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阳河畔-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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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是陶儒浒的原配夫人，是“正宫娘娘”，但没有文化，生小孩后年老色衰，已被废于“冷宫”。贾氏出身青楼，虽生了四男一女，仍是乳丰臀肥，深受儒浒的疼爱。按道理，斗争地主时，贾氏应该是斗争的重点，然而，贾氏善于见风使舵，当她被苦主问她是否和恶霸丈夫儒浒狼狈为奸，鱼肉乡民时，她叩头如捣蒜，声声认罪。一些根子看到这些情况，就说她态度较好，有悔改之意。当民兵将她紧绑游村时，有人就悄悄地来到她身边，将套在她脖子上的绳子松一松，曰：让她喘一喘气，以便好作交代。又说斗争要注意政策……这些人斗争贾氏时，之所以手下留情，“注意政策”是有其缘由的。虽然国民党已败退台湾，共产党掌管了天下。但是，不少贫苦农民的心目中，都暗暗地自忖着：共产党掌管的这一天下，是否长久？也许国民党来日东山再起，还乡团又回来，儒浒大公大摇大摆地挥着藤手仗又回来，儒浒的当参议员的儿子腰间挂着左轮枪又回来。现在我们对他的家属斗争手下留情，他日儒浒回来，他们不是也会手下留情？当然，这些人振臂高呼口号时，声音比任何人都响。
奇（…提供下载…）怪的是，同是陶儒浒的夫人，那位所谓正宫娘娘的徐氏，却得不到这一“特惠”。
陶儒淇家没有人在台湾，儒淇这个破产地主，被发动起来了的农民骨干、根子对他的斗争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当然，他们知道，这个有名的书呆子，有的是书籍。一箱箱，一柜柜的旧书、破书、既不能填饱肚皮，也不能用去买鱼、买肉。从他身上，共不出什么财产，得不到多少实惠，不过，他们对他的斗争，还是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行动进行。心不慈，手不软。
陶儒淇被斗争时，跪在台上，汗珠一滴一滴地从额边往下淌，套在脖子上的麻绳，被汗水浸透了，勒得更紧了。台上却没有一个人“注意政策”。
“我替你家种田，你不劳而获，剥削我们。”一个佃户向儒淇控诉。
“你不种地，稻谷熟了，收割了，你就派人来收租……”又一个佃户诉苦。
陶儒淇跪在那里，不停地眨眼睛，没有说话。这时台上一个武装民兵来到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女同志跟前喃喃低语。这位女同志听说是土改队驻陶家庄的小组长。她听了民兵的喃喃低语之后，微微地点了头。接着，这个扛大枪的民兵就转身来到儒淇跟前，面对台下的群众说：“地主花样多，他说脖子上的绳子勒得太紧，不好说话认罚，现在把它松一松，看他怎么说。”说罢他就伸手去将套在儒淇脖子上的麻绳松一松。跪在那里的儒淇，抬头一看，此人面很熟，但想不出是何方人氏。
这扛着大枪给儒淇松绑的民兵就是接生婆北村仔妈的孙子林春来，那年冬天，天气十分寒冷，他家断了三天火炊之后，他跟着他的奶奶到陶儒淇家借米，儒淇不但叫二夫人李氏给他们米，还叫他们吃饭，又叫李氏找出一条裤子让光着屁股的他穿上，他婆孙俩感激万分，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但林春来对这件事还是记忆在心。这次，借此机会，回报了当年的恩情。当然，这一件事，只有春来心中明白，陶儒淇对二、三十年前的那件小事也全忘了。
这时，台下有人大声说道：“地主花招多！现在松绑了，你陶儒淇说说，你是怎样剥削我们的？”
陶儒淇还是不说话，群众的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声此伏彼起。
一个八字胡子的大汉，突然跳上台去，用左手抓着儒淇的耳朵，右手一只手指指着儒淇的鼻子说：“那年我租你地，收获时别人都是五五分成，你却要四六来分。你没劳动却得六成，我在田里被风吹雨打，太阳晒，流汗流血，却仅得四成，这难道不是你在剥削我吗？”
儒淇说：“那年秋收过后，你来我家求情，说你家生活困难，求我将那八分地租给你耕种，收割时所得收获，你我四六分成，这是你自己说出来的，这是你心甘情愿的。田地是我的，你租用田地，付给地租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地租多少，是双方议定同意的，这怎么说是剥削？要说剥削，这是你要求我剥削，剥削的责任应该是你不是我？”
“你狡辩，你抵赖！地主含血喷人！”
“地主不认罪，我们决不罢休！”
口号声在会场上空回响。
那个八字胡子听了儒淇的反驳后，就没话好说了。他转头去看看坐在桌边的农会主席。意欲请主席给他出个主意。但农会主席没看他，他只得转身过去，指着儒淇那光秃秃的脑袋说：“你不低头认罪，到头来，只有死路一条。”说完就走下台去了。
接着，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大妈上台来，面对大众，不慌不忙地说：“我不识字，不会说话，我有什么就说什么……竹子开花的那一年，各地饥荒，饿死的人不少，为了活命，不少人都端着饭碗到有钱人家去讨饭……一天清早，我拿着个饭碗去敲陶老爷家的门……”
“怎么称陶老爷？应该叫陶儒淇！”台下有人轰着。
“门开了，开门的见我全身寒酸相，知道是来讨饭的，立刻将门关上。这时，陶老爷看见了，叫人将门打开，还叫他家太太给我送来一勺饭……”
“这是地主的阴谋。他以小恩小惠来收买我们贫苦农民！”台下又有人大声叫嚷着。
“地主阴谋鬼计多，打倒地主阶级！”口号声响彻云霄。
老大妈又说：“你们叫我来揭发，斗争，我来了就要说话……”
“好吧，好吧，你下去吧！”主持会议的人不耐烦地这么说。
“我揭发还没完，怎么就叫我下去？我不识字，没有文化，但好歹善恶我能辨清，我们斗争是斗坏人，恶人，可不能伤害好人啊……”说着她就下去了。
那位戴眼镜的女组长小声地对坐在身边的农会主席问道：“这个大妈是什么成份？怎么让她上台来……”
“她是雇农，有些苦主笨于言语，不敢在广庭大众面前说话，更不敢上台揭发、斗争。只有这大妈当过童养媳，见过世面，口齿流利，队长郭同志叫她来了。”
女组长听说是队长叫来的，就不再说话了。
陶儒淇被斗争过后，回到家来，李氏对他说：“你实在也太固执了，人家说你剥削，你就承认剥削，免得吃亏。免得人家……你看贾江淅（指贾氏），人家问什么，她就低头承认什么，多轻松。”当然李氏这么说，完全是出于无奈和关心。她见老爷头上红一块紫一块的伤痕，耳朵肿得像猪八戒的耳朵，心中阵阵作痛。“你懂得什么？你讲的正是妇人之见。我没剥削，他们说我剥削，叫我怎么承认？租田耕种，收获后交租，这是古往今来的正理，怎么说是剥削？”说到这里，儒淇十分激动。
第十三章（1） ＇本章字数：1141 最新更新时间：2011…09…14 10：01：01。0＇
还是农历年的年底更有年味儿。街道上的人们，走路的步伐比平时快得多。家庭主妇手里提的袋兜里，装着猪肉、烤鹅、芹菜、大葱、茄子等等。有的袋兜里还装有香烛和爆竹。茅草棚里，坐在矮桌边喝闷酒的陶儒浒，听到远处稀稀疏疏的爆竹声，心胸就阵阵作痛。这爆竹声，很像去年在雷公岩港登舰逃走时共军追赶的炮声；这爆竹声，好像就在他身边爆炸的炮声。他神色惶遂。坐不下，立不安，心不宁。
夜幕已经笼罩着整个大地。家家户户迎灶的鞭炮声渐渐稀疏下来了。茅草棚周围一片宁静。陶儒浒这时却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也许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吧！他又想起那个对他百依百顺的贾氏，想起那死去了的三个儿子，想起艳纨……想到这里，他又呷了一口酒，接着随口吟曰：
越陌度阡离乡愁，
歧路含泪与我别。
捐躯殉难寡媳惨，
终天抱恨靠谁依。
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向被他称为“乌合之众”、“流寇”、“赤祸”的共产党这么厉害。他们的枪声一响，炮弹一轰，固若金汤的美国武器装备的防线，一下败溃。兵败如山倒真是一点不假，共产党的炮声一轰，轰得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现在，他漂泊异乡，巢破卵毁，局促无依。正是“夕阳西下”“西风瘦马”。想到这里，他那干涸的眼眶里，闪出了几滴泪花。
儒浒从茅草棚里出来，在门口正遇着归来的儿子伟珲，在灯影下，伟珲见父亲脸色苍白，头发蓬松得像乱麻，衣服的纽扣散着。边走边低声自语。见儿子回来他没说什么，只管自己往外走。
“阿爸，你要去哪？外面黑黑的。”伟珲说。
“我要到旷坡上去走走，在草棚里憋着很闷、很烦……”
“菊芬从香港又寄信来……”
“信中说什么？”
“我还没有拆看”。
“你先看看。我出去。”说罢儒浒就走出去了。
伟珲进屋来，坐在椅子上，拿出信来拆看，看完了信，他大声地哭了起来。来信告诉他母亲在家病故。
这时，远处传来几响枪声，使伟珲一连打几个冷颤。过十二点了，父亲外出还未回来，他心里感到不安，走出门外看看。外面天幕乌黑，大地茫茫……
早上起来，人们争看报纸上的头条新闻：警备司令部哨兵，昨夜击毙一名企图爬越钢丝网的男子……
这“男子”就是陶儒浒。
正当人们忙着迎接灶君烧香祝福的时候，陶儒浒到警备司令部哨岗的钢丝网边用力摇撼钢丝网，说要面见司令官，并大声胡乱骂娘。在戒严时期，有人敢于夜里来到司令部哨岗下闹事，被哨兵击毙是毫无疑义的了。
第二天，儒浒的尸体被抬回茅草棚来。身上口袋里有一张小白纸上写有一首诗。此外没有任何遗物，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仰望星空思艳丽，
忍死须臾念贾娘。
……
后面两句被血迹污遮，看不表楚了。
八年前，也就像这样漆黑的一个夜晚，陶儒浒令他手下的狗腿子开枪杀死堂兄儒淇的妻子及其女儿。今天，儒浒却被人开枪杀死，这也许就是陶儒淇所说的“恶有恶报”吧。要是儒淇的妻子荇翠在天有灵，知道他的仇人今天罪有应得地死于枪下，她定会十分欣慰。
第十三章（2） ＇本章字数：2017 最新更新时间：2011…09…15 09：28：19。0＇
陶天赐坐在区公所办公室里的一张长凳上。“你身为人民教师，却支持地主父亲反攻倒算，包庇反动父亲披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你还能当教师？”文教助理老何责训
天赐。
天赐说，土改期间他一直呆在学校没有回家，一个乡村小学教师，有什么能耐支持父亲反攻倒算？他说他只知道父亲初一十五到关帝庙上香，不知道他有什么反革命活动。何助理听了这话后，从椅子上弹起来，到天赐跟前，举起手来要向天赐打去。就在这时天赐又说：“关于这一件事，公安局已调查落实，已将我父亲释放了。”
“什么？释放了？你撒慌！”何助理放下了手，瞪圆眼睛又说：“难道群众揭发错了？”
“你不相信可挂电话到县公安局去问问。”
何转身伸手要抓电话筒，但又将手缩回来，说：“县文教科转来专区报社的一封信，这封信揭发你支持地主父亲反攻倒算……建议将你开除出人民教师队伍。”何助理见天赐呆在那里，没有说话，接着又说：“文教科在电话中说，开除不开除看你的态度。你回去认真写个检讨直接寄县文教科。要是检讨写得深刻，认识错误态度诚恳，就可从轻处分。反之，后果你就自负了。”
文教科科长倪良，看到当年的得意门生陶天赐所写的检讨之后，脸上带着笑容，自言自语说：“这孩子实在太认真了。”他又说：一个小学教师能写出这样的检讨文章实在少有。
倪科长说天赐太认真，是指他对写检讨的这个事过于认真。倪良接报社转来一读者的来信后，觉得来信内容捕风捉影，不能就令人检讨。但在那样的年代，办事却不能不多个心眼。他就只得叫写个检讨就算了。想不到这小孩这么认真，检讨写了整整四五张信纸。而倪科长哪里知道，事情到何助理手中，加油添醋，极尽恐吓威迫之能事，说什么“包庇反动父亲”“开除出队”等吓人的语言，这对初出茅庐的天赐来说当然不能不认真对待、谨慎为之的了。
天赐这小子，初中毕业就当小学教师，没学过教育学和心理学等有关专业知识。虽然文化功底较好，但如何将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必须掌握好一些适当的手段和方法。而天赐在这方的知识却全没有。他第一次登讲台时，尽管备课格外认真，什么生字注音呀，词语解释呀，段落大意呀，等等，都清清楚楚地写在本子上、课本里。但讲起课了，照本宣科，语言呆板。语音南腔北调，小朋友们不知道这个老师站在讲台上是在念经还是唱戏。学生听不懂，教室里吱吱喳喳地噪嚷着。下课后�
