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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章

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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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中,有关班超的记录是这样的:“家贫,常以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这是“书佣”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做这个工作确实“劳苦”,每天就是伏在案子上,一笔一划地抄书,而且绝不能潦草,每一笔都要写得方方正正,工作量大,工作强度高,确实不是普通人能干的活,既要字写的好,又要有耐心。在那年头,做这种活的,确实不是普通人,有这种本事的,有多少人愿意凭这个工作混饭吃?至少贵族子弟,儒家学子,大多数都是不屑去做的。愿意凭这个混饭吃的,大多数又没有这个本事,没文化的,或者是粗通点文墨的都不行,文化不错但是字写得烂的同样不行。所以古代做这个工作的,基本是这样几类人:一是贫寒的书生,二是破落贵族子弟,甚至还有犯罪服役的囚犯。而这么高难度的工作,在东汉时期工资又有多少呢?东汉侯谨的《汉德皇传》里,就记载了一个叫普盖的书佣,说他每个月“得钱,足供而已,不取其余”。也就是说,书佣们当时每个月的薪水,除了吃穿外,基本就什么都剩不下了。待遇低,工作却相当辛苦,甚至辛苦到变态,班超自己说过,他做书佣的时候,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其他的时间,都在没完没了地抄写,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还经常被领导“枪毙”掉重来,可以说是既吃力又不讨好。当然,这时期的书佣,和过去的“书工”已经大不相同,先秦时期的“书工”,基本属于权贵们的私人奴仆,最多是个高级奴隶。而到了汉朝,书佣不但是自由民,也是“吃国家财政”的,由国家雇佣书佣,并且支付工资。因为这时期中国的文化形势已经大不相同,汉帝国作为大一统的中央王朝,修书已经成了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要修的书多,需要的人手也多。给国家干活,自然也要国家开工资。所以在汉朝的大多数时候,书佣这个工作本身很有前途,但干这个工作的人,基本都没什么前途,即使是后来名垂青史的班超,也是拜了愤然跳槽所赐。

  到了东汉晚期,这个原本没前途的工作,却变得越来越有前途,特别是干这项工作的人,投笔从戎的少了,扎根本职工作并且干出前途来的,越来越多了。比如小说《三国演义》里配合黄盖一起使“苦肉计”的东吴谋士阚泽。在《三国志》的记录中,就说他早年“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也就是说,阚泽正是凭着做书佣的经历勤工俭学,挣够了读书上进的钱,最终出人头地的。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阚泽的“为人佣书”,不是给国家打工,而是给私人打工,替人抄书收钱。也就是说,这时期的书佣们,已经不仅仅有“国家在册职工”,更出现了个体户。按照价值规律的说法,这当然是因为供求关系决定的——这时期修书的多了,不但有国家官修典籍,更有私人修书,对书佣需求量大。《晋书》在记录文学家左思的时候,说到左思新作写成后,当地的世家大族纷纷雇人抄写,广为流传,可以看出这时候的世家大族里,“修书”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修书的多了,市场上的书籍自然也多,《北齐书》里就记录过这样的事:有书贩子跑到北齐来贩卖南朝的图书,并且说明可以先看后买,结果有些买书的,在拿回家“先看”的时候,就故意花钱找人抄录了,然后再把原版退还给书贩子。这时候的中国图书市场,并没有因为战乱而凋零,反而火爆得不行。大量图书的商业化,自然也让“书佣”业商业化,这时期的书佣们,已经不再受政府控制,反而成为红红火火的书佣市场的“自由人”了。

  这种情况的发生,后人大多都说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原因上,但根子上的原因,恐怕有3个,第一就是造纸术的发明,造纸术产生于汉朝,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推广到全国。在造纸术成型之前,中国的书籍主要都是用竹简和布帛来抄录的,竹简笨重,布帛昂贵,抄一本书的成本自然也高,别说通老百姓家,就是世家大族,也没多少人肯花这个闲钱的,能出起这个钱的,也只有国家。有了造纸术,情况就反过来了,纸张的价格远远比布帛便宜的多,稍微有点钱的都修得起,如此一来,修书的人自然多了,不但国家的修书量大增,私人修书业也大批兴起。在没有印刷术的情况下,修书也就意味着要找人抄书,能够又快又好抄写图书的书佣们,自然也就变得很有前途,成了官府以及世家大族争抢的香饽饽,待遇当然水涨船高。东汉早期的书佣们,工资只够温饱,三国时期的书佣们,工资已经有大量盈余,比如阚泽,就可以用抄书的工资,供自己读书上学。到了西晋时期,有大臣在揭露世家大族骄奢淫逸时,也拿着书佣们的工资说事,说这时候书佣们给世家大族修书的工资,比起东汉的时候已经上升了6倍,这个涨幅很显然比较夸张,但是书佣们工资待遇的提升,却是不争的事实。到了南北朝时期,书佣们的待遇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比如北魏的文献里记载,北魏名士房景先,早年靠兄长做书佣来养活,后来他耻于如此,也做了书佣,很快家庭就摆脱了贫寒。而南朝的书佣崔光更是高薪,他给南朝王家做书佣长达十几年,之前只是个家境贫寒的寒门子弟,做了书佣后,不但家境好转,后来还有钱买房置地,成了当时的新富阶层。如此局面,皆与当时修书者日多大有关系。

  而书佣业的兴起,另一个被忽略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广泛传播。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的极盛时代,无论是北方的鲜卑族政权,还是南方的宋齐梁陈政权,都大力修佛礼佛,这时期的各种“佛事”,不只有修建寺庙,更要翻译整理海外传进来的佛教典籍。东晋年间,还发生了著名的“法显西游”事件,北方的高僧法显到印度取经,带回了珍贵佛教资料,并从印度乘船回到了东晋,佛经取回来了,但是外文的,既要整理更要翻译,修书工作刻不容缓。而当时的各个寺庙,也把自己寺庙拥有典籍的数量,作为寺庙“档次”的标志。为了提高自己寺院的地位,许多寺庙自己出钱,招募书佣参加修书,这样的结果,就是书佣数量日益增多。

  书佣业繁荣,书佣需求量大,使当时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这时候的书佣们,在工种上也有了区分,和做佃户一样,书佣们也有“长工”和“短工”之分。所谓的“长工”,就是长期受雇于一家雇主的书佣,这一类的书佣,和雇主有“长期合同”,他们的收入比较稳定,但是分配到每次抄写的收益上,就显得不是太高。另外有一种书佣叫“短工”,他们给雇主抄书,大多都是短期合作,给这家干几天,很快又给另一家去干了,这一类书佣,在收入上也有分化,要么是收入很低的菜鸟,要么是收入不菲的“明星人物”。比如南朝时期的书佣陈光,在当时是建康知名的“大明星”,他经常每天出入三四家雇主,均能保证质量完成,他的字在当时比较有名,外加抄写速度快,以至于当时的世家大族,都以邀请到他为自己做书佣为荣。行行出状元,放在书佣这个职业上也不假。只不过,当时书佣需求量增大不假,但是市场上有这么多“书佣”吗?毕竟在那个时代里,老百姓还是以不识字的居多,外加这个工作要求很高,不是认两个字就能干的。事实是,这时候的书佣是非常多的,并且日益高素质化。东汉时期的书佣,大多都是平民,而到了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南北朝的晚期,书佣已经基本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其中甚至还包括许多破落世家大族的子弟。书佣的整体素质,在这过程中水涨船高。

  这也恰恰是南北朝书佣业繁荣的另一大原因:士族制度的逐渐衰落。书佣业的兴起,在前期得益于世家大族的暴富,这样他们有钱去修书。这时候,却也得益于世家大族的衰弱,因为这样一来,中国长江南北都出现了大量取代世家大族的寒门阶层,这些人出身低微,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自然要做一些贴金的事情。修书,就是最好的贴金手段,这些有钱没地位的人,在修书上往往舍得花钱。比如后来成为南朝梁朝开国皇帝的萧衍,在做将军的时候,就曾在京口重金招募书佣,编订历代文选。南北朝晚期,都发生了对世家大族的大规模屠杀,仅以北齐而论,被清洗掉的世家大族,就有杨、高等多家,这些家族败落后,成员树倒猢狲散,为了填饱肚子,士族的脸面也就顾不得了。北齐王子高澄在修书的时候,就曾雇佣过河南元家的子孙。西魏名臣苏绰也曾在南朝俘虏中,精选出“良家子弟五十多人”参加他主持的经籍整理。书佣素质的提高,使这一时期的修书,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超过了前代。

  【二】

  书佣的兴起,看似只是个文化事件,其实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公认的事实是,书佣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见证。魏晋南北朝时代,虽然长期战乱,但中华文明却持续传承了下来,比如南北的各个政权,都大力发展教育,设立学堂。而且各个政权对于修书都非常重视,比如魏文帝曹丕就曾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文化在这个时代所得到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前代。在那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里,经过早期的杀戮之后,他们也渐渐懂得了“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开始了方式各异的汉化改革,而汉化的过程,对图书的需求就会加大。梁武帝在位时期的梁朝,虽然在政治上乏善可陈,文化上却大有贡献,当时的梁朝“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可以说,修书以及书佣的繁荣,是当时南北朝文化政策的表现。

  修书业的勃兴,也带动了当时中国教育业的发展,特别是私学的兴起。当时很多学者都开办私学,求学者不但有世家子弟,更有平民百姓家的孩子,中国的文化,在平民之中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样的局面,也让书佣的来源大大丰富了。文化贫民的增多,让寒门阶层的力量大大增强,庶族地主们势力日益扩充,对南北朝统治阶层来说,这是一件影响彼此力量对比的大事。

  书佣的兴起,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书佣们之中也不断涌现出英杰来。负责抄书的,本身就是文化功底很好的人,而且“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常年修书,也让许多书佣们借机学问大进。就像武侠小说里,不少看守藏经阁的少侠能够获得武功秘籍一样,书佣之中,也有人在常年抄写的寂寞中,磨练出一身惊天动地的本领,翻翻南北朝后期的名人录,相当多的名人都是书佣出身的。庶族的力量,也因此日益提升了。书佣,作为一个行业,只有文化意义,更成了改变政治格局的暗流。


  第十三章 梁武帝时代的“世界蚕丝战争”

  在现代社会,“经济危机”已经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词语,尤其是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感同身受。然而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说到危机的核心,大家都会自然而然想到美国。作为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形势变化,经济政策的改变,都会深切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向。无论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还是1973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甚至是2009年的次贷危机,无一不反应出这一点来。因为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现实,以及美国强大的国际地位,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然而在1000多年前,世界经济联系不密切的南北朝时代,当时的西方世界,也爆发出了一场经济危机——蚕丝危机。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当时与西方世界八竿子打不着的中国。而现代经济危机的道理,放在古代世界也是相通的:中国政局的变化,国家出口的改变,也会影响到西方世界的经济形势,改变西方世界的政治版图。

  说到这场“蚕丝危机”,简单地说,就是在中国梁朝时期,由于中国内部政局的变化,影响到了中国连接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之所以得名,是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主要出口物品是丝绸,我们只是认为这是一种贸易,对于西方来说,这却是一个生命线。因为中国丝绸出口量的改变,引发了整个欧洲的一场经济动荡,甚至导致了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的长期战争,这恐怕是同时代的中国人,不会想到的。

  【一】

  中国历朝历代的政策,都是“重农抑商”,无论是纯粹的汉人政权,还是汉化后的少数民族政权,执行的都是相同的政策。这个政策简单了说,就是种地为主,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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