。但是东汉的局面却不同，刘秀不像刘邦一样搞大清洗，他对功臣，主要就是给予崇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来削减他们的政治权利，这样做虽然厚道，但是作为一个志在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帝王，对功臣勋贵不忌惮是不可能的，所以利用儒家“尊君”的思想，进一步神话皇权，确立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成了刘秀的必然选择。
而且刘秀本人，也是一个对儒学非常热衷的人，他本身就出身于地主之家，从小受儒生的教育长大，即使是后来做了皇帝，对儒学的热爱也是有增无减。他经常在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和儒生们一起探讨儒家的治国之道，有时候到了深夜还不休息，太子刘庄因此担心他的身体，劝说他要早休息，他却回答说“我喜欢，所以不疲倦”，著名的成语“乐此不疲”就是这么来的。不但热爱儒学，刘秀更热衷于做一个文化大师，当时的儒家学派林立，各种学派争论不断，刘秀经常在皇宫里举行“论坛”，亲自听取各家学派的辩论，然后仲裁其中的胜败，确立主体的儒家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刘秀以马上开国，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军事上的探讨活动，其中东汉名将冯异曾劝说他抽空给军队“做报告”，讲述自己征战的经过，刘秀的回答是“天下不言兵革久也，讲之何益”。
刘秀的儒家治国思想，对于整个东汉的朝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一点在官员的任用上，刘秀首先重视的，是有儒家背景的文臣，包括在尚书台建立之后，真正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都是颇有盛名的儒生们，而不再是功臣贵族；在地方的行政权力上，地方官也大多通过孝廉制度，选拔在地方上颇有声望的儒家学者担任，而儒家的伦理纲常，更被刘秀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方式，凭着儒家官员的抢班夺权，原先在刘秀打天下时候立下战功的功臣们，也变得非常识趣。比如在建武十三年的时候，作为功臣的李通首先交出了自己“司徒”的官职，刘秀随即给了李通厚赐，并下诏表彰其功勋，这个政治信号一放，各路功臣们纷纷响应，大将军邓禹也交出了自己的兵权，随后朝廷取消了将军职位，将原来作为独立指挥的兵权，划归到“三公”治下。如此一来，东汉的政权，也就真正消除了对皇权的最大威胁。
以儒治国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国的大裁军。东汉开国战争时期，刘秀的军队数量，最多时曾到达100多万人，到了开国之后，裁军也就提上了日程。当时的东汉，除了在边境上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之外，大部分的军队都重新解甲归田。特别是在河南、山东等内陆地区，刘秀曾经出台政策，凡是转兵为农的军队，国家赐予优厚的土地和赏赐，并发放农具恢复生产。刘秀在位时期，整个汉帝国的军队，缩减到了大约30万左右，但东汉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因此降低，在后来对匈奴以及羌族的战争里，东汉军队一直保持着高水准的战斗素质，刘秀的精兵简政政策，一直贯穿到整个汉帝国时代。
崇尚儒家治国的刘秀，其本人也经常给人以“阴柔”的感觉。这里的“阴柔”，说的是他为人宽厚平和。比如刘秀称帝之后，有一次回乡，召见自己乡下的叔叔婶婶，这些老乡们喝多了酒，说话就随便起来了，他们乐呵呵地对刘秀说：“你从小什么都好，就是不计较小事，太厚道了。”刘秀听了果然不计较，反而承认说“吾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也就是说，儒家的“仁”道，就是刘秀的治国方略。刘秀得天下后种种恢复生产，休养生息的举措，其施政根源，就是来自于“柔道”。
刘秀“柔道”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强化皇权，特别是将皇权神话。刘秀一辈子崇尚节俭，做什么事情都舍不得花钱，甚至和匈奴打仗也不舍得花钱，只有一件事情，他非常舍得花钱，那就是大搞各种祭祀，并且颁布神化的图谶做为标志，来表达君权神授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他所信用的儒生，看法也不一样，比如有一次太中大夫郑兴进言，要刘秀不要迷信这些图谶，厚道的刘秀当场大怒，说“你连这个都不研究，还怎么做大夫”。吓得郑兴当场认错，差点被刘秀拉出去砍了。而另一个当时著名的儒家哲学家恒谭主张唯物主义，他一生都在坚持儒家无神论，认为刘秀大搞祭祀，与孔子的思想相悖，应该立刻停止。结果，本来深受刘秀信任的恒谭，一下子被贬到六安做丞，在路上又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有人说是“惊惧而死”，也有人说是死于暗害。
虽然因为强化神权，刘秀办过几件冤案，让一些官员受了委屈，但是从私德上说，他确实是一个很“柔道”的人。比如他崇尚节俭，吃住都很简单，而且不喜欢酒和音乐，为了推广勤俭生活，他曾下令不许太官（管理宫廷伙食的）接受各郡国馈赠的珍馐美味，外国来东汉进贡的使臣，送来的所有珍奇珠宝，他都用来赏赐功臣贵族。而且他个人的“气度”，也是被人称道的地方。刘秀为帝时，可以说是比较宽厚的，即使对于那些对他不敬的人，他大多也不予计较。比如太原名士周党，是春秋时期晋国王室的后代，在当时颇有盛名，刘秀一直想召他做官，但是周党拒绝接受，后来实在推脱不掉，接受了刘秀的召见，在觐见的时候，周党态度傲慢，甚至对刘秀“拜而不跪”，这在当时是非常“大不敬”的行为。刘秀并不计较，反而封周党为官。周党却不识趣，坚持说自己不愿意做官，即使这样，刘秀也没有难为他，在厚赐了一些金钱后，派人把他礼送回家。刘秀的老友严子陵，和刘秀是儿时的朋友，交情深厚，刘秀称帝后，严子陵拒绝为刘秀效力，相反躲在了山东一个湖边钓鱼隐居。刘秀把他的画像绘制了传遍各地，最后总算在山东找到了他，严子陵还是拒绝为官，刘秀恋恋不舍，在洛阳留严子陵住了好久，畅谈治国心得，最后还是没有挽留住严子陵。严子陵钓鱼的典故，至今也为人津津乐道。
但宽厚的刘秀，有时候也有残暴的一面，特别是在整顿官员方面，他对于贪污腐败极其痛恨，在他登基初期就定下规矩，京城官员有犯法的，要一律在他的面前用鞭子抽，俸禄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在查出贪污腐败行为后，首先要接受杖责。虽然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诸多非议，但是西汉末期开始的官场腐化局面，不用重典有时候也是不行的。
【三】
东汉建国后，刘秀的折腾很多，对内折腾政治制度，对下折腾地方行政制度，全国上下折腾儒学，这么做的所有目的，是为了能够稳定发展内政。在此期间，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解决自王莽篡汉以来，中原王朝肆虐已久的边患，边患的主角，就是汉帝国的老朋友匈奴。
在西汉昭宣中兴时期，匈奴基本上消停下来了，特别是在陈汤灭掉北匈奴之后，南匈奴对待汉朝，基本就像对待爹一样。但是到了王莽时期，事情却发生了变化。事情是王莽挑起来的，王莽称帝后，为了强化威权，去匈奴收回了当年汉帝国授予的册封印，改成他自己重新颁发的册封印，但是在内容上，他把原来级别是“王爵”的匈奴贵族们，降低成了“侯爵”。一字之变，引起了整个匈奴阶层的愤怒，从此之后，中原与匈奴战火重燃，兵连祸结，而且原本已经是汉朝国土的西域大地，也因为王莽政策的失当，从此宣布叛汉，玉门关以西的领土，暂时不再为中国所有。更严重的后果是，趁着中原大地内战之际，匈奴也频繁出兵，骚扰中国边境，而且还和中国境内的各种割据势力相互勾结，威胁中央政府的统治。刘秀在位时期，匈奴先是在中国北方，扶持了彭宠和卢芳两大汉奸割据政权，在这些“伪军”的引领下频繁进犯，北方边境遭荼毒无数。特别是五原、朔方、定襄、云中、雁门五个郡，在西汉的时候，是中原王朝抵挡匈奴入侵的屏障，而在当时，却全落入了卢芳等汉奸政权手里。这时候刘秀的处境，像极了1000多年后建立初期的赵宋王朝，同样是失去了几乎包括后来幽云十六州范围的北方要地，也面临着游牧民族持续的侵扰。刘秀即位早期，曾经组织过多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在汉军的持续打压下，诸路“汉奸政权”或死或降，随着最大一股反汉势力——卢芳的最终归降，东汉王朝最终收回了抵抗匈奴的战略要地。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在刘秀登基的前20年里，匈奴有历史记录的大规模侵扰，万人以上规模的竟然达到了37次，如此频繁的进犯，是对北方边境的巨大威胁，而原本被西汉霍去病所降服的东部乌桓等部落，也趁机和匈奴相互勾结，北方的千里边境上，自汉武帝以来再次战火漫天。
为了抵抗匈奴，刘秀想了各种办法，比如迁移北方边民入境居住，增加兵力分兵把守，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这时候，一个天赐的机会出现了。公元46年，匈奴草原发生了特大暴风雪灾害，匈奴部落死亡大半，这时候匈奴内部也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迁居到塔里木盆地地区，控制西域；一派主张南下投降汉朝。两派争论不下，最后兵戎相见，结果，匈奴再次分裂成了南北两大部，其中南匈奴到五原郡向汉朝投降，表示愿意成为汉朝藩属，帮助汉朝抵抗北匈奴的进犯。南匈奴的内附，在当时引起了汉朝朝廷的争论，朝中的军将一派主张趁机出兵，彻底消灭南匈奴，名将藏宫自请5000精兵，发誓要彻底消灭匈奴。刘秀却做出了理智的判断，这个时候选择战争，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因此，在经过反复商议后，次年刘秀正式接受了匈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