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道-第4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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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不断改革，原有许多律令内容已经过时，条文需要不断修改，嵯峨天皇命制定“格式”，取年号名《弘仁格式》。
封建统治阶级虽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但是作为早期封建国家掠夺农民的土地制度――班田制的崩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班田制的崩溃，国家为保证财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赋征课方式，田堵制（负名制）于是出现。
田堵制就是让较殷实的农户每年承包一定面积耕地的经营，担负纳租责任。这种承包人称“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称为“负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国家提出申请书（“请文”）订立契约。田堵制的采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制停止后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土地归农民所有，继续维持土地国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8世纪中期以来班田农民斗争的成果，即承认了农民对实际耕作的土地的占有。“田堵”一词似乎就是来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围筑堵（墙）的习惯。当然由于规定契约一年一换，说明田堵这种土地占有方法还是很不稳定的。随着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课租赋已不再按照公民户籍上的人头，而是按照登记在土地册上的田堵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了。
田堵制大约出现于公元9世纪，后来田堵由于坚持斗争，得以逐步加强耕地的占有权，对耕地的占有相对稳定，给所占土地加上自己的名字，称为“××××名”。于是产生了“名田”，它的所有者称为“名主”。“名田”可以继承和转让，“名主”对“名田”的这种权责称为“名主职”。“名田”一般是1至3町，个别的才达十几町或几十町，因而所有者有小名主（小名田堵）和大名主（大名田堵）之分。小名主是富裕农民、自耕农，基本依靠自家劳力耕种名田，劳力不足者将部分名田租给“小百姓”、“作人”、“名子”等贫困农民。大名主是“领主名主”，多在边疆地带。他们的名田经营方式不尽一致，或全部出租，或部分出租，没有出租的部分作为直营田自耕。在直营田里往往以具有半奴隶式依附农民身份的“下人”充作主要劳力。名主虽然有大小之分，包括不同阶层，但在对国家的关系上他们的立场基本一致，因为国家对他们都同样征租和征调徭役。
10世纪以后，有别于自垦地型庄园的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这是指通过接受“寄进”（进献）土地形成的庄园。原来地方开发领主为得到权力的庇护和借助这种权力使自己的庄园不输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贵族和大寺社，奉之为领主，称之为“领家”，分给庄园年贡的一部分，自己则保留“下司职”或“预所职”（均指庄官）留在原地，管理庄园。如果“领家”以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之为“本家”，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在庄园内部形成“本所职”一“领家职”一“下司职”这种层层瓜分年贡丶土地的等级所有的体制。
卷十 向北行 第八百五六章 【尾大不掉】
这种土地等级所有制，由于进献者和受献者之间没有建立以私人武装组织为基础的严格等级关系（主从关系），所以得不到强有力的保证。进献者和受献者间只是寄进契约所规定的关系，而这种规定主要是保证进献者（开发领主）在庄园里的实力地位。实际上，“本家”、“领家”等各级领主大多是名义上的领主，充任庄官的开发领主才是庄园的实际所有者。他们不只掌握庄园经济、行政、司法等权力，而且也是庄园武装力量的组织者。庄园领主能不能顺利地调动庄园武力，完全取决于庄官的态度。
这个时期庄园的农民已经成为庄园的专属农民，即“庄民”。庄民生产粮食、农副产物、山林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这些产品除满足庄民本身需要外，还供应住在奈良、京都的庄园领主。这表明，庄园经济是一种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整个庄园便是一个同外界很少联系的经济整体。
而到了如今，庄园领主制确立起来。封建庄园占全国土地之半，而所剩余的一半土地由于“知行国”制的确立，也逐渐封建领地化了。“知行”意为对土地财产的直接支配。“知行国”或“领国”是指特定的个人（皇族、廷臣、后来也包括“武家栋梁”）拥有知行权的国（地方），实际就是采地，这些知行国进一步变成了皇亲、权贵和武家的世袭领地。
而说到这里，重点也就出来了：由于知行国渐渐变得尾大不掉，皇亲、权贵和武家的世袭领地不断侵蚀国家的根本，如今日本的朝廷眼见又将陷入桓武天皇改革前大名把持财权各自为政的政治怪圈，所以感觉自己也算年富力强的鸟羽，便想再来搞一次改革，谁知道却是还没开始就崩了盘，他的亲爹白河让他下台也算是为了他好，总算保了他的一条小命。
前面说了，桓武天皇能够搞政治改革，靠的就是支持他的大名藤原氏族，在后来的改革逐渐成功之后，以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势力自然日益显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摇直上，至9世纪下半期，竟达到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的地步。
而作为最大的权门贵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优厚赏赐，以接受“职分田”、“位田”、“职封”、“位封”和临时赏赐的名义，获得大量土地、劳力和财富，远胜他人。这是藤原氏政治发家的经济基础，但能攫取最高权力，主要是靠不断玩弄权术打击他氏，以及同皇室联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
公元9世纪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藏人头之后，立即将其女儿送进宫中作仁明天皇女彻，因其女生文德天皇（公元850年―公元857年在位）获得天皇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制，也将其女送进宫中，从而成为清和天皇（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过制造“承和之变”和“应天门之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压倒政敌。结果先则于公元857年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当上非皇族身份的第一个太政大臣，继则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幼小外孙清和天皇“总摄庶政”，进而于贞观8年（公元866年）正式获得“摄政”称号，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人臣（臣下）摄政。良房之后，其养子藤原基经（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摄政，并于公元887年被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
“关白”一词取自中国历史名著《汉书》，系“禀报”之意，在日本不久便变为官职之名，等同于丞相（宰相）。这样，藤原氏便开创了日本史上“关白政治”这一特殊政体，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时作“摄政”，天皇成年后作“关白”的政体。
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失去进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堕落。他们追求的是富丽堂皇的宫殿、神社和当作别墅用的佛寺、盛大的节日仪式、游宴、装潢贵族老爷身份的文学和音乐，对于满足这种奢侈生活来说，来自国家的庞大收入犹感不够，于是便大搞卖官政治。对于能够出钱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钱多少卖给国司及其以下相应的官职。国司一职最有贪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僚贵族纷纷通过贿赂藤原氏弄到兼任国司之职，身在京都，派代宫赴任，称为“遥任”。国司毫不顾及生产，在国衙领内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领”绰号。当时流行着“受领跌个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司的贪婪。
而尾大不掉的代价，就是要面对这些大名逐渐膨胀的野心！
在公元1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叛乱事件――“平将门之乱”与“藤原纯友之乱”。前者发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后者发生于天庆2年（公元939年），故史称“承平、天庆之乱”。平将门（公元940年）属于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总地方，公元935年同族发生内讧，朝廷进行干预。为此他纠集反抗国衙的关东武士驱走关东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关东八国独立，在下总猿岛筑起宫殿，自称新皇。
惊慌的朝廷于公元940年派军征讨，但征讨军末到，叛乱已被平氏同族平贞盛和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平息，这两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纯友（公元941年）是伊豫国（今四国爱援县）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千余只船发动叛乱，袭击淡路、赞歧两国国府，迈进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经基平息。“承平、天庆之乱”说明，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必须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从这时起，地方武士的实力也开始得到中央的承认。
此后，又发生了开始于房总而又迅速扩展到上总、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乱”（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将领表现无能之后，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赖信，迅速解决了问题，据说源赖信之名使平忠常丧胆，不战而降。
卷十 向北行 第八百五七章 【契机】
从此，平氏势力在关东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后，东北地方相继发生安倍（就是这个安倍）、清源两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实际是12年。与“后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于朝廷先后起用了源赖信之子源赖义（公元998年―公元1075年）及其孙源义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两次叛乱才得以平定。源氏势力从关东地方又扩展到东北地方。
天皇政权因为与武士集团源氏同关东武士“生死与共”、“团结如一”地进行了战斗，结下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源义家威名大振，越来越多的关东地方在乡领主、名主象从前对待藤原氏摄关家那样，向源氏寄进土地，请求保护，朝廷对此感到恐惧，以至发令禁止。天皇政权感觉到危危可汲，为了一劳永逸解决武家问题，又不得不加强名主势力。
原来仅仅由出身畿内地方的名主武士组成的源氏武士团，如今已经成长为以源义家那样“武士栋梁”为核心的，在广阔地区拥有势力的强大的武士团了。公卿贵族面对现实虽然不得不承认源氏的武力，但对源氏武士团首领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视，封闭其进入中央政界之门。源氏势力至源义家时达到顶点，此后便走向下坡。
桓武平氏虽由于平忠常之乱而失掉关东地盘，但从在平定平将门之乱中获有战功的平贞盛之子平维衡时起，把根据地转移到近畿地方之一隅伊贺、伊势（均三重县）之地，被称为“伊势平氏”，而自维衡的曾孙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时起，开始与院政政权结合，进入中央政界。
除了皇室同摄关家的矛盾外，在上皇（法皇）与天皇之间以及藤原氏内部也都存在着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又总是和新兴的源氏、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之间，每一个武士集团内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
总之一句话，说明白了现在这个阶段，天皇政权与摄关名主和武士集团翻脸都不是时机，所以鸟羽想改革不被弄死还能跑到大宋来取经也算是走够狗屎运了。虽然他一再表达“世界那么，我想去看看”的想法，但他拿出这些日本时政来说，目的估计也是为了寻找一条行之有效的革新之路。
对此，赵良嗣三缄其口，黄杰倒是哈哈大笑，对与他来说政治斗争不是强项，武家也好世族也好名主也好，没有足够的利益人家岂会容你改革。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利益集团全部打翻在地，然后还是学唐宋这般中央集权，将统制官员直接从中央派驻到地方。
不过这样的想法想想可以，对于天皇政权来说难度为免太大了。如鸟羽和他亲爹白河这般随时要看摄关名主和武士集团的脸色，动不动就要禅位避祸。这种想法充其量也就是想想罢了。
不过，鸟羽的出现还是给了黄杰一个谋划日本那座大银山的契机，只是一时间还想不到具体的办法。
时间一晃就到了乾道元年的六月底，河北一线寂静无声，不论是种师道还是完颜宗弼都是按兵不动，对此黄杰与赵良嗣私下谈论此事时，赵良嗣对于宗弼这般耐得住性子表示很不理解。不过黄杰与宗弼私交甚好又有奇梦之助，知道四太子的本事大了去了，如果说种师道是头老狐狸，那么宗弼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