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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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瓦解的表现。农家的许多成员，本身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人，他们与农民阶层之间的关系，可谓血脉相连。

　　【一】

　　说到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最有名的就是许行。

　　和墨子一样，许行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按照有关资料的记载，他是楚国人，应该是生活在楚宣王至楚怀王在位的时期，和儒家学派的大儒孟子是同时代人，对于许行最详细的记录，也正是出自孟子的《孟子·滕文公》。

　　许行人生里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带领着弟子们在江汉平原上开荒种地。他的主张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也就是说，即使是国君，也应该和老百姓一起劳动，一起吃饭。像地主们那样凭借着租税过日子，是一种可耻的不劳而获。孟子去腾国宣传儒家学说时，正好看到许行带领弟子们来拜见滕文公。他请求滕文公给他一块土地做试验田，他在这里劳动示范，并且希望滕文公能参加他们的劳动，滕文公答应了他的请求，给予了他一块土地。此后，许行带领着弟子们，在滕国辛勤劳动，很快获得了非常好的收成，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因此引起了许多学问家的关注，其中也包括儒家学派的宗师孟子。

　　孟子虽然赞叹农家的刻苦耐劳，但对农家学派的主张却不敢苟同，当许行的弟子陈相和孟子交谈时，就农家学派的许多问题，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比如说到滕文公，陈相感慨说，滕文公终究不是圣君。孟子问为什么？陈相说，滕文公自己不劳动，他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不是他的粮食他却享用，这是一种可耻的不劳而获。对此观点，孟子当然不能苟同，他和陈相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孟子拿许行带着的帽子做比喻说，你许行戴着的帽子，是用粮食换来的，也就是用你的劳动换来的，那么国君所吃的粮食，也是用他的脑力劳动换来的。一番话说完，陈相哪里是孟子的对手，立刻张口结舌，孟子反而又抛出了他的观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虽然如此，农家学派却一直初衷不改，在农家学派的观念里，劳动是光荣的，不劳而获是可耻的。他们反对政府设立仓库，储存粮食，反对那些城市中人不参加农业生产却获得粮食吃，在农家学派眼里，这也是一种可耻的不劳而获。这种新学派的出现，在当时却不是偶然的，这个时代正是战国封建化形成的时期，普通自耕农地位提高，学术方面，也需要出现属于他们的代言人。而土地所有制的转换，也使农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在这种局面下，普通的自耕农迫切希望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减少加在自己身上的赋税，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为农民的身份感到骄傲。农家，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农家的核心思想，主要的一句话就是“劝农桑，以足衣食”，即希望建立一个大家一起种地，一起吃饭，全民务农的农业社会，最好能够不出现城市。农家学派的成员们，把农业视作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命、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以自己是一个农民为荣，以自己从事农业生产为傲，并且热情地劝说诸多思想界的人物以及政治界的精英们，加入到他们的派别里来。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农家的市场还太小，真正理解他们的人并不多。在后来西汉刘向编纂《后汉书》的时候，农家被放在了九流之中，俨然一个重要派别。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农家对于各路诸侯来说，却也是有利用价值的。因为礼遇农家，就意味着可以笼络住农家背后的农民，特别是自耕农们，如果给予农家适当的尊重，那么也势必能够对稳固统治有所帮助。抱着这样的目的，许多当时的诸侯对农家非常礼遇，当然这是表面上的礼遇，农家所宣传的取消仓库、取消城市的主张，是各路诸侯们万万不能接受的。对于诸侯国们来说，农家思想是一个很好的招牌，但是其主流的内容，是坚决不能用的。

　　【二】

　　农家的思想内容，在战国时期，以许行为主，却也化成不同的派别。而在整个战国时代，农家思想开始系统整理出来，却是拜吕不韦所赐。

　　吕不韦担任秦国相国期间，开始组织人手编纂著名的《吕氏春秋》，在这本春秋思想集大成的书中，也少不了农家学派的身影。《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鲜明提出了重农的理论。在《上农》中，农家思想家提出了要尊重农民、优先发展农业的理论。《任地》一篇，则细致讲述了农业耕作之中，怎样提高土地的肥力，辨别土地的肥沃程度，怎样改良土壤的质量。对土壤的软硬、瘦肥，都做了非常细致的阐述。《吕氏春秋》中的农家理论，是农家主体思想以及农业理念的浓缩。特别是《审时》之中，对于农业生产的农时，做了非常细致的划分，对种子的品种质量，也做了非常细致的讲解，在当时的中国，简单的四篇文章，却可以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宝典。

　　而另一本对农家思想记录非常详细的著作，就是齐国稷下学宫编纂的《管子》，其中《地员》一篇就是纯粹的农家著作，而在《五辅》《牧民》《八章》等章节之中，也详细阐述了农家思想的各类内容。《管子》对于农家思想的重要意义是，农家思想的主要内容，被放在了其中有关“以民为本”的章节中，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农民是平民老百姓的主体，农家所宣传的重农思想，其实也和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重农和重民思想，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正是这样的一种联系，使得《管子》中的农家思想，具有了许多超越农业本身的进步意义。

　　《管子》中的农家思想，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体现出了古代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管子》的文章中，曾有这样的片段：“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一思想，鲜明地把民心放在了“政”的高度上，和孟子同时期宣传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相比，农家思想显然对民更加重视，民在农家思想家眼里，成了政权存废的关键，这个比儒家思想中的“民为贵”，显得要更加大胆。

　　除了提出了民为本的思想之外，农家还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一点应该和中国农业长期以来靠天吃饭的局面分不开。在亲身耕作中尽尝了靠天吃饭辛酸的农家学者们，其身上的忧患意识是很强的。在《管子》中，农家学者鲜明提出了“修饥谨，赈灾荒”的主张，认为一个国家农业要发展，就必须做好对自然灾害的预警和提高抗风险能力。

　　而战国时期农家的最核心思想，在《管子》中也体现得很生动——重农抑商。农家学派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老百姓要吃饭，军队保卫国家，也要靠军粮供应，因此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而商人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是拿着别人的财富贱买贵卖，因此，商业活动其实是对国民经济的一种破坏。所以，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坚决贯彻“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农家学者的重农抑商政策中，他们并不主张取缔商业活动，而是希望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打压手段，限制商业活动的发展，将商业活动的利润大小范围，都能缩小到最小的规模，给予农业充足的发展空间。

　　如果对照后面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农家学者们的美好愿望，在经过秦末动荡之后，最终由汉王朝确立下来。此后重农抑商政策，就成为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在春秋战国时期并非作为主流学派出现的农家，他们“民以食为天”的主张，却最终成为了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根基。

　　【三】

　　而农家学派的英杰们更想不到的是，他们一生为之奔走的学问，在两千多年后，竟然会影响到另一个他们根本不知道的地方：欧洲。

　　在17世纪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被翻译到西方去，其中包括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尤其是记录了农家思想的《管子》，被当时的传教士利玛窦翻译成拉丁文。中国农家学派在西方社会，很快掀起了不小的波动，17世纪时期兴起的法国重农学派，大力引进农家里有关商业活动的论述，抨击西方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间的这场论战，其结果几乎决定了最终欧洲资本主义化的发展方向。产生于中国封建化早期的学说，对于启蒙世纪的欧洲，依然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第二十九章　秦始皇错在哪

　　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在功成名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自己换一个名号，天下一统了，诸侯都灭了，再当大王，恐怕也显得寒碜了。如此大的功业，也应该找一个比大王更显贵的称呼。他命令手下的博士们为自己提供封号，那些书呆子们冥思苦想了许多，总算送上一个泰皇。解释说，这个称呼好得不能再好了，泰，意思是大，皇，意思是三皇五帝，加起来的意思，是您老人家比三皇五帝还大。可嬴政还是不满意，想了想折中了一下，留下了后面的皇字，然后自己开动脑筋，加了个帝字，这样一个新名词就诞生了——皇帝。嬴政很满意，就这么叫！好听！就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有了自己的名字——皇帝。中国有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嬴政。他的名号，叫秦始皇。

　　之所以选择皇帝这个词，秦始皇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皇，在汉语的意思里有“大”的含义，至于“帝”，那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统治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天神之首。加起来的意思，就是大大的天神。这等于平白无故地告诉中国老百姓，我，嬴政，这个皇帝，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你们的，我手中的权力，是上天给予的，一万年也不会变。从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时代开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有了君权神授的色彩。

　　但是这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只维持了区区15年的时间，就在声势浩大的秦末农民战争中毁灭了。当时的秦始皇，自己自称一世，他的儿子要叫二世，他期待他的政权能够绵延万万年，可惜，仅仅是15年。

　　说起秦国二世而亡的原因，许多熟悉秦国历史的人都把原因归结到秦始皇的“暴政”身上，普遍的观点是，秦始皇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以至于玩火自焚，国家衰亡。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一】

　　在说到秦始皇在位时期的功过之前，必须要正视的，是秦始皇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新生的秦王朝，究竟要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

　　秦始皇的国家政权，是在平定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他可以用武力灭掉诸侯，统一全国。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秦国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够完全移植到六国的身上？是完全照搬秦国的制度统治六国，还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这一点，在最早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答案。

　　与政治制度相关的，还有经济制度，六国的经济条件和经济体系也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也不一样，秦国的经济、文化、法律，是否适用于六国的其他地区，会不会因为推行不当引发变乱，这一切，也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秦始皇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这一切未知数上。公元前220年的中国，面对的是之前数百年未见的变局，国家走向一种全新的国体，这个国体应该怎么运作，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包括秦始皇本人。

　　即使是秦国内部，跟随秦始皇多年的官吏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不一。当时的丞相王绾，就曾经建议秦始皇将自己的儿子册封在齐楚故地，因为这是“祖制”，当时的大臣们除了李斯之外，也基本都赞成这个制度，秦始皇本人也一度动摇，但李斯拿着春秋战国的动乱来作对比，使秦始皇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宣布，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国家直接掌控的中央集团。

　　这个政策从稳定国家政权角度看是没错，但是在当时，不理解的人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在东部的齐国等地区。齐国是一个儒生众多的国家，这些儒生们最在意的就是西周的宗法，祖制，在他们眼里的秦始皇，就像是当年垂拱而治的周天子。现在拿到天下了，却不想着分封，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更何况郡县制推行下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秦国委派为郡县地方官的官员，大多都是来自于秦本国，贸然进入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地方，这个官当得能舒坦吗？

　　所以，在公元前213年，山东儒生淳于越在宴会上当场讽刺秦始皇，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