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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不容青史尽成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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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齐国节制东方诸侯的权力,这也给了齐国壮大的机会。之后的齐国历代国君,又通过和周朝王室世代联姻,建立了他们与周天子家族特殊的血缘关系。长期以来,齐国也因此被看作东方诸侯的翘楚,俨然一方豪强。但是在春秋的早期,这个豪强却只能给郑国当小弟。在郑庄公多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中,齐国都充当了跟班兼打手的角色,一者因为当时郑国实力同样强大,又靠着离周天子近,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二者是齐国位置偏东,要西进中原争霸,偏偏又面对着一个世代强邻——鲁国。作为当年周公后裔的鲁国,在春秋早期同样具有极强的实力,齐鲁两国在山东地区的长期争雄,形成了当地的战略平衡,谁都无法独大。蛮族侵扰中原日烈后,原本处于内地的齐国,却也成了重要受害国。郑庄公时期,齐国就曾因山戎进犯无力抵抗,不得不向郑国求救,也因此一度成了郑国的小弟。

  齐国的称霸之路,完成于齐桓公,却起始于齐桓公的兄长齐襄公。齐襄公在位时期,正是郑庄公去世后,郑国“昙花一霸”后迅速衰弱的时期,做了多年小弟的齐国也因此咸鱼翻身,开始了做强之路。齐襄公在位时期做过的重要事情有两件:一是通过连年对鲁国的战争,连续多次击败鲁国,使鲁国与齐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东方诸侯国因为齐鲁“战略平衡”,迅速倒向了齐国一边;另一件事,就是通过郑国的内乱,采取扶持新君、发动政变等方式,造成郑国国内势力分裂。当年作为齐国大哥的郑国,此时却已沦落成被齐国玩于股掌的地步。但饶是如此,齐襄公本人的才略却距当年的郑庄公甚远。此人虽有大略,处事果决,但为人性情残暴,且严苛猜忌,对待属下甚至亲族,都非常苛刻横暴。

  齐国长期不能成为霸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相对于郑国早在春秋早期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提高了国家行政威权,整合了国民经济,齐国却差得很远。它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力量分散,国内宗族林立,富庶的国民经济无法转换成国家财富,表面繁荣的政经局面,更难以整合成强大的国家力量。长期以来,齐国早已是诸侯中的经济强国,却并非军事强国。齐国经济富裕,物产丰庶,既非临近边地,又非四战之地,百姓生存压力较轻,除了早期姜尚节制东方平定叛乱,以及后来与东夷的征战,大多数情况下,承平日久的齐国,在军事战斗力和军事动员能力上,都远远不及其他诸侯国。齐襄公时期,通过个人的高压统治政策,振奋了齐国的武备,开始崛起,但政治制度不改,霸业根本无从谈起。齐襄公对待臣下的一贯方式,就是逮着好用的人,就拼命用,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直到用废为止。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照例这般,他派手下大夫连称、管至父二人戍守和鲁国交界的边地葵丘,行前说好了到时间后派人替换他们两个,可到了规定期限,齐襄公却仿佛忘了这码事。两位想家的官员反复打报告请求调动,齐襄公除了装糊涂,就是打哈哈,还是想把人家用废。这时期的齐国,因为连年参与征战,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齐襄公又拆东墙补西墙,降低了各路宗室的俸禄待遇,包括他的堂弟公孙无知。这位堂弟名字叫“无知”,行为是更无知,竟然一怒要造哥哥的反,并且和那两位驻守葵丘的官员一拍即合。结果,三人发动政变,一举杀掉了齐襄公,狠狠地报了把仇,但报仇报痛快了,麻烦却来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杀了齐襄公谁接班?先是公子无知自立为国君,很快被臣下所杀,偏偏这时期的齐国,竟无人有资格继承国君之位。齐襄公苦苦追求的霸业,非但没“霸”成,却反而让人给“罢”了。

  “罢”完了的齐国,局面已乱得不能再乱,够资格继承王位的人,全都不在国内,国都临淄城内,就留着一帮群龙无首的大臣在守株待兔。待的“兔”很简单:能继承王位的人。主要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此时正在鲁国,一个是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小白,此时在莒国。两个人资格差不多,距离首都临淄的距离也差不多,支持的大臣更差不多。接班的关键就是:谁先抢到算谁的。

  所以俩人就开始抢了,抢的方式就是比赛跑,谁先回到临淄,谁就继承王位。当时公子纠的条件更便利,他所在的鲁国被齐襄公揍了好多年,吃够了苦,早想着扶持一个和自己要好的人登基,以便为将来牟利。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打的算盘也差不多,但鲁国的实力远远强于莒国。好在齐国的大臣还是很有爱国心的,谁都不愿意看到新国君是鲁国的傀儡,所以齐国的两大家族高氏和国氏赶到莒国,明确表示了对公子小白的支持。接着,双方就开始“赛跑”了,争分夺秒地向着临淄城进发。公子纠的谋士管仲,此人不但会赛跑,更会作弊,早早的就在齐国和莒国的边境上埋伏了。公子小白还没进边境,就被管仲一箭射中,惨叫倒地。满以为作弊成功的公子纠,也就不着急了,优哉游哉地在路上磨洋工。谁知道还没走几天,却发现面前布满了齐兵,连护送他回国“赛跑”的鲁国军队,也被三下五除二收拾了。原来公子小白当时不过是将计就计假死,转而抄小路回国,“赛跑”成功。转眼之间,齐国政局已经“老母鸡变鸭”,公子小白生米煮成熟饭,大摇大摆登上国君位,这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登上国君位的齐桓公,当然没忘了算老账,他先是派兵威逼鲁国,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将管仲收押后送回齐国。谁都以为管仲这下非死不可,可在鲍叔牙的劝告下,齐桓公却摒弃前嫌,反而任命管仲为相。公元前686年,一起开创霸业的君臣,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征程。历史选择了齐桓公,不仅仅因为“赛跑”的胜利,更因为他当机立断的果决,能屈能伸的坚韧,以及不计前嫌的胸怀,这样的英杰人物,才是尊王攘夷事业的真正承担者。

  【二】

  齐桓公之所以选择管仲,历史上的记载,是因为他的重臣鲍叔牙的劝谏,而鲍叔牙劝说中,最打动齐桓公的,却只有一句话:“大王要只想治理好齐国,用我就足够了,要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对于志在天下的齐桓公来说,原本不想用的管仲,就成了不得不用。

  齐桓公不得不用管仲,原因很简单,齐国要想称霸,国家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已足够,但却面临三个要命的问题,他的哥哥齐襄公,表面看死于内乱,其实却正是死于这三个问题上。

  三个问题,用一个字来说,就是“散”,确切地说,是内政分散,经济分散,军力分散。在当时,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有管仲。

  先说内政分散。当时的齐国内部,国家的权力表面上归国君,其实却以宗法制为基础,散落在各地的大族、宗室、贵族手中,国君的权力实在有限得很,特别是发动对外战争的时候,更要依赖于他们的支持,经常是国君对外扩张热情很高,却遭到下面的抵制,结果就徒唤奈何。除了用人方面,行政方面国君的威权也远远不够。国君用人办事,也常常遭到下面贵族大臣们的讨价还价,一件百分百的事,推行下去却大打折扣。齐襄公之所以性格横暴,对下面采取打压政策,也完全是因这种行政分散体系所导致,结果更不幸,一个小小的官员工作调动问题,却演化成一场差点颠覆齐国政权的政变。而齐桓公本人,是得到了齐国两大家族的支持,才得以顺利登基,这样的条件下当国君,表面高高在上,其实却如履薄冰。

  其次是经济分散。齐国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国君和国家,也同样是那些宗族贵戚。在齐桓公之前,齐国在渔盐、采矿等支柱产业上,都很难获得丰厚的税收,下面的宗族们赚得盆满钵满,政府却一分钱都收不上来。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候不得不靠削减官员以及贵族的俸禄,用以补贴国家开支,因此常常激发变乱。

  军事的分散更严重。齐地本身就不是民风彪悍的地区,国家人口虽多,可用于作战的部队,以及可用于征调的兵源都严重不足。常年的承平,也使有限的部队缺乏训练,安于太平。而当国家有战争的时候,齐国军队在战斗力上的差距就迅速凸显出来。而齐国的外患相当严重,鲁国虽然已经衰弱,却依然是齐国眼前的威胁,北面更面临虎视眈眈的山戎。这样一个松散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面对强敌环伺的局面,齐桓公争霸天下的雄心,似乎很遥远。

  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是基于他对自己,以及对于齐国大事洞若观火的了解。如果齐桓公仅仅想要做个承平之君,关起门来过安稳日子,那么他鲍叔牙是胜任的,但如果齐桓公要继承兄长的遗志,完成齐国的称霸大业,就必须要解决这三个问题。能帮助他解决问题的人,只有管仲。

  不得不用的管仲,就这样成为了齐桓公的上宾。鲁国的囚车刚进齐国,齐桓公就派鲍叔牙来迎接。进了临淄后,连囚服都没换的管仲,就当场被任命为齐国的相国。这在当时看来,很是大逆不道。且不说管仲有过“弑君未遂”大罪,他本人的身份在当时也是被鄙视的。他出身低贱,年轻的时候曾三次求官被逐,做过小买卖,也当过普通士兵。在宗法制的春秋时代,这样的人竟然能一步登天,自然引来非议纷纷。但齐桓公不管,他坚持重用管仲。

  在相国位置稳固之后,管仲开始着手干活了。干活的目的,就是解决前述的三个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说起改革的内容,自然有发展生产、奖励耕战、恢复经济等,但关键是,管仲干了三件事。

  管仲干的第一件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经济国有化”。主要内容就是把冶炼、食盐等原本由私商、贵族经营的产业统统收归国有,垄断其巨额利润。这个时期,齐国创造性地设立了“铁官”,即专门负责冶炼产业的官衙。由政府出钱招募工匠,开采铁矿,用以制造农业工具和武器。此举一举两得,一则国家获得了冶炼业的巨额利润,二则铁器开始推广使用,既促进了农业发展,又提高了军事科技。这一时期的春秋国家,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青铜器,以铁器武装军队,就是从齐国开始的。另一个利润巨大的产业——食盐业,管仲当然也不会放过。齐国设立盐官,负责招募百姓煮盐,并制造船只租赁给百姓,鼓励百姓去深海捕鱼。就这样,盐铁两大产业的控制权,从此牢牢地抓在了齐国国君手里,这等于抓住了齐国的经济命脉。与此同时,传统的赋税改革,管仲也动足了脑筋,在农业税征收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按照土地的贫瘠程度缴纳赋税,产量高的多交,产量低的少交。在当时的齐国,肥沃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尤其是贵族的手里,“相地而衰征”的实施,既减轻了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又把大量的财富从富人手中收到国家的手里。齐桓公的腰包,从此才真正鼓了起来。

  管仲的“经济国有化”政策,条条都触及到齐国传统贵族的根本利益,不招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整个改革的推行却异常顺利,除了有人骂了几句外,并未遭到太大阻力,原因是在进行经济国有化之前,管仲也进行了另一项改革:军事改革。

  管仲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想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首先要建立的是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否则那些贵族手里有钱有兵,一旦闹将起来,说不定齐桓公就成了下一个齐襄公,所以要剥夺贵族们的钱,就要先剥夺他们的兵。管仲的办法是“寓兵于农”,他规定国内五家为一轨,十个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分别设立官员进行统治,每五个乡可以招募的士兵,足额有一万人。当时的齐国一共划了十五个乡,也就有了三万常备军队,按照当时的人口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齐国的军队,共分为十五个乡,“三军”由齐桓公直接统治,当年辅助齐桓公登基的高氏与国氏协助统领,这样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就牢牢地抓在了齐桓公手里。原本处于基层地位的贵族们,从此再难对国君构成威胁。这件政策对后世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缔造了许多“历史流行语”。比如“号令三军”,就是起于管仲创造的“三军制度”,而古代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基层的社会构成,也是在这时期形成雏形。

  在进行经济、军事改革的同时,对齐国后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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