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第3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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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屋中冷清清只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出神，乱哄哄摆了一桌子账簿。其余乱糟糟，还有不少零碎东西，也都在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他一见伦贝子走进，连忙站起来让座。这王奇珍虽然年纪不大，却是一个很见过世面的人，他睁眼一看，就知道伦贝子不是一个等闲人物，忙让座敬茶敬烟，又问贵姓。伦贝子也不瞒他，把自己的来历，完全对他说完了。王奇珍又重新行礼，说：“原来是贝子爷驾到，您来得正好，要再晚来几天，这一座参议院就被人搬空了。”伦贝子故为诧异，问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王奇珍同科长夏仲舒两人意见很深。王奇珍在前任科长时代，原是一个头等书记，后来夏仲舒接事，便把他降归三等。这是头一样仇隙。夏科长采买家具器物，全是自己经手，凡科员书记等，休想沾着一个钱的光。这是第二样仇隙。参议院解散后，警察厅不愿代负保管责任，传出话来，叫两院庶务科长暂时看管。夏仲舒乘这机会，便实行其趁火打劫主意。所有院中的夫役，同本科的科员一律解散，只留了一个三等书记，代管账目，便是这位王奇珍先生。又留了两个夫役张升李顺，便是方才抬桌子的两个人。他把院中的家具，拣好的全搬到自己家中，却叫王奇珍在这里死守。一天两顿饭，全得自己掏腰包买着吃。他也曾三番五次要离职出院，夏仲舒却捺着不叫他走，说：“早晚等有人来接，你交代清了，然后再走不迟。”奇珍心里很明白，他将来是想嫁祸东吴。等交代时候，他来一个不照面，家具器物短了，得由我负完全责任，其用心可谓卑鄙阴险，达于极点。这便是第三种仇隙。有这三种仇隙，他为什么不走呢？就因为院中还欠着他两个月薪水，合起来也是一百多块，他希望早晚能发，所以在这里守着不动。恰恰遇上了伦贝子，他便将夏仲舒的行为，完全举发了。伦贝子听了大怒，立刻要派警察去传他。王奇珍说：“一传他就躲起来不见面了，莫如由我打电话，说警察厅人送来两个月欠薪，请他快来分配。他一听见有钱，马上就跑来，那时贝子爷将他扣住了，叫他办交代。我这里有家具账，你就按账收东西，短一件也叫他赔补，不愁他不全数吐出来。”伦贝子说：“很好，就是这样。你快去打电话。”王奇珍这个戏法变得真灵，果然两刻钟工夫，夏仲舒就赶到了。一见面先问洋钱在哪里，王奇珍笑着向伦贝子一指，说：“洋钱是这位先生带来的，请科长向他要好了。”夏仲舒果然朝着伦贝子拱一拱手，说：“阁下是总监派来发欠薪的吗？”伦贝子摇头说：“不不，我是总统派来的。”仲舒说：“总统派来的更好了，本院职员欠薪，一共是两万五千七百六十元。请先生全数交给我好了。”伦贝子将脸一沉，说：“本院长奉总统的命令，是来接收参议院地址同家具，并不管欠薪不欠薪。你既是庶务科长，赶紧办理交代。我是照账查收，如缺少一草一木，你得负完全责任。”夏仲舒吓了一跳，忙问他贵姓。王奇珍说：“这是伦贝子爷，大总统现派的参政院院长。”夏仲舒慌得手足无措，又埋怨奇珍，为什么不早早对我说明。奇珍只是笑，也不理他。伦贝子打电话，唤来两个旗员，全是当年咨政院中的科长。又亲笔写了一个条子，委王奇珍为三等科员，会同两旗员，点收家具，清理交代。如交代不清，可将夏仲舒交警察厅押追，限两日内办齐，不得贻误要公。手谕写好，他带着家人回府。
这里可吓杀了夏仲舒，乐杀了王奇珍。从前夏仲舒自恃为本科科长，把三等书记看成茶房夫役，随便呼过来，喝过去，王奇珍自然得忍气吞声。如今这三等书记，竟一跃而为科员，且是新任加委，向他办理交代的科员。夏仲舒一想，这是昭关，真有点不好过。只得另拿出一副面孔来，向王奇珍递和气，说：“王兄，咱们是老同事，得求你格外关照。”王奇珍故做出一种为难的面孔来说：“科长你在前几日不肯听我的良言相劝，叫张升李顺随便搬运东西，偏偏碰到贝子爷的眼中，把他们当场抓住，两人都招认。并且把科长从头一天直到现在搬往府上的东西，全对贝子爷说了。贝子爷十分恼怒，来到科中，便把家具账从我手中要去。又传谕叫科长先将搬走的东西，一件也不许缺少，照数搬回来，然后再治以监守自盗之罪。我因为跟科长同事一场，不能不将这消息报告给你，你好早做准备。要不然官司由你打，我何必多管闲事呢？”这一席话，把这位夏科长吓得真魂出壳，连连给王奇珍请安作揖，求他设法遮盖。奇珍说：“这事我如何做得主？现有新派的两位，一位是科长，一位是头等科员。你不设法将这两人疏通好了，眼前这一关就过不去。凭我一个三等科员，有什么能力啊？”夏仲舒实在无法，只可托王奇珍向新来的两位疏通。旗人性质，向来是得理不让人，口风很硬，非照公事办不可。后来费了许多话，算是夏仲舒将原物运回，一件不少，另外再拿出五百块钱来。一切交代清楚之后，下任给以印收，作为完结，从前的事，一概不提。如贝子爷问时，由这两位担保。可怜夏仲舒，东西一件也不曾享受，反倒赔上了五百块钱。新来的两位，在暗中每人分了二百。王奇珍居中说和，也得了一百块钱酬劳。在奇珍总算天外飞来的幸运，气也出了，科员也升了，洋钱也得了，可见官场如戏场，升沉只在顷刻，谁又能料得到呢？
却说伦贝子将参议院接过之后，仿照咨政院的章程，拟好了一种组织办法，缮具清折，呈与项大总统阅看。项子城很为嘉奖，又吩咐内史秘书两处开具人名单，以便选派参政。并当面嘱咐，所有参政人选，并不限于官僚。所有京外的富商大贾、教育家、著作家、新闻记者、宗教师，甚至帮会的头目、绿林的豪侠，凡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势力的，都要网罗其中。至于官僚方面，要多开前清遗老。东西洋留学生，也择其有名的采录一二。这个风声传出来，凡热心做官的，谁不想弄个参政头衔。本来这个名义有多么冠冕堂皇，而且是大总统简任，每月还有五百块钱薪水，又不一定限制要做过官的。这样天外飞来的好机会，谁肯错过？北京有两位大腹贾自从听见这个信，便大施其运动手腕。这两位一位姓马名沛霖；一位姓孔名昭苏。那马沛霖是本京人，乃是穷汉出身，后来居然发了二三百万大财，开着两座金珠店，还开着一处饭庄子，北京中都呼之为马二爷。马二爷幼年时，在琉璃厂南纸店学徒，那时候还在前清光绪中年，北京城的地面，统归提督衙门管理。提督衙门之下，有五城的街道厅。街道厅的长官，便是巡城御史。这种巡城御史，官虽不大，权力却不小。比如巡视南城御史，所有前门外的商家住户，通通归他辖管。他坐着一辆破车，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商店要是敞着门，店内人一听某都老爷来了，立刻都得毕恭毕敬地站起来，俟等他的破车走过之后，然后才敢坐下。假如你一时疏忽了，仍然坐着不动，被他一眼望见，他当时把车停住了，一声令下，跟随他的差役，立刻进店去把你抓出来。不问青红皂白，按在地上，先打一顿屁股板子。打完了才问你，因何不敬官长，以后这样，仍须加重地打。在马沛霖学徒时，巡视南城的御史姓孔，外号叫孔大疯子。他生性专好打人，走到街上，看见谁家门口不洁净，拉出来打。见了他不起立，拉出来打。甚至说话的声音高一点，被他听见了，也要拉出来打。马沛霖曾挨过他三次打。那时候他还是十七八岁的小徒弟，心里却很有志向。他说孔疯子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凭什么他坐在车里，我趴在地上，他说一声打，我的屁股就得肿三天？有朝一日，我也得坐在车里，吆喝着打人，才算出了这口鸟气。因此他做官的心，比谁都热。后来发了财，首先捐了一个大八成知县，本可以分省去候补，他却舍不得扔下他的买卖，又改捐京官。京官虽然能捐，但是要捐街道厅却无此例。并且满清末叶，北京试办警察，街道厅这种官儿也根本取消了。今生今世，要想捐一个可以坐在车里打人的官，是绝对做不到，因此他常引以为憾。可是他的官迷，仍然非常之大。在前清时代，每一出门，总是官靴官帽，三品亮蓝的顶珠，坐大鞍车，连赶车的同跟从，全戴红樱帽，真是官气十足。及至改了民国，这一套官衣是穿不出去了。便有人劝他做几套洋服，穿在身上最时髦。他倒是真做了，只是穿在身上，有点不大得劲，连拉屎撒尿，都有点犯起别扭来了。有一次在宴会席上，一泡尿全装在裤子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穿洋服了。
这一次大总统要设参政院，还派参政，还要从商界中取才，这个消息传至马沛霖耳中，他以为是做官的机会到了，立刻召集他的谋士，商议运动之法。他原是商会会长，会长之下，还有一个坐办，此人姓胡名伯孙，乃是一个破落秀才，平日调词架讼无所不为。因为在马沛霖家里教过书，大施其拍马手段，很博得东家欢心。因此东家当选商会会长，他也随着得充商会坐办，在商会中作福作威。凡大小商家，只要有一点事求到他的面前，最低限度，也得厚厚送上一份水礼，再不然，就得送上一包洋钱。错非这样，他不但不给你办，反在暗中给你破坏。因此商界送了他一个绰号，管他叫大洋狗。言其他吃得肥肥的，专能哄主人欢喜，除去主人之外，没有一个不咬。这次马沛霖想要运动参政，特特将他叫至家中，商议进行之策。胡伯孙说：“晚生倒有两条法子，可以同时并进。一条是叫北京九城商界，大家向总统府上一公呈，力保东翁，堪胜参政之职，这走的是明路子。还有一条暗路，是总统府管家谢大爷，常在东翁开的那个饭庄子上请客。东翁同他，也有一面之识，最好他再请客时候，完全由东翁候账，分文不取，他面子上一定不肯。那时东翁出面，同他客气拉拢，总算留下这一点好感。然后一面托谭鑫培，向谢大爷关说；一面托刘喜奎向大公子面谈。两方的情面，都在本府要人身上，料想没有不成的。这是一条暗路子，关系更为重要。请东翁裁酌，两计是否可行？”马沛霖极表赞成，说：“两计全好，但是刘喜奎我素日同她没有拉拢，她如何肯帮忙呢？”胡伯孙说：“这个无妨，喜奎的师傅，同晚生是换帖兄弟。我去寻他，他一定不能推脱不管。”马沛霖说：“这样很好，你就赶紧去办，千万不要走在后边，要等人名发下来，那时再想加入，可就不容易了。”胡伯孙说：“东翁自请万安，决然不能使人捷足先登。”他出门便去寻刘喜奎师傅。
原来这时候刘喜奎在北京城中，成了伶界天字第一号的红角色，连谭老板，都得退避三舍。其实喜奎演戏，并不是怎样超群绝伦，唱作有什么佳妙之处。只因她长得容颜美丽，真称得起修短适中，秾纤合度。两只媚眼，流盼生辉，尤有惑阳城迷下蔡的魔力。又兼她演的全是花旦戏，尤其容易招徕，使一班登徒子，涎垂三尺。她的师傅，也并非什么出名露色的名伶，只是乡班中一个唱花旦的，外号叫小香怜，曾在人和班中，唱红了几年，天生一条铁嗓，真能听出二三里远近。凡是秦腔的花旦戏，他没有不会唱的。胡伯孙同他是近同乡，因此拉拢到一处，伯孙情愿同他换帖，小香怜自己倒很知道身份，始而不敢，说：“胡先生是斯文秀士，上等社会的人物，我们一个唱戏的伶人，怎敢同你呼兄唤弟？”伯孙大笑，说：“如今是中华民国，五族平等，并没有什么贵贱尊卑，唱戏的同做官的，全在一条水平线上。你要这样见外，我连同乡也不认你了。”本来两人是各有所求，小香怜带着徒弟，初到北京，能红不能红，全要看捧的主儿多少。最要紧是商界，因为商界在社会中，最占势力，而且人数也最多，如果商界赞成，自然戏园中可以卖出很多的座位。他知道伯孙在商会当坐办，从前家乡演戏时，也曾会过面，因此借着同乡的名义，先带徒弟，坐着马车，来拜访胡伯孙。胡伯孙在北京，就知道天津伶界中，有一个刘喜奎，是数一数二的红角色。第八镇统曹虎臣，曾在她身上花过很多的钱，却始终不得为入幕之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