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私人劳家卓-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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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我的狰狞面容吓到了他，他退了一步。
　　我一脚踹翻了堆在楼道上的一个垃圾箱，疾步跑上了楼梯。
　　我冲进房间拖出床底的一个旅行袋开始收拾行装。
　　身边带着的不过两三件衣物，和妈妈留给我的一本画册。
　　我脱去身上的衣服准备换一件干净的内衣时，小绿进来：“映映，怎么了？”
　　“我要走了。”我取出一件背心换上，将脏衣服塞进旅行包。
　　“去哪里？”小绿问，有些关切。
　　我们在一起住了超过半年，有时半夜喝醉彼此抱头痛哭，纵使是陌生人，也有了几分感情。
　　我对她笑了一下，却没有回答。
　　小绿看到我脖子间露出的玉坠，赞了一声：“真漂亮。”
　　我低下头看了一眼，扯下来漠然地道：“送给你。”
　　小绿高兴地接过，又疑惑地问：“真的可以吗，不是传家宝之类的？”
　　我冷淡答：“不是，街边买来随便戴的，你喜欢就留着吧。”
　　小绿欢喜贴着我吻了一下，将玉佩挂到了脖子上：“谢谢你。”
　　一会门外有敲门声，熟练地扣响了三下，小绿地去开门，我早早裹了被子睡觉。
　　是在梦境中的时候，我闻到刺鼻的焦味。
　　被呛得咳嗽着醒过来时，我看到窗外的浓烟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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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了起来，披上衣服跑出门，对着隔壁紧闭的房门大声地喊：“小绿！”
　　房内的一对裸身男女睡得毫无知觉，我知道他们有时会在□时吸食迷幻剂。
　　我一脚踹醒小绿，返回屋内拿了一件浴巾泡湿，往楼下冲去。
　　楼道里已经有明火烧了起来。
　　这种老式结构的楼房，木质建筑材料和杂乱堆积的物什，火势蔓延得无法控制。
　　下面的楼层乱成一片，人群盲目地慌乱奔走，有人□着身体，有人抱着家什，我亲眼看到烧得通红的门梁砸下来，将一个女人压得粉碎，惨烈的哀嚎声不断响起。
　　我蹲下来沿着安全梯往下爬，地板是滚烫的，我甚至闻得到自己的皮肤烧焦发出的气味。
　　我忍着钻心的刺痛，挣扎着爬到二楼的阳台，听到云梯外的消防员呼喊声时，我再也无力爬动，闭上眼晕了过去。
　　我在救护车上醒来过来，然后被送到了医院。
　　医院的急诊室已经被烧伤的病患挤满，还不断有车呼啸着不断送入伤员，很快走廊塞满了人，面目焦黑，痛苦呻吟，形状凄惨。
　　我赤着脚走到卫生间冲冷水，看到手臂上整片皮肉已经烫成森森惨白，肿胀的双脚踩在地面上痛得浑身颤抖，我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回急诊室，等了半个小时，护士将我推上急救车，医生给我坐了处理。
　　所幸有湿浴巾包裹着身体，我逃生中一直贴地匍匐前进，除了在爬行中□出来的手臂和双腿的局部烧伤比较严重，其他皮肤包括脸部都只是轻微烫伤，只是浓烟造成了吸入性呛伤，我感觉喉咙嘶哑，完全说不出话来。
　　到了第二日有护士过来登记，大批的记者和涌入，我脸上被裹着严严实实的纱布只透出两只眼。
　　“Elly　Mores。”我嘶哑着嗓音随口报了一个名字。
　　“需要我们联络你的家人吗？”
　　我摇摇头。
　　挂着点滴睡了两日后，第三日护士给我拆去了脸上的纱布，我只觉得躺在惨白的病房，周围的呻吟和抱怨声简直令我发疯，我从医生的值班室拿了件大衣，从后门溜出了医院。
　　我在圣潘克勒斯火车站买了一张车票，只身前往欧洲大陆。
　　在康斯坦茨的第三年，我搬到了博登湖附近德瑞边境的的一个小镇上。
　　康城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城，我在安静的街区租了一栋小房子，有一个带篱笆的小花园，托比很喜欢。
　　托比是我收养的一只狗，混种牧羊犬，被遗弃在劳次林恩火车站，我将他带回家，带他看兽医，给他买狗粮，直到它长大，居然有两英尺高。
　　他长得又高又壮，非常的漂亮。
　　我初到康城的头一年，每隔两个星期去一次默德萨克教授的心理实验室，所有的精力除去对付我心里的住着的那个魔鬼，我几乎丧失了一切生活能力。
　　有时情况比较好一点，我会出门，沿着湖区旁边的道路散步。
　　收养了托比之后，他喜欢在我身前欢快地奔跑，我则在后面懒懒地走，有时会在附近的咖啡馆坐会儿，还跟着面包房热情的老板娘学了一点点德语。
　　但大部分时候很糟糕，那些绝望的黑色如潮水一般涌来时，我甚至打过托比，用过各种东西，有时是锅铲，衣架，手上随便一个什么就砸过去。
　　可是他从来不哭，也不叫，挨了打就呜地一声跑开，但他很快就回来，然后睁着黑色的湿润双眸，望着我躲在房间里崩溃痛哭。
　　按照德国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我已算是虐待动物，已经足够让我剥夺动物的领养权，可是托比一直陪着我。
　　后来我再也舍不得打他，我尝试过鞭打自己的双腿。
　　托比一次又一次地阻止我，然后依偎在我的身旁，用头蹭我的怀抱舔舔我的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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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性格沾染了我的坏处，也有孤僻之处，有时我们怄气，却又在孤独里互相拥抱。
　　我的爷爷在我离开国内的第二年因病去世，小姑姑瞒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但最后我还是得到了消息，那夜我在教堂跪了整整一个晚上。
　　家里人都不是基督教徒，不知道我的忏悔和祈祷他能不能在天国听得到。
　　情绪在极端的压抑和痛苦之下，默德萨克教授建议我可以寄托宗教，康城有所湖区主教教堂，哥特式穹顶下角落里的风琴手有一张虔诚忧郁的面容，我坐在椅子上，耳边圣歌围绕，我抬头望着阳光穿过彩绘的玻璃窗顶，一格一格缓慢地移动，心里的那个困兽慢慢平静下来。
　　我情况渐渐得到了控制，默德萨克教授在工作的间隙，他偶尔会和我聊聊天。
　　Emma是我在开始接受治疗后，才得知我人已经到了德国。
　　她致电给我，抱怨着说：“映映，火灾发生时我托人寻边了伦敦的所有医院，都不见有你的名字。”
　　“Emma，谢谢你的关心。”
　　“映映，你赠我的那幅画，有人开了天价要买走。”
　　“Emma，那是你的画，你有权处置它。”
　　“但是若有人打听画者的下落呢？”
　　“你可告知了旁人？”
　　“拜托，那时我亦不知你在何处。”
　　“那就好。”
　　“你不想听听是谁买了它？”
　　“不，我不想。”我挂了电话，出去草地上陪着托比玩丢球。
　　这条街道房子相隔都有一段距离，邻居之间很安静。
　　能够独立正常生活后，我进入一个专科学校修读无用的艺术史，经过教授的介绍，我每个月有几天固定去康城一个自闭症儿童教育训练机构，教那里的小朋友画画，然后收集他们的绘画给心理学家进行比对分析，以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治疗。
　　默德萨克教授建议我可以工作，我是因为当时乘坐长途火车上来到欧陆时，因为烫伤的发炎和感染，和我一个车厢的一名护士教会了如何我给自己包扎和注射，默德萨克教授有一个医学研究诊所，他建议我去上培训课程，他说倘若我愿意，可以在他的诊所成为一名很好的护士。
　　我微笑着告诉他，我会好好考虑。
　　我的前半生，从未想到我会做一名护士，而如今却漂流在茫茫大海，早已失去了方向。
　　我在学校开始有了一些朋友，他们邀我去聚会，我学会了煮土豆青菜卷，蘸色拉酱和肉末，一样可以吃得津津有味。
　　“Yin，你应该开心一点。”高大漂亮的女孩子，总是拍我的肩膀。
　　我总是微笑。
　　他们宽厚的善意，接受一个总是习惯沉默的、中国来的女孩，不懂包饺子，不会唱茉莉花。
　　大雪纷飞乡愁四起的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我坐在窗台上，用酒配香草奶酪，一点点地喝下去，酒精会使人麻痹，而后获得轻松。
　　直到灰黑的天空缓慢透出光亮。
　　如果这世上有命运，不知道它是如何流转，竟要我付出如此惨痛代价。
　　我不过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男人。
　　前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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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再也不敢记得。
　　再也不敢记得一丝一毫。
　　不敢有一丝的念头，不敢有片刻的松懈，来放任自己的回忆，来记起我的祖国，我长久居住的湿热的南方城市，我深深爱过的情人。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心理逃避症状。
　　但至少我可以痊愈。
　　无论何种形式，我至少要痊愈。
　　直到我离开国内的第四年。
　　甚至比我料想到的要晚了一些。
　　我在苏黎世，重逢劳家卓。
　　（三七）
　　我在康斯坦茨大学认识的一个师姐，研究生毕业之后在苏黎世工作，几个礼拜前苏黎世政府和国内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筹划联合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节，需要中国女孩子充当翻译接待宾客。
　　她原本接下了这份工作，谁知道在展会开始前几天，她丈夫临时生病需住院开刀，她急急找到我来顶替她。
　　我据实以告：“我的词汇还不足够完全翻译古典文化。”
　　“不要紧，我手上有资料，你回去看看，没多大问题。”师姐将一大叠纸张塞到我手中：“映映，拜托你了。”
　　我挑灯苦读了几夜的单词，然后和几个在当地留学的中国女孩子一起坐火车去到了苏黎世。
　　从火车站出来时，苏黎世大雪茫茫，我们上了接待的巴士，驱车前往酒店。
　　艺术节设在一个五星酒店，饭店正门飘扬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时逢中国农历新年，大堂内悬挂大红灯笼，整个展厅都被古香古色的中国折扇，屏风，和书法布置得古意盎然。我抵达后看了一下相关的合作单位，有苏黎世州政府的负责经济和环境的委员，还有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负责人，国内参与的有好几家高新科技和新能源发开的公司，这已经是一次中瑞合作的高规格商务洽谈。
　　接待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我们的领队，国内来的一位公关公司经理，她自我介绍叫马莎莎。
　　马莎莎领着我们一组八个人，基本都是附近大学的留学生，一天工作大约七八小时，负责的是在前台接待客人以及陪同重要宾客，如果针对某个项目有合作的意向，可以找该公司的负责人商谈，不过这项工作由另外的专职翻译来做，所以我们这群女孩子主要是出售笑容色相，然后才是兼职做翻译。
　　在第一日工作时我发生过一次偷偷躲进洗手间查阅资料的丢人惨景，但总算勉强能应付了下来。
　　第三日傍晚轮到我休息，我从酒店出来搭车去了机场。
　　在机场出境口，高大帅气的男人推着行李车从出来，脸上是熟悉的灿烂笑容。
　　我笑着对他挥挥手。
　　唐乐昌大步上前揉我的的毛线帽子，然后将我一把扛起来：“映映！”
　　我享受着他热情拥抱：“好久不见，你好吗？”
　　唐乐昌笑吟吟地说：“见你一面真不容易，真高兴你给我打电话。”
　　他久久握着我的手，端详我的气色，然后放轻了语气问：“映映，你好吗？现在，还需不需要——”
　　我摇摇头：“好了……”
　　四年前唐乐昌将我送至威尼斯后，随后返回美国读书，我妈妈过世我离开意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络。
　　直到西蒙尼告诉我上次那位送我过来的男孩子寻到了威尼斯他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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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给他打了电话。
　　唐乐昌接到电话即刻说要来看望我，被我强烈否决，但他坚持要来。
　　我那时因为服用药物，整张脸都是浮肿的，我不愿见他，对他从起初的沉默无言到后来崩溃至大吼大叫，他只是见过一次我发作的样子，至今心有余悸。
　　唐乐昌那时在乔治敦读外交学院，课业也非常的忙，但他坚持写邮件给我，我们间或也会见面，大约每年一次。
　　最后一次见他时，我已经通过了教授的心理评测，决定搬到博登湖畔。
　　他仍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
　　经过这些年的变故，我们之间年少时那年的儿女情长小情思已仿若隔世，他始终维护关爱我如同亲人。
　　他见过我最凄惨丑陋狼狈不堪的样子，我从此之后反而能够对他自如坦诚。
　　我对他微笑：“没事了。”
　　他深深地拥抱我，语气有丝哽咽：“你坚强得令我骄傲。”
　　我声音是诚挚的：“唐乐昌，谢谢你。”
　　唐乐昌毕业之后在比利时大使馆工作，他此行有车过来接，我们上了车，往城里开去时，高速公路上正在交通管制。
　　毗邻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