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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四世同堂-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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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交代清楚:他的未来的苦难也不比别人的少和小,虽然他不能扛着枪到前线去杀敌,或到后方作义民。他决定了:在沦陷的城内,他一定不能因作孝子而向敌人屈膝;他宁可丢了脑袋,也不放弃了膝磕。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象掉在海里而拒绝喝水那么不容易。可是,他很坚决,无论受多大的苦处,他要挣扎过去,一直到北平城再看到国旗的时候!老三既不在家,他只好去把这个决定说给钱先生;只有对一位看得起他的,相信他的朋友,交代清楚,他才能开始照计而行去作事,去挣钱;不然的话,他就觉得去作事挣钱是与投降一样可耻的。
  在南京陷落的消息来到的那一天,钱先生正决定下床试着走几步。身上的伤已差不多都平复了,他的脸上也长了一点肉,虽然嘴还瘪瘪着,腮上的坑儿可是小得多了。多日未刮脸,长起一部柔软而黑润的胡须,使他更象了诗人。他很不放心他的腿。两腿腕时常肿起来,酸痛。这一天,他觉得精神特别的好,腿腕也没发肿,所以决定下床试一试。他很怕两腿是受了内伤,永远不能行走!他没告诉儿媳妇,怕她拦阻。轻轻的坐起来,他把腿放下去;一低头,他才发现地上没有鞋。是不是应当喊少奶奶来给找鞋呢?正在犹豫不定之间,他听到四大妈的大棉鞋塌拉塌拉的响。
  “来啦?四大妈?”他极和气的问。
  “来喽!”四大妈在院中答应。“甭提啦,又跟那个老东西闹了一肚子气!”
  “都七十多了,还闹什么气哟!”钱先生精神特别的好,故意找话说。
  “你看哪,”她还在窗外,不肯进来,大概为是教少奶奶也听得见:“他刚由外边回来,就撅着大嘴,说什么南京丢了,气横横的不张罗吃,也不张罗喝!我又不是看守南京的,跟我发什么脾气呀,那个老不死的东西!”
  钱先生只听到“南京丢了,”就没再往下听。光着袜底,他的脚碰着了地。他急于要立起来,好象听到南京陷落,他必须立起来似的。他的脚刚有一部分碰着地,他的脚腕就象一根折了的秫秸棍似的那么一软,他整个的摔倒在地上。这一下几乎把他摔昏了过去。在冰凉的地上趴伏了好大半天,他才缓过气来。他的腿腕由没有感觉而发麻,而发酸,而钻心的疼。他咬上了嘴唇,不哼哼出来。疼得他头上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他还是咬住了残余的几个牙,不肯叫出来。他挣扎着坐起来,抱住他的脚。他疼,可是他更注意他的脚是日久没用而发了麻,还是被日本人打伤不会再走路。他急于要知道这点区别,因为他必须有两条会活动的腿,才能去和日本人拚命。扶着床沿,一狠心,他又立起来了,象有百万个细针一齐刺着他的腿腕。他的汗出得更多了。可是他立住了。他挣扎着,想多立一会儿,眼前一黑,他趴在了床上。这样卧了许久许久,他才慢慢爬上床去,躺好。他的脚还疼,可是他相信只要慢慢的活动,他一定还能走路,因为他刚才已能站立了那么一会儿。他闭上了眼。来往于他的心中的事只有两件,南京陷落与他的脚疼。
  慢慢的,他的脚似乎又失去知觉,不疼也不麻了。他觉得好象没有了脚。他赶紧蜷起腿来,用手去摸;他的确还有脚,一双完整的脚。他自己笑了一下。只要有脚能走路,他便还可以作许多的事。那与南京陷落,与孟石仲石和他的老伴儿的死亡都有关系的事。
  他开始从头儿想。他应当快快的决定明天的计划,但是好象成了习惯似的,他必须把过去的那件事再想一遍,心里才能觉得痛快,才能有条有理的去思想明天的事。他记得被捕的那天的光景。一闭眼,白巡长,冠晓荷,宪兵,太太,孟石,就都能照那天的地位站在他的眼前。他连墙根的那一朵大秋葵也还记得。跟着宪兵,他走到西单商场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他应当晓得那是什么胡同,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想起来。在胡同里的一条小死巷里,有个小门。他被带进去。一个不小的院子,一排北房有十多间,象兵营,一排南房有七八间,象是马棚改造的。院中是三合土砸的地,很平,象个小操场。刚一进门,他就听到有人在南屋里惨叫。他本走得满头大汗,一听见那惨叫,马上全身都觉得一凉。他本能的立住了象快走近屠场的牛羊似的那样本能的感到危险。宪兵推了他一把,他再往前走。他横了心,抬起头来。“至多不过是一死!”他口中念道着。
  到尽东头的一间北屋里,有个日本宪兵搜检他的身上。他只穿着那么一身裤褂,一件大衫,和一只鞋,没有别的东西。检查完,他又被带到由东数第二间北屋去。在这里,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问他的姓名籍贯年岁职业等等,登记在卡片上。当他回答没有职业的时候,那个人把笔咬在口中,细细的端详了他一会儿。这是个,瘦硬的脸色青白的人。他觉得这个瘦人也许不会很凶,所以大大方方的教他端详。那个人把笔从口中拿下来,眼还紧盯着他,又问:“犯什么罪?”他的确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象平日对好友发笑似的,他很天真的笑了一下,而后摇了摇头。他的头还没有停住,那个瘦子就好象一条饥狼似的极快的立起来,极快的给了他一个嘴巴。他啐出一个牙来。瘦子,还立着,青白的脸上起了一层霜似的,又问一声:“犯什么罪?”
  他的怒气撑住了疼痛,很安详的,傲慢的,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我不知道!”
  又是一个嘴巴,打得他一歪身。他想高声的叱责那个人,他想质问他有没有打人的权,和凭什么打人。可是他想起来,面前的是日本人。日本人要是有理性就不会来打中国。因此,他什么也不愿说;对一个禽兽,何必多费话呢。他至少应当说:“你们捕了我来,我还不晓得为了什么。我应当问你们,我犯了什么罪!”可是,连这个他也懒得说了。看了看襟上的血,他闭了闭眼,心里说:“打吧!你打得碎我的脸,而打不碎我的心!”
  瘦硬的日本人咽了一口气,改了口:“你犯罪不犯?”随着这句话,他的手又调动好了距离;假若他得到的是一声“不”,或是一摇头。他会再打出个最有力的嘴巴。
  他看明白了对方的恶意,可是他反倒横了心。咽了一口带血的唾沫,他把脚分开一些,好站得更稳。他决定不再开口,而准备挨打。他看清:对方的本事只是打人,而自己自幼儿便以打人为不合理的事,那么,他除了准备挨打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再说,他一辈子作梦也没梦到,自己会因为国事军事而受刑;今天,受到这样的对待,他感到极大的痛苦,可是在痛苦之中也感到忽然来到的光荣。他咬上了牙,准备忍受更多的痛苦,为是多得到一些光荣!
  手掌又打到他的脸上,而且是一连串十几掌。他一声不响,只想用身体的稳定不动作精神的抵抗。打人的微微的笑着,似乎是笑他的愚蠢。慢慢的,他的脖子没有力气;慢慢的,他的腿软起来;他动了。左右开弓的嘴巴使他象一个不倒翁似的向两边摆动。打人的笑出了声——打人不是他的职务,而是一种宗教的与教育的表现;他欣赏自己的能打,会打,肯打,与胜利。被打的低下头去,打人的变了招数,忽然给囚犯右肋上一拳,被打的倒在了地上。打人的停止了笑,定睛看地上的那五十多岁一堆没有了力气的肉。
  在灯光之中,他记得,他被塞进一辆大汽车里去。因为脸肿得很高,他已不易睁开眼。同时,他也顾不得睁眼看什么。汽车动了,他的身子随着动,心中一阵清醒,一阵昏迷,可是总知道自己是在什么东西中动摇——他觉得那不是车,而是一条在风浪中的船。慢慢的,凉风把他完全吹醒。从眼皮的隙缝中,他看到车外的灯光,一串串的往后跑。他感到眩晕,闭上了眼。他不愿思索什么。他的妻儿,诗画,花草,与茵陈酒,都已象从来就不是他的。在平日,当他读陶诗,或自己想写一首诗的时节,他就常常的感到妻室儿女与破坛子烂罐子都是些障碍,累赘,而诗是在清风明月与高山大川之间的。一想诗,他的心灵便化在一种什么抽象的宇宙里;在那里,连最美的山川花月也不过是暂时的,粗糙的,足以限制住思想的东西。他所追求的不只是美丽的现象,而是宇宙中一点什么气息与律动。他要把一切阻障都去掉,而把自己化在那气息与律动之间,使自己变为无言的音乐。真的,他从来没能把这个感觉写出来。文字不够他用的;一找到文字,他便登时限制住了自己的心灵!文字不能随着他的心飞腾,荡漾在宇宙的无形的大乐里,而只能落在纸上。可是,当他一这么思索的时候,尽管写不出诗来,他却也能得到一些快乐。这个快乐不寄存在任何物质的,可捉摸的事物上,而是一片空灵,象绿波那么活动可爱,而多着一点自由与美丽。绿波只会流入大海,他的心却要飞入每一个星星里去。在这种时候,他完全忘了他的肉体;假若无意中摸到衣服或身体,他会忽然的颤抖一下,象受了惊似的。
  现在,他闭上了眼,不愿思索一切。真的,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大概拉去枪毙!”可是,刚想到这个,他便把眼闭得更紧一点,问自己:“怕吗?怕吗?”紧跟着,他便阻止住乱想,而愿和作诗的时候似的忘了自己,忘了一切。“死算什么呢!”他口中咀嚼着这一句。待了一会儿,他又换了一句:“死就是化了!化了!”他心中微微的感到一点愉快。他的脸上身上还都疼痛,可是心中的一点愉快教他轻视疼痛,教他忘了自己。又待了一会儿,在一阵迷糊之后,他忽然想起来:现在教他“化了”的不是诗,而是人世间的一点抽象的什么;不是把自己融化在什么山川的精灵里,使自己得到最高的和平与安恬,而是把自己化入一股刚强之气,去抵抗那恶的力量。他不能只求“化了”,而是须去抵抗,争斗。假若从前他要化入宇宙的甘泉里去,现在他须化成了血,化成忠义之气;从前的是可期而不可得的,现在是求仁得仁,马上可以得到的;从前的是天上的,现在的是人间的。是的,他须把血肉掷给敌人,用勇敢和正义结束了这个身躯!一股热气充满了他的胸膛,他笑出了声。
  车停住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不屑于细看。殉国是用不着选择地点的。他只记得那是一座大楼,仿佛象学校的样子。他走得很慢,因为脚腕上砸着镣。他不晓得为什么敌人是那么不放心他,一定给他带镣,除非是故意的给他多增加点痛苦。是的,敌人是敌人,假若敌人能稍微有点人心人性,他们怎会制作战争呢?他走得慢,就又挨了打。胡里胡涂的,辨不清是镣子磕的痛,还是身上被打的痛,他被扔进一间没有灯亮的屋子去。他倒了下去,正砸在一个人的身上。底下的人骂了一声。他挣扎着,下面的人推搡着,不久,他的身子着了地。那个人没再骂,他也一声不出;地上是光光的,连一根草也没有,他就那么昏昏的睡去。
  第二天一整天没事,除了屋里又添加了两个人。他顾不得看同屋里的人都是谁,也不顾得看屋子是什么样。他的脸肿得发涨,牙没有刷,面没有洗,浑身上下没有地方不难过。约摸在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有人送来一个饭团,一碗开水。他把水喝下去,没有动那团饭。他闭着眼,两腿伸直,背倚着墙,等死。他只求快快的死,没心去看屋子的同伴。
  第三天还没事。他生了气。他开始明白:一个亡了国的人连求死都不可得。敌人愿费一个枪弹,才费一个枪弹;否则他们会教你活活的腐烂在那里。他睁开了眼。屋子很小,什么也没有,只在一面墙上有个小窗,透进一点很亮的光。窗栏是几根铁条。屋子当中躺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大概就是他曾摔在他身上的那个人。这个人的脸上满是凝定了的血条,象一道道的爆了皮的油漆;他蜷着腿,而伸着两臂,脸朝天仰卧,闭着眼。在他的对面,坐着一对青年男女,紧紧的挤在一块儿;男的不很俊秀,女的可是长得很好看;男的扬着头看顶棚,好久也不动一动;女的一手抓着男的臂,一手按着自己的膝盖,眼睛——很美的一对眼睛——一劲儿眨巴,象受了最大的惊恐似的。看见他们,他忘了自己求死的决心。他张开口,想和他们说话。可是,口张开而忘了话,他感到一阵迷乱。他的脑后抽着疼。他闭上眼定了定神。再睁开眼,他的唇会动了。低声而真挚的,他问那两个青年:“你们是为了什么呢?”
  男青年吓了一跳似的,把眼从顶棚上收回。女的开始用她的秀美的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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