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扬天下-第2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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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闹，你先回船上等着，我再去劝劝我爹。”
“还劝，你真想满地找牙？”
郑森没有心思再跟他啰嗦，拨腿就往外跑，童海峰有些失望，有郑森在，他就不算背叛郑家，而且他手下只有七条船，力量太小，就他所知，在郑家船队中，不愿去帮鞑子打仗的人还是很多的，如果郑森能站出来，一定能凝聚更多的力量。
不过郑森的行为他也能理解，毕竟是父子。
童海峰怏怏地出了南门，回到泊于闽江的船上。刘老二，童子鸡、谢凡等几个心腹手下纷纷询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童海峰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心里真的很迷茫，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郑森去央求肯定是没用的，难道自己真的要跟着去江南帮鞑子打仗？
郑森一面疾行，一面思索，其实他心里也知道，再和自家老子摆道理是劝不住了，必须得转变点策略才行。
这时郑芝龙与郑芝豹兄弟俩人刚好下朝回来，三人在大门处碰着。
“这你逆子，你竟然。。。。。。。。。气煞我也，一定是童海峰那个癫货，这回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郑芝龙魁梧的身体气得直发抖，抬手又要给郑森来一巴掌。郑芝豹连忙抱住他的手臂劝道：“大哥，都是一家人，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再说了，森儿也是为郑家好，只不过是见识少，一时没想通而已。”
“五弟你不必护着他，这逆子读书读傻了，咱们郑家的家业交到他手里，迟早要被他败光。”
“父亲大人！”郑森再次跪下，磕头道，“孩儿之前忤逆了父亲大人，自知罪孽深重，这次确实是童海峰把孩儿放出来的，但请父亲大人不要怪他，他是来劝孩儿的，如今孩子也想通了，之前确实是孩儿不对，请父亲大人责罚。”
郑芝龙见儿子态度突然转变，一时怔住了。童海峰那个家伙的一些小动作他不是不知道，但那家伙比较机灵，对海上的航路又熟，和自己儿子又是发小，郑家的家业将来终究是要交到儿子手上，童海峰算是不可多得的辅助人才，是以他才对童海峰的行为一再容忍。
难不成真是童海峰那个家伙把儿子给劝醒了？郑芝龙一脸狐疑之色。
郑之豹趁机说道：“森儿快起来，都是一家人，说开了就没事了，大哥，先进府吧，站在大门这儿不是给人看笑话嘛。”
在郑芝豹相劝下，三人回到府中大堂，郑芝龙先吩咐道：“五弟，你去张罗一下粮草武器，好尽快北上。”
“父亲大人，五叔，我有话要说。”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郑芝龙脸色又冷下来。
“父亲大人，孩子真的知道错了，还望父亲大人宽恕孩儿之前的不孝之举，虽然孩儿还是不赞同父亲大人出兵帮助鞑子，但是。。。。。。。”
“但是什么，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吞吞吐吐岂是我郑家儿郎。”
“但是父命不可违，不管怎么样，父亲大人决定的事，孩儿都不应从中作梗，这是身为人子的孝道。”
“你能这么想，那就对了，起来吧，总算没白养你这么大。”郑芝龙有不少儿子，但是长子郑森允文允武，是他最看重的，看到他开窍了，郑芝龙自然十分欣慰。
“多谢父亲大人宽宏大量，父亲大人日理万机，十分辛苦，孩儿受父亲养育多年，理应为父亲分忧。父亲大人，孩儿在江南求学多年，颇有些人脉，也熟悉南京一带的江防地形，父亲大人要兴师北上，孩儿愿为父亲大人分忧，率领船队北上，定不给父亲大人丢脸就是。”
郑芝龙自然不会立即答应他，对儿子态度突然的转变，他仍然持怀疑态度，郑芝豹在一旁劝道：“大哥，森儿长大了，若不让他出去历练历练，将来怎么继承咱们郑家的家业？再说了，森儿说得也有些道理，江南他比咱们熟，人脉又广，同窗众多，由他带船队去江南倒是很适合。至于秦牧那几条小舢舨，若是森儿也收拾不了，以后还怎么横行大洋？大哥不必多虑，就让森儿去吧。”
“不行，森儿你既然有这份心，就协助你五叔把家里守好吧，江南由我亲自去。”
“父亲大人。。。。。。。。。”
“嗯？你还想抗命吗？”
“孩儿不敢。”郑森无奈，眼神灰暗下来。
第二天，隆武再次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送郑芝龙出征。郑芝龙对隆武宣称是北伐，但实际上要伐谁，只有郑芝龙自己心里有数。
郑家有大小船只三千余艘，手下十余万众，这次郑芝龙带去六百多艘船，其实一百多艘为运粮船，浩浩荡荡地从福州出发，向北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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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第336章 税率。军功授爵
“秦王，江西这半年来，已经出现十二例地方豪强贿赂官员，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的案子。经都察院巡按御史查实，已依法惩处，但案子多出在江西，这其中很说明问题。”邵华身为左都御史，是都察最高长官，这次也被秦牧请来，加入了小范围的讨论中。
为什么湖广暂时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全出在江西呢？
因为湖广被张献忠打扫过一遍，当初的地方豪强被打扫得比较干净，而且战争导致人口大量流失，出现地多人少的现象；
加上当时各州县的官吏基本是秦牧从新任命的，所以暂时没有盘根错节的官绅勾结现象。
反观江西，除了赣南外，吉安府、南昌府、临江府、饶州府等等，旧有的豪强势力受到战争的破坏比较小；
虽然向连城大举剿匪时，曾趁机收拾过不少地方豪强，可毕竟不可能象张献忠的蝗虫大军收拾得那么干净，当地的士绅势力依然比较强大；
而且各州县的官吏也多数是前明官吏留任，因此容易出现官绅勾结的现象。
邵华说这些，并不是要向秦牧汇报都察院的工作，而是一起讨论秦牧提出的“利益分配”的问题。
这次面对的“利益分配”，不是几个毛贼抢到一包银子后，大家怎么瓜分的问题。
而是要对整个天下的士、农、工、商、兵的利益进行再分配，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
象邵华提到的问题，就是其中这一，地主豪强这么做，是在侵吞小民和国家的利益，这种现象一多，就会造成整体利益的不平衡。
秦牧与手下大臣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如何制定一套行为有效的制度来保证各方利益的均衡，这话听起来不中听，但这就是事情的本质。
顾君恩接口说道：“纵观天下，原有官僚体系未被破坏的，大概也只有江西等少数几个省份了。大江以北，包括江南，旧有的官僚都被战争破坏得差不多，我大秦接手治理后会比较有利。所以我认为，官绅勾结、隐占户口，瞒田偷税的问题可以等平定天下之后。再慢慢着手解决也不迟。”
秦牧摇头说道：“不，有些问题初期不严治，没有良好的制度来保障，等问题严重时，就无药可救了。”
司马安沉吟道：“纵观近代，改革比较成功的无疑是张居正，张居正的改革至少为大明延续了数十年的气数。他的不少政略很值得我们借鉴；
不过臣觉得，张居正的一条鞭子法仍是治标之举，或许是因为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僵化的大明。不敢做得太彻底。秦王，如今我朝初立，不存在张居正所面对的强大阻力，有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彻底一些。比如税率的改革。”
秦牧颔首说道：“请司马先生细细道来。”
“臣就先说说这税率问题，目前我朝在湖广江西还是延用明朝的税率，这必须尽快改革，否则将来地方越大。越难办。秦王前番所言，税收不但是一个朝廷的财货来源，更应起到均平及保障底层民众生活的作用。这一点臣深表赞同；
明朝的农税是三十取一，商税是五十取一，这个税率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农耕获利少，而税赋重；工商获利多，而税赋轻，这虽然有利和促进商业发展，但毫无疑问也会拉大农商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平衡；
明太祖虽然严厉限制了商人的地位，但事实证明，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地位便不再受实质的贬抑了。他们可以通过官商勾结，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明朝的税率导致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悬殊，民众没饭吃，国库空乏如洗，而地方豪强却富可敌国，张居正改革之前，大明年入不过两百多万两，改革之后也不过翻一倍，试看江南豪富之家，家资数百万两的比比皆是；
虽说藏富于民是不错，但也必须是在保证国用的情况下，才谈得上藏富于民。在军事上，讲究强干强弱支，在财富方面亦然，朝廷岁入不及江南一豪富之家，纵观历朝代，只有在大明才出现这样怪异现象；
再看看两宋，尤其是南宋，岁入超过万万两，而半数为商税收入，再对比两宋与明朝的工商业，两宋何曾逊色多少？可见说降低商税是为了促进工商发展，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司马安所说的，秦牧非常赞同，于是便问道：“司马先生觉得这商税的税率应该调高多少方为合适？”
“至少也要与农税持平，如果从均衡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甚至应该比农税略高才是。”
“好，此事先透透风，让六部大臣一起议议，然后再决定。”
喻大猷接着说道：“秦王，先秦的军功授爵制度，用于统一全国，实不失为良策。”
先秦的军功授爵制度秦牧近期也研究过，而且还知道明朝的张居正也实施过这一制度，但张居正失败了。
顾君恩立即帮着分析道：“秦王，张居正之所以失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腐化的大明，才导致这一良策失败；
而且还有一点，先秦之所以成功，是先秦统一天下前，地域只有关中与四川，地域小容易查核制度的落实情况；
而张居正面对的是十倍的国土面积，军功授爵制度颁行后，很难核实施行情况，难免有人营私舞弊，使这一良策难以奏效。”
喻大猷侃侃而谈道：“商鞅的军功授爵制度共分二十级，行伍中人，不论出身门第。一律按照其所立军功的大小接受赏赐，即便是秦国的宗室也是这样。宗室未立军功者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不得拥有爵位；
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 、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先秦通过这套严格的制度来激励士气，提高战斗力。事实证明，出于对军功的强烈渴望，秦军如同饥饿的猛虎，把魏国的重装武卒，胡服骑射的赵国铁骑，都一一吞噬；
先秦与大明的成与败，存在社会条件的对比。先秦时期生产力相对落后，加之连年征战，使得军士生活条件很艰苦。而不同的爵位所享受的待遇差别很大，没有爵位的士兵能填饱肚子；
因此。用敌人的首级来获得爵位的晋升就成了满足士兵基本生活需求的手段，否则就要忍饥挨饿。加之获取军功几乎是秦人获得权势的唯一方法，权衡了成本收益后，奋勇杀敌获得军功成为了秦军将士最好的选择；
反观明军，明朝的经济比之先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普通士兵温饱不成问题，还能领到军饷，不似秦军那样挨饿受冻。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杀敌获取军功的渴望会大大降低；
因为对军功的渴望不强烈，对士气的激励自然也不高。权衡收益成本之后自然不会去拼命，最后反而成为了杀良冒功的手段。
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一点是，张居正看到了这套制度的优点。想以此来提高明军的战力，但他忽略了一点，腐朽的明朝不是制度严备的先秦。
先秦的严刑峻法，条文之精细。刑罚之严厉，是历朝历代所未有的，负责记功的官吏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保证了军功授爵制的良好运行。
反观张居正时期的大明，贪腐成风，军纪败坏，营私舞弊，虚报冒领战功的犯罪成本极低，记功的官吏与将领之间互相勾结，最终导致军功授爵制完全走样，不但没有激励起明军的士气，反而成为官兵谋取私利的途径。”
听了喻大猷的分析，秦牧心有戚戚焉，确实，军功授爵制本来是不错的制度，但要看你在什么情况下施行，合不合时宜。
司马安说道：“秦王，如今我秦国的情况与张居正之时不同，相反与先秦时有颇多相同之处。咱们若是颁行军功授爵制，地域上和先秦一样，也只有两个省，容易查核；
另外，天下战乱，民不卿生，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吃饱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